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即關中（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之學，從地域角度而言，無論是張載之前的申顏、侯可，還是張載之後的呂大鈞兄弟、李復、範育、遊師雄、种師道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呂柟、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等，都是關中人，所以被稱為“關學”。如果就關學的內涵性質而言，它屬於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

關學創立之初，關中學子便積極追隨，其中以藍田呂氏兄弟最為踴躍。張載最早在關中講學時，首和者就是呂大鈞，接著，其兄呂大忠、其弟呂大臨都相繼拜張載為師。藍田呂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聞名遐邇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加入至關重要，為關學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使關學與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形成鼎立之勢。可是，在張載病逝後，三呂卻投奔到了二程的門下，靠近“洛學”，以致使關學一時冷落下來。好在還有李復、張舜民、遊師雄、种師道、薛昌等人堅持進行研究，才沒有使關學中斷。但比起三呂來，他們的著述較少。三呂的主要著作有《呂氏鄉約》《吊說》《克己銘》《呂藍田語錄》《中庸解》等。這些著作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元朝時期並不看重儒學，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後、丐之前，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是也。這種疏離狀態，使得儒家思想很難再登堂入室。這個時期，只有楊恭懿與其父楊天德、其子楊寅三代極力倡導關學的精神。他們祖孫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實學風格和為人“氣節”。於是有“楊氏三代”、“鬱郁遺風”之美譽。元代文學家姚燧稱頌楊恭懿為“西士山斗，學者宗之”。楊氏三代的努力，終於使關學在元代尚未失憶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

明朝以理學開國，使儒家書籍遍及天下，為關學振興開闢了一條坦途。據有關史籍記載，在明代中後期，關中的理學家竟達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呂柟。他與統治了百年的“陽明學”對衡，而盛讚張載、二程和朱熹的學說。晚年呂柟辭官回鄉，建立書院，培養學生，著書立說，撰有《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周易說翼》《禮問》《涇野先生文集》等，成為張載之後的關學大學者。另外，還有一位學者是馮從吾。他本來在朝做官，因對宦臣魏黨極為不滿而回到家鄉，二十六載閉門著書，著有《關學篇》《凝思錄》《辨學錄》等，為弘揚關學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謝邀，張載創立關學沒錯，但說二程繼承關學併發揚光大不準確，二程雖是張載的表侄，晚一輩，年齡差距並不大，而師承《愛蓮說》的周敦頤，在易學的研究上高於張載，可以說是張載的老師，另外在佛學的研究上二程的造詣也很深，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融儒釋道於一體，強調意識作用的心性之學，與張載的氣本論不是一個路數而自成一家，史稱洛學。容易引起這種誤解的原因是張載成名早，對二程有引薦之恩，這與學術淵源並無多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