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在西漢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設的音樂管理機構，執掌天子及朝廷平時所用的樂章。漢武帝時，樂府職能進一步強化，它除了組織文人創作朝廷所用的歌詩外，還廣泛蒐集各地歌謠，成為官方的采詩機構。兩漢樂府詩是指由朝廷樂府系統或相當於樂府職能的音樂管理機關蒐集、儲存而流傳下來的詩歌，其中的精華無疑是採自民間的詩歌。樂府民歌多“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所表現的也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敏感問題，道出了那個時代的苦與樂、愛與恨以及對於生與死的人生態度。樂府民歌深刻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體現了當時勞動人民的心態、願望和要求；從表現形式和藝術風格看，又多率真質樸，直抒胸臆，且高度口語化。《上邪》、《孤兒行》、《婦病行》、《東門行》等都是很好地體現了這些特點。《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詩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古代敘事詩的代表作。兩漢樂府詩對中國古代詩歌形式的擅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現了由四言詩向雜言詩和五言詩的過渡。
進入東漢以後，文人詩歌創作現新的局面，五言取代傳統的四言成為新的詩歌樣式，完整的七言詩篇也開始產生。東漢文人詩多數獨立成篇，還有一些附在賦的結尾，作為賦的一部分而儲存到今天。現在所知最早的文人五言詩是班固的《詠史》；張衡的《四愁詩》則是騷體整齊化後形成的七言詩，成為七言詩的一種初步形態。此外秦嘉的《贈婦詩》三首，是東漢文人五言抒情詩成熟的標誌。東漢文人五言詩有的作者，明確，也有相當一部分未著錄作者姓名。《古詩十九首》出自漢代文人之手，但沒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它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其基本內容是抒發遊子的羈旅情懷和思婦閨愁，如《涉江採芙蓉》、《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等作品，在中國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義，千百年來引起讀者的廣泛共鳴。《古詩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詩的典範，它長於抒情，卻不簡單、直接地表達，而是委曲婉轉，反覆低迴；其語言也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鍾嶸《詩品》稱它“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樂府在西漢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設的音樂管理機構，執掌天子及朝廷平時所用的樂章。漢武帝時，樂府職能進一步強化，它除了組織文人創作朝廷所用的歌詩外，還廣泛蒐集各地歌謠，成為官方的采詩機構。兩漢樂府詩是指由朝廷樂府系統或相當於樂府職能的音樂管理機關蒐集、儲存而流傳下來的詩歌，其中的精華無疑是採自民間的詩歌。樂府民歌多“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所表現的也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敏感問題，道出了那個時代的苦與樂、愛與恨以及對於生與死的人生態度。樂府民歌深刻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體現了當時勞動人民的心態、願望和要求；從表現形式和藝術風格看，又多率真質樸，直抒胸臆，且高度口語化。《上邪》、《孤兒行》、《婦病行》、《東門行》等都是很好地體現了這些特點。《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詩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古代敘事詩的代表作。兩漢樂府詩對中國古代詩歌形式的擅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現了由四言詩向雜言詩和五言詩的過渡。
進入東漢以後，文人詩歌創作現新的局面，五言取代傳統的四言成為新的詩歌樣式，完整的七言詩篇也開始產生。東漢文人詩多數獨立成篇，還有一些附在賦的結尾，作為賦的一部分而儲存到今天。現在所知最早的文人五言詩是班固的《詠史》；張衡的《四愁詩》則是騷體整齊化後形成的七言詩，成為七言詩的一種初步形態。此外秦嘉的《贈婦詩》三首，是東漢文人五言抒情詩成熟的標誌。東漢文人五言詩有的作者，明確，也有相當一部分未著錄作者姓名。《古詩十九首》出自漢代文人之手，但沒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它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其基本內容是抒發遊子的羈旅情懷和思婦閨愁，如《涉江採芙蓉》、《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等作品，在中國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義，千百年來引起讀者的廣泛共鳴。《古詩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詩的典範，它長於抒情，卻不簡單、直接地表達，而是委曲婉轉，反覆低迴；其語言也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鍾嶸《詩品》稱它“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