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量化”的考核方法是恰當的，可以便於管理和目標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些量化式管理顯然有悖常理，但是因為被納入了考核機制，如果完不成任務，相關當事人便會受到處罰。就這樣，“量化”這個管理方法被濫用，相關當事人在政策的脅迫下，不但替政策的制定者背上了黑鍋和罵名，而且自身權益也受到了侵害。
這又何嘗不是“量化”本身的悲劇。
事實上，在上級衛生部門最新一輪的考核中，鄭州某社群衛生服務中心仍然沒有完成任務，按照檔案的規定，這將會被扣分和督導。分析該事件本身，從大的層面看，全國各地將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療納入基層疾控體系，為制定相關政策而統計數量，是一件值得讚頌的事，但是在統計時，一定要實事求是，切實可行。
篩查精神病人居然也要搞任務攤派，找不到重性精神病人就完不成任務，就會影響到衛生部門對社群醫院的考評——在見多了各種任務攤派的中國，這樣的新聞難免會被歸為“絕對權力導致的絕對愚蠢”。顯然，這樣的工作方式是令人遺憾的；儘管納入考核客觀上會讓基層社群醫院更加重視精神疾病管理治療工作，但粗暴簡單的任務考核，卻事實上造成了“強拉精神病人湊數”的笑話。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將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療納入基層疾控體系，其實是非常必要的。這既有利於精神病人得到更好更及時的治療，同時也有助於減少類似精神病人傷人事件的發生。對很多家庭來說，家裡有一個精神病人是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很多精神病人得不到親人的有效照顧，要麼用鐵鏈鎖在某個陰暗的角落，要麼則任由其在社會上流浪自生自滅。
精神疾病不像一般的病症，對患者而言是一個絕對的悲劇，對社會而言又是一個潛在的隱患，非常需要政府部門進行有效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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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量化”的考核方法是恰當的，可以便於管理和目標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些量化式管理顯然有悖常理，但是因為被納入了考核機制，如果完不成任務，相關當事人便會受到處罰。就這樣，“量化”這個管理方法被濫用，相關當事人在政策的脅迫下，不但替政策的制定者背上了黑鍋和罵名，而且自身權益也受到了侵害。
這又何嘗不是“量化”本身的悲劇。
事實上，在上級衛生部門最新一輪的考核中，鄭州某社群衛生服務中心仍然沒有完成任務，按照檔案的規定，這將會被扣分和督導。分析該事件本身，從大的層面看，全國各地將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療納入基層疾控體系，為制定相關政策而統計數量，是一件值得讚頌的事，但是在統計時，一定要實事求是，切實可行。
篩查精神病人居然也要搞任務攤派，找不到重性精神病人就完不成任務，就會影響到衛生部門對社群醫院的考評——在見多了各種任務攤派的中國，這樣的新聞難免會被歸為“絕對權力導致的絕對愚蠢”。顯然，這樣的工作方式是令人遺憾的；儘管納入考核客觀上會讓基層社群醫院更加重視精神疾病管理治療工作，但粗暴簡單的任務考核，卻事實上造成了“強拉精神病人湊數”的笑話。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將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療納入基層疾控體系，其實是非常必要的。這既有利於精神病人得到更好更及時的治療，同時也有助於減少類似精神病人傷人事件的發生。對很多家庭來說，家裡有一個精神病人是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很多精神病人得不到親人的有效照顧，要麼用鐵鏈鎖在某個陰暗的角落，要麼則任由其在社會上流浪自生自滅。
精神疾病不像一般的病症，對患者而言是一個絕對的悲劇，對社會而言又是一個潛在的隱患，非常需要政府部門進行有效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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