司馬遷（約前145～前90年)，卒於公元前90年，56歲終。字子長，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今陝西韓城南），縣名，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誌序》）的自然環境裡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儘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後面沒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于於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徵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編輯本段]生平 生平簡介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誌序》）的自然環境裡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儘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後面沒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于於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徵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鑑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蹟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複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讚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編輯本段]祠墓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韓城市南10公里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於西晉永嘉4年。1982年2月，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位。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登其巔，可東望滔滔黃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長流，可謂山環水抱，氣象萬千。壯觀的自然形式和秀麗的風光，映襯出司馬遷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業績。 祠墓建築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東北方豎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書“漢太史司馬祠”六個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經太公廟至岔道口，坡南有平臺之地，建有新遷的元代建築“禹王廟”、“彰耀寺”、“三聖廟”等，現已闢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築物，上書“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馬遷德高如山，世人至為敬仰，從此迤邐而上，牌坊上書“河山之陽”四字，語出《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走完99級臺階登道就進入了祠院，祠院大門上書 “太史祠”寢宮，古柏參天，環境幽靜，置身其中，如登青雲，如臨仙境。[編輯本段]憶古思今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歷史內容豐富多彩，歷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歷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面對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瞭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其次是著眼於從歷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啟示。這種啟示，一是可以透過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一是可以從歷代史學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而對於後一個方面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讚歎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卷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臺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儘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闢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鑑，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絡和區別：因有聯絡，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瞭“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採、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湧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型別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留給後人許多啟示；這些啟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後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裡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啟示，著重於人們為什麼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麼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係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啟示。[編輯本段]補充資料 補註1：司馬遷出生年份的爭論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採用前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僕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遊各地回來後的事，那麼，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餘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後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遊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若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鑑》，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司馬遷生平經歷的爭議很多，出生年代是爭論最多的。 司馬遷擔任的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漢武帝設立的，也是他削弱丞相權力的權謀。太史公具體職權不同於西漢漢宣帝以後到東漢時期的太史令。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書》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他的女兒是漢昭帝丞相楊敞夫人，《漢舊儀》、《西京雜記》等記載直到漢宣帝時候，太史公這個職務才不再由司馬遷子孫擔任，所以也有認為司馬遷沒有被漢武帝判處宮刑，漢武帝這樣迷信的皇帝不會把自己為崇天敬神設立的太史公下蠶室。很多史料也記載李陵只是司馬遷薦舉任職，而司馬遷可能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就去世了。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公兼中書令，去世後他的子孫依然以世官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廢除太史公，降為太史令，取消了司馬氏世官太史的地位。 西漢的漢文帝時已經廢除了肉刑、相坐的刑法，司馬遷不論是因為替李陵辯解（並非詛咒貳師將軍），還是因為薦舉了李陵而獲罪，都不會被問死罪，而所謂漢景帝本紀言辭的問題也不存在，在當時史官是獨立於皇帝的，皇帝無權察看史官的記載，司馬遷記載的漢朝很多惡行實錄，都是在這種中國古代的史官特權下得以儲存下來，直到東漢時期皇帝才開始干預史官記載，設定蘭臺令史負責史書，不再讓太史負責記載歷史。漢武帝對太史是非常尊敬的，不僅提升為太史公，而且由司馬氏作為世官世襲，司馬談、司馬遷，以及司馬遷子孫一直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 補註2：司馬遷出生地的爭論 《太史公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陝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陝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後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後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並列陝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司馬遷（約前145～前90年)，卒於公元前90年，56歲終。字子長，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今陝西韓城南），縣名，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誌序》）的自然環境裡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儘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後面沒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于於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徵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編輯本段]生平 生平簡介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誌序》）的自然環境裡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儘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後面沒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于於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徵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鑑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蹟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複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讚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編輯本段]祠墓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韓城市南10公里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於西晉永嘉4年。1982年2月，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位。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登其巔，可東望滔滔黃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長流，可謂山環水抱，氣象萬千。壯觀的自然形式和秀麗的風光，映襯出司馬遷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業績。 祠墓建築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東北方豎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書“漢太史司馬祠”六個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經太公廟至岔道口，坡南有平臺之地，建有新遷的元代建築“禹王廟”、“彰耀寺”、“三聖廟”等，現已闢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築物，上書“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馬遷德高如山，世人至為敬仰，從此迤邐而上，牌坊上書“河山之陽”四字，語出《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走完99級臺階登道就進入了祠院，祠院大門上書 “太史祠”寢宮，古柏參天，環境幽靜，置身其中，如登青雲，如臨仙境。[編輯本段]憶古思今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歷史內容豐富多彩，歷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歷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面對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瞭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其次是著眼於從歷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啟示。這種啟示，一是可以透過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一是可以從歷代史學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而對於後一個方面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讚歎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卷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臺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儘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闢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鑑，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絡和區別：因有聯絡，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瞭“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採、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湧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型別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留給後人許多啟示；這些啟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後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裡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啟示，著重於人們為什麼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麼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係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啟示。[編輯本段]補充資料 補註1：司馬遷出生年份的爭論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採用前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僕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遊各地回來後的事，那麼，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餘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後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遊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若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鑑》，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司馬遷生平經歷的爭議很多，出生年代是爭論最多的。 司馬遷擔任的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漢武帝設立的，也是他削弱丞相權力的權謀。太史公具體職權不同於西漢漢宣帝以後到東漢時期的太史令。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書》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他的女兒是漢昭帝丞相楊敞夫人，《漢舊儀》、《西京雜記》等記載直到漢宣帝時候，太史公這個職務才不再由司馬遷子孫擔任，所以也有認為司馬遷沒有被漢武帝判處宮刑，漢武帝這樣迷信的皇帝不會把自己為崇天敬神設立的太史公下蠶室。很多史料也記載李陵只是司馬遷薦舉任職，而司馬遷可能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就去世了。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公兼中書令，去世後他的子孫依然以世官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廢除太史公，降為太史令，取消了司馬氏世官太史的地位。 西漢的漢文帝時已經廢除了肉刑、相坐的刑法，司馬遷不論是因為替李陵辯解（並非詛咒貳師將軍），還是因為薦舉了李陵而獲罪，都不會被問死罪，而所謂漢景帝本紀言辭的問題也不存在，在當時史官是獨立於皇帝的，皇帝無權察看史官的記載，司馬遷記載的漢朝很多惡行實錄，都是在這種中國古代的史官特權下得以儲存下來，直到東漢時期皇帝才開始干預史官記載，設定蘭臺令史負責史書，不再讓太史負責記載歷史。漢武帝對太史是非常尊敬的，不僅提升為太史公，而且由司馬氏作為世官世襲，司馬談、司馬遷，以及司馬遷子孫一直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 補註2：司馬遷出生地的爭論 《太史公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陝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陝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後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後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並列陝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