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時期。在戰國初年，各國新興地主階級在國內都進行了改革，建立起適應新社會的各種政治制度。這些制度，對封建社會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
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特點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權力集中於國君（秦統一後又稱為“皇帝”）的手中。戰國時期各國最高統治者的名號都改稱為“王”，秦、齊兩國後來連“王”也覺得不夠氣派，要聯合稱“帝”。雖然在各國諸侯的反對下，很快就取消了“帝”號，由此也反映出當時的大國國君，想凌駕一切人之上的心態。
對於王的權力，戰國末年範睢在遊說秦昭王時，對“王”字下了一個恰當的定義，他說：“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所謂“擅國”就是個人專斷國政。後來的秦始皇“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的極端個人專斷國政，就是這種制度所發展的必然結果。
戰國時期，各國最高統治者為了強化王權，採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１．將相分職，以削弱相權
春秋時期，國君之下地位最尊的是相（或稱執政、當國、令尹等），它兼掌文武，既是全國的行政首腦，又是軍事首腦，權力很大，被稱為國君的“副貳”。由此出現國君時時大權旁落，最典型的如魯的季孫氏，專斷魯國政，致使魯君“世失其權”。晉國六卿輪流執政，最後國家被三家瓜分。齊國的田氏久居相位，姜姓的齊國被田氏所取代。戰國時期，以這種手段而登上國王寶座的統治者，就十分提防他的部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危險，於是普遍出現將、相分職的制度。相專管行政，主內事；將主軍事，對外作戰。像趙國著名的廉頗和藺相如，藺相如輔助趙王治國，廉頗主軍對外作戰。
文武分職，不僅削弱了相的地位，而且將、相還可互相牽制，以便國王對他們進行控制，所以，尉繚子說：“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戰國時這種文武分職，不但是軍事、政治事務複雜，各需要專門人才方能就其事，更主是國王要分散相的權力，以便把大權集中在國君手中的一項重要措施。
２．實行璽印製、考核制以控制官吏的任免權
戰國時期的任官制是實行“勞有祿而食有功”的原則，與春秋時的世官制不同。像商鞅在秦國變法時實行“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吳起在楚國推行“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其爵祿”，目的是去無能之官，而“使有能”的人才任職。這樣，就出現“布衣卿相”的任官制度。像戰國時一些著名的政治、軍事人物張儀、蘇秦、孫臏、白起、王翦等，都不是名門世家出身。身背六國相印的蘇秦是洛陽城中一耕織人家子弟，他在遊說成功後說：“使我有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背六國相印乎！”他是為求生計，經苦讀成才而被統治者錄用。像蘇秦這類的人，有文化，稱為“文士”。而像趙國的廉頗、李牧，秦國的白起、王剪這些名將，皆因“善用兵”、“少而好兵”逐漸被提拔重用。這類武將也不是出身世家大族，他們因擅長武事，故被稱為“武士”。這些文士與武士就是戰國時各國文武百官的來源。他們與國君的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即用所謂的“忠”和“信”來確定，臣對君忠，君對臣信。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就是這個意思。
表示君臣關係的“信”物就是璽。璽的授奪權在國王，授璽就是授以官職的憑信，奪璽就是奪去官職，就是罷官。燕王噲在讓國於相子之時，“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載，三百石的年俸，是萬戶以下縣令及縣丞、尉級的職官。可見，直到縣一級政權的官吏，都是由國王親自授給璽印的。
為了掌握官吏的政績，建立了對官吏的考核制度。國王根據政績的考核結果，按其優劣或升或降或受懲處。
這樣，各級官吏只對國王負責，官吏的升降、去留皆操在國王的手中。
３．實行符節制以控制軍權
統率軍隊、指揮軍隊有“節”作為憑信，不始於戰國，在春秋時就已出現。《左傳》文公八年（公元前６１９年）宋國內亂，國君昭公被殺，大司馬公子為昭公黨羽，同時被殺，被殺時“司馬握節以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５４８年），鄭國在攻下陳國後，又讓陳國復國，鄭國的“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於陳國，鄭軍退回國。司馬所致的“節”，和宋國司馬死時握的“節”都是一種軍節。
進入戰國時期這種軍節得到普遍推廣，符節制度更加完善。從現存留下來的秦國軍節，就可知這種制度的概況。秦國軍節稱為“虎符”，其狀為伏虎形，上有銘文，分為兩半，底有合榫，右半儲存在國王處，左半發給帶兵的將領。軍隊的調動，據秦虎符銘文中載，５０人以上的軍事行動必須有存在國王處的右半來相會合，作為憑信驗證後，才能調發，否則便不準調發。如秦國杜虎符銘文雲：“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毋會符，行也。”符中稱君，是指秦國君。秦惠文君十四年（公元前３２４年）改元稱王，故杜虎符當鑄於此前。稍晚的新虎符銘文與此同，銘中“君”字都改作王。“燔燧之事”是指有烽火報警的緊急軍情，只有這種情況，才不合符。歷史上有名的信陵君竊符救趙所竊的“符”，就是調軍的符節。魏王把符節白日帶在身上，夜晚置於枕下，可見國王對軍權控制的牢固。信陵君透過魏王的寵姬夜晚竊出軍符，然後憑著軍符和假造魏王的命令，方從魏將晉鄙手中奪得軍權。國王把兵符的左半給予將領，以作為授給他兵權的憑信，這種國王與軍將間的授受關係，是建立在國王與將軍個人間的信任上的。荀子說：“合符節、別契卷者，所以為信也”。國王透過“合符節”這種嚴密的制度，就把軍權集中到手中了。
戰國時期各國的“王”們，透過這些措施，把軍政大權集中在手中。這樣，在中國剛進入封建社會的時候，伴隨著它的政治體制，就是專制的中央集權政治。
中國歷史上君主專制政體出現的時代很早，夏、商、周的國王們，就是這樣的君主。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體制，卻是開始產生於戰國，完成於秦的統一。
戰國時期的政治體制，是專制的中央集權制。所以與它相適應的職官制度是一種官僚政治體制。“官僚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和補充物”。戰國職官是一種封建的官僚體制，這套官僚體制機構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級。
戰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時期。在戰國初年，各國新興地主階級在國內都進行了改革，建立起適應新社會的各種政治制度。這些制度，對封建社會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
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特點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權力集中於國君（秦統一後又稱為“皇帝”）的手中。戰國時期各國最高統治者的名號都改稱為“王”，秦、齊兩國後來連“王”也覺得不夠氣派，要聯合稱“帝”。雖然在各國諸侯的反對下，很快就取消了“帝”號，由此也反映出當時的大國國君，想凌駕一切人之上的心態。
對於王的權力，戰國末年範睢在遊說秦昭王時，對“王”字下了一個恰當的定義，他說：“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所謂“擅國”就是個人專斷國政。後來的秦始皇“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的極端個人專斷國政，就是這種制度所發展的必然結果。
戰國時期，各國最高統治者為了強化王權，採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１．將相分職，以削弱相權
春秋時期，國君之下地位最尊的是相（或稱執政、當國、令尹等），它兼掌文武，既是全國的行政首腦，又是軍事首腦，權力很大，被稱為國君的“副貳”。由此出現國君時時大權旁落，最典型的如魯的季孫氏，專斷魯國政，致使魯君“世失其權”。晉國六卿輪流執政，最後國家被三家瓜分。齊國的田氏久居相位，姜姓的齊國被田氏所取代。戰國時期，以這種手段而登上國王寶座的統治者，就十分提防他的部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危險，於是普遍出現將、相分職的制度。相專管行政，主內事；將主軍事，對外作戰。像趙國著名的廉頗和藺相如，藺相如輔助趙王治國，廉頗主軍對外作戰。
文武分職，不僅削弱了相的地位，而且將、相還可互相牽制，以便國王對他們進行控制，所以，尉繚子說：“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戰國時這種文武分職，不但是軍事、政治事務複雜，各需要專門人才方能就其事，更主是國王要分散相的權力，以便把大權集中在國君手中的一項重要措施。
２．實行璽印製、考核制以控制官吏的任免權
戰國時期的任官制是實行“勞有祿而食有功”的原則，與春秋時的世官制不同。像商鞅在秦國變法時實行“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吳起在楚國推行“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其爵祿”，目的是去無能之官，而“使有能”的人才任職。這樣，就出現“布衣卿相”的任官制度。像戰國時一些著名的政治、軍事人物張儀、蘇秦、孫臏、白起、王翦等，都不是名門世家出身。身背六國相印的蘇秦是洛陽城中一耕織人家子弟，他在遊說成功後說：“使我有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背六國相印乎！”他是為求生計，經苦讀成才而被統治者錄用。像蘇秦這類的人，有文化，稱為“文士”。而像趙國的廉頗、李牧，秦國的白起、王剪這些名將，皆因“善用兵”、“少而好兵”逐漸被提拔重用。這類武將也不是出身世家大族，他們因擅長武事，故被稱為“武士”。這些文士與武士就是戰國時各國文武百官的來源。他們與國君的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即用所謂的“忠”和“信”來確定，臣對君忠，君對臣信。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就是這個意思。
表示君臣關係的“信”物就是璽。璽的授奪權在國王，授璽就是授以官職的憑信，奪璽就是奪去官職，就是罷官。燕王噲在讓國於相子之時，“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載，三百石的年俸，是萬戶以下縣令及縣丞、尉級的職官。可見，直到縣一級政權的官吏，都是由國王親自授給璽印的。
為了掌握官吏的政績，建立了對官吏的考核制度。國王根據政績的考核結果，按其優劣或升或降或受懲處。
這樣，各級官吏只對國王負責，官吏的升降、去留皆操在國王的手中。
３．實行符節制以控制軍權
統率軍隊、指揮軍隊有“節”作為憑信，不始於戰國，在春秋時就已出現。《左傳》文公八年（公元前６１９年）宋國內亂，國君昭公被殺，大司馬公子為昭公黨羽，同時被殺，被殺時“司馬握節以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５４８年），鄭國在攻下陳國後，又讓陳國復國，鄭國的“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於陳國，鄭軍退回國。司馬所致的“節”，和宋國司馬死時握的“節”都是一種軍節。
進入戰國時期這種軍節得到普遍推廣，符節制度更加完善。從現存留下來的秦國軍節，就可知這種制度的概況。秦國軍節稱為“虎符”，其狀為伏虎形，上有銘文，分為兩半，底有合榫，右半儲存在國王處，左半發給帶兵的將領。軍隊的調動，據秦虎符銘文中載，５０人以上的軍事行動必須有存在國王處的右半來相會合，作為憑信驗證後，才能調發，否則便不準調發。如秦國杜虎符銘文雲：“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毋會符，行也。”符中稱君，是指秦國君。秦惠文君十四年（公元前３２４年）改元稱王，故杜虎符當鑄於此前。稍晚的新虎符銘文與此同，銘中“君”字都改作王。“燔燧之事”是指有烽火報警的緊急軍情，只有這種情況，才不合符。歷史上有名的信陵君竊符救趙所竊的“符”，就是調軍的符節。魏王把符節白日帶在身上，夜晚置於枕下，可見國王對軍權控制的牢固。信陵君透過魏王的寵姬夜晚竊出軍符，然後憑著軍符和假造魏王的命令，方從魏將晉鄙手中奪得軍權。國王把兵符的左半給予將領，以作為授給他兵權的憑信，這種國王與軍將間的授受關係，是建立在國王與將軍個人間的信任上的。荀子說：“合符節、別契卷者，所以為信也”。國王透過“合符節”這種嚴密的制度，就把軍權集中到手中了。
戰國時期各國的“王”們，透過這些措施，把軍政大權集中在手中。這樣，在中國剛進入封建社會的時候，伴隨著它的政治體制，就是專制的中央集權政治。
中國歷史上君主專制政體出現的時代很早，夏、商、周的國王們，就是這樣的君主。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體制，卻是開始產生於戰國，完成於秦的統一。
戰國時期的政治體制，是專制的中央集權制。所以與它相適應的職官制度是一種官僚政治體制。“官僚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和補充物”。戰國職官是一種封建的官僚體制，這套官僚體制機構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