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尊儒術的提法主要是應對道家勢力，更主要的是針對道家勢力中的法家。

秦王朝以前，是政教合一的周王朝，負責宗教管理的是道家，是國家的貴族階層，負責行政管理的是儒家，是國家的平民階層。

所以民間“尊師重道”的意思，尊敬老師的第一源頭的老師，重點在於道家，道家的“師”是居於首位的。

道家的治世理想是老子《道德經》提出的“無為而治”。

為了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當時有並稱獲得老子真傳的兩大隔世傳人。

一是莊子，他提出了“君無為，而臣有為”，基本就有古代一元制“君主立憲”的味道，實質就是讓帝王成為純粹的宗教信仰，而讓帝王的臣子負責世俗事務，類似於英王與首相的關係。

一是韓非子，他提出了“君無為，法無不為”，基本上則是古代二元制“君主立憲”的主旨，實質則是讓帝王既是宗教領袖，又是政府首領，“法”的原則統一指揮引領國家，這樣來實現“無為”，由於重視“法”的作用，所以被稱之為“法家”。

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法家獲得了帝王的信任，他們希望透過“法”這個秘籍來實現“無為”，結果導致傳統儒教的道家勢力的反對，最終法家鼓動秦始皇實施了“焚書坑儒”，將黃老學術體系中傳統道家源自黃帝的聖典《道經》被焚之一炬，非傳統道家源自老子的《道德經》及《韓非子》登上思想的統治地位，實現了一種政教合一的類似於二元制“君主立憲”的統治模式，秦始皇覺得自己曠古絕今，獨霸宇宙，所以自名為“皇帝”，就是“大大神”的概念，也成為民間“玉皇大帝”信仰的思想來源。

隨著道家人物為儒教事業殉道，上古儒教被滅教，儒家勢力蛻變為更低等的“吏”，相當於被搶了飯碗，他們不得不進行了蟄伏，以待改變自己被統治地位事件的發生。

影響歷史程序的歷史事件是秦始皇巡視天下過程中的突然駕崩，由於接班人胡亥過於年輕，政治經驗嚴重不足，導致國家管理體制由古代的二元制“君主立憲”向一元制“君主立憲”傾斜，趙高這個類似於古代“議長”身份的大臣透過“指鹿為馬”形成了專權，又劃過“君主立憲”，成為封建社會的專權模式。

其後，趙高推動的專權模式被推翻，道家勢力再次湧回朝堂，既然“君無為，法無不為”的模式行不通，他們又開始了“君無為，而臣有為”的治國模式的宣揚。

結果道家的改弦更張遇到了一代強人漢武帝，他為了一勞永逸的杜絕道家產生專權模式，與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勢力合作，成功將道家勢力拉下神壇，使其走入民間，在遠離中原的四川巴地，轉變為道教。

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就此被冊封為新的儒教教主，至聖先師，由此奠定了新儒教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

在新儒教的奪權過程中，其學會了法家的狠辣手段，儒家平民學問的柔性為主的特性也沾染上了強硬的部分特性，所以包容性雖然很強，但也有排除異己的功利性了。

恰恰相反，儒家思想是相當排外的，根本沒有包容性可言。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對政治對手的打擊是相當殘酷無情的。這點可以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可以看出儒家仕大夫的殘忍狠毒。鎮壓太平天國有滿族人嗎？幾乎沒有。就是漢族人的內鬥。也可以說是兩種思想體系（儒家學派（儒教）和外來的天主學教派）的鬥爭。儒教為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在中國的一家獨大，可謂是手段極其狠毒辛辣的打壓另一個思想派系太平天國的天主教派系。有人肯定不會同意我的觀點說太平天國運動是爭取政治權利的軍事運動。但我要說，曾國藩能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成功就是運用的儒教思想為武器的。他能夠說服眾人跟隨他鎮壓太平軍就是透過對民眾的思想灌輸——說太平天國是外來思想要打壓本土的儒教思想。

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現代政治思想、現代科技思想、現代商業經濟思想，這都是因為儒家思想的排外性所至。

儒家包容性很差

它的基本思想是封閉排他的

什麼思想包容性強呢？

科學

允許各種探索假設研究辯論

目的是尋找真理

而儒家是固化自己的認知

提出和諧等級社會目標

就從研究人的本性角度

也是固執的

而不是開放的。

中庸——

不走極端

不唱高調

這個主張不錯

但儒家思想貫徹兩千年

你看官員出門

鳴鑼開道

舉牌肅靜

衣錦還鄉

鑼鼓喧天

鞭炮齊鳴

唯恐錦衣夜行

有用嗎？

且不說儒家主張的道德是否正確

但失去法律的約束

而以道德治官治民

則偽君子遍地。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推出

無非方便洗腦

避免教育被幹擾

本質是愚民。

儒家思想說什麼包容性，其實修書修來的，儒家硬往自己臉上貼金！如，禮，儀，智，信，仁，義，廉，恥，忠，孝，遠古就有的。有人，就有道德範疇，道德屬於世界性，世界人的，不是儒家思想獨有，獨創的。有文明，有是非觀，時代不同，道德範疇，定義不同，適用性不同，人為了過美好生活，不斷成為新的願望，成為大眾意願，成就一種價值觀，一種道德範疇，如齊家，華人美好願望。齊家不但適用我們，也適用世界人！

儒家思想提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一看？儒家思想多大欺騙性，沒有平天下，如何治國，沒有齊家，如何修身，有子，有女，兒孫滿堂，無慾無求，不用爭，不用奮鬥，才能修身養性！修書修出來思想，連排序都搞錯得，說什麼包容性，這就是包容性嗎？把別家東西，修到自己身上去。百家爭鳴，才是包容性。儒家思想獨尊，統，這是包容性嗎？這是霸道，權力控！忘了，①，平天下，是兵家思想！②，治國，是法家思想！③，修身，是道家思想！④，齊家，是大眾意願，屬於道德範疇！儒老，儒少為了獨尊，統，而修書，不是包容性，而是偷人成果，成全自己！

儒家把傳統六藝文化散入尋常百姓家，是六藝話語權人民化的偉大舵手。但是儒家狹隘思想在倡導自覺包容性的同時，也不自覺的禁錮了六藝之外的百工科學技術發展空間，導致自然科學技術在夾縫中畸退式發展著，或被擠入道門（例如無機化學），或被楔入方數（例如易學的圖譜分支），或任其消亡（在當時業已損失了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業叢集，例如紡織染整業、戰車制蓋業及其上配備的原始GPS計步器等）。總體來說，儒學以文化強國之民俗，又以文化弱國之科技，應多加辯證來看待來思考，來充實來完善。

這個問題其實不必問也不必回答，你既然問了，說明你對於儒釋道三者沒有一定的瞭解。建議你去讀讀三者的衍變過程，你就明白了。

在中國古代人文思想中，處事方法首推孔子倡導的中庸思想。這種思想深深積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為具有民族特色的為人處事原則。

據考證，“中”和“庸”的觀念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而“中庸”合稱，成為一個基本範疇則始於孔子。“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說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修養和認識原則；二是說中庸的起源很早，中斷已久，在當時已經很罕見了。由於知識水平有限，我還未能對儒家的中庸思想有全面系統的理解，將僅從以下幾個方面談一下我的認識。

一、何謂中庸？

古語中，所謂中有中正、中和兩層意思。所謂庸，即是用、即是常，就是規律。漢代鄭玄在其《禮記·中庸注》中指出：“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者，用也。”到了宋代，理學大師程顥和程頤兄弟則進一步指出：“不偏之謂之中，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集·遺書》卷第七）這裡所講的“不易”，明顯暗指在變動不定的自然和人生背後，存在著一個永不變更的常數，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和與中正當做常道加以應用的高明之道。到了南宋，朱熹更提出“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禮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只是到了晚年，他的看法又有所改變，認為中庸體用自足，中和已包括在中庸之中。總之，“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以誠、以寬、以禮待人；不偏聽偏信，也不搞放棄原則，而要以社會的利益為重，高瞻遠矚地、全面地觀察和處理問題。”（《中國傳統人文思想解讀》）

二、中庸之道之“時中”

孔子認為，君子做事能夠符合中庸的道理，小人的所作所為完全違背中庸的道理。原因就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時中章》）也就是說，君子對於中庸的理，能時時省察，做到隨時而異，適中不偏。小人對於中庸的理，任性妄為，肆無忌憚。君子能用中和之道，所以說君子中庸。舜是運用中庸的能手，所以成為聖人。在此，可以把“時中”理解成“適度”，也就是事物的均衡性或者說是行為的適度性。 在《論語》中記載，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何評價另外兩個弟子。孔子說，這兩個人，一個太過，另一個不及。子貢又問，過比不及好一些吧？孔子回答說“過猶不及”。就是說，過與不及這兩個極端的後果和失誤都是一樣的。只有脫去極端，以“適度”的準則，既無“過”又無“不及”，方為中庸之道。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孔子對“過”與“不及”都加以排斥，他所倡導的中庸，應該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並且牢牢的把握了恰到好處的中正處，即堅持了“適度”的原則。那麼，如何找到一個適合的“度”，做到“時中”呢？《中庸·大知章》中，有一段孔子對中庸的經典解釋。孔子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孔子認為，中國古代的那些聖君明主，他們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擁戴，在於他們能夠做到隱惡揚善，把握過與不及的兩端，採用中庸的辦法來治理國家、安撫百姓。他把中庸視為個人修身養性的基本準則，並把它當作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要想避免兩端，首先就應該把握兩端，亦即“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不走極端，而取中間，使兩端既互相補充，又互相制約，如果只顧一端，不顧另一端，那就成了極端主義，其結果就是過猶不及。把握兩端之後，經過度量便可以找到不寬不嚴、不重不輕、不隆不簡的中點，這個中點就是“適度”。在儒家看來，合於“度”的要求，才恰到好處，歷代聖君明主和有德之人，都具備這種合於“度”的中庸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踐履。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言論可以體現，比如“學而不思則罔，死而不學則殆”，就是強調學與思的結合，反對只學不思和只思不學兩個極端，而要把握事物之度。

三、中庸之道之“和”

《中庸》中有一段關於孔子、子路論“強”的記載：“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極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孔子認為，南方人以“寬”或“柔”為強，北方人以果敢或“強”為強，都是有偏頗的。如果能處於二者之間，以中庸之道為核心來體現強，才是一種真正的強，才是君子之強。從這段記載，不難看出，孔子的中庸要求將幾種原則或思想調和，相互補充、相互制約，這與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辯證法有所不同，中庸之道更加強調兩者之間的制約，而非兩者的轉化。它包含著一種思想，即任何事物或行為都包含著兩個相互對應或對立的方面，只有當這兩個對應或對立的方面處於平衡狀態，也就是“和”的狀態時，事物或行為才屬於一種最合理、最完整的境界。這種制約平衡原則在孔子“仁”和“禮”、“忠”和“恕”等思想中都有所體現。如果按中庸的思想，那麼，就不能單純行“禮”而不顧“仁”，也不能單純行“仁”而不顧“禮”，相反地，應該是行“禮”時考慮到“仁”的制約，行“仁”時考慮到“禮”的制約。這樣才是符合“仁”“禮”的中庸，才符合中庸的“適度”原則。我認為中庸思想中的制約與調和最明顯的體現就在於“和”的思想上。禮是用來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如果過分強調尊卑等級，就會使階級矛盾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在推行“克己復禮”的同時，又主張“和為貴”，透過引進“和”這種平衡性原則，以求達到中庸之道。再比如“和而不同”的思想，它本身就是中庸的一種體現。孔子認為“和而不同”是君子所應促成的理想目標，因此力圖把這個原則貫徹到生活實踐的方方面面，以期達到“和”，即達到相容兩端，以求恰到好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也就是說，人們應該為了事業和而不同，不要為了個人的面子、尊嚴而諂媚邀寵、搞同而不和。因此，孔子思想中的對立面之所以能並行不悖，共同支撐其學說，離不開起制約和調和作用的中庸思想的平衡。也許正是依靠在極端中尋求平衡，儒學才能異於其他學說，幾千年來長久的流傳下來而不中斷。

四、中庸之道與折中主義

基於以上闡述，那麼，中庸是否等同於折中主義呢？以前上高中的時候，對中庸思想，或者說對孔子有一些誤解。儒家思想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才確立其正統思想地位的。儒家學說強調“仁”，而春秋戰國作為社會大變革時期，統治者所需要的是富國強兵之術，而非仁義道德。在如此“以攻伐為賢”的戰亂時期，“仁”的思想何以立足？也就是說，從儒學建立一直到漢武帝之前，儒學都是不被統治者重視的。而且，當時學高中歷史，老師講到近代史時，有一段材料是講述中庸思想的：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大學一學生曾在其文章中批判中庸思想：“中國人有一最大通病，即人人皆好自居中庸，而不肯稍出偏激而已……中庸者何？不問時勢之是否，不問事理之是非，而惟持一中立調和之態度。成則居其功，敗則不任其責。”基於以上考慮，我一度以為中庸思想是孔子在亂世中向君王邀寵、得以生存的手段，也是傳統思想中遺留下來的中華民族的劣根，即八面玲瓏，左右逢源的處事原則。但後來發現，中庸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模稜兩可的折中主義，中庸是講原則的。在前面提到過，“仁”和“禮”是符合中庸思想的，同樣，中庸思想也離不開“仁”和“禮”。孔子說：“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記》）所以，中庸的原則就是“仁”和“禮”。在《關於中庸之道》一書中作者提到，中庸之道的真諦就是“不為拘泥，不為偏激，尋求適度、適當”，中庸之道“不是模稜兩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而折中主義是無原則可言的，它什麼也不堅持，一切都遷就。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對“好好先生”的，並把它作為社會倫理秩序的最大敵人，居於兩者之間而又不改變自己的立場才是中庸之道的精義，它對矛盾的駕馭和超越並非簡單的折中！

漢代初期，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相當激烈。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漢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因為實行了這種廢除別家的思想，推崇儒家思想的統治政策 。

漢武帝時因為多年來的休養生息政策，國家實力逐步強大。統治者可以改變無為而治的策略，開始有所作為。董仲舒提出了這種方略，以統一思想，並且為政策尋找合理解釋。他改革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宣揚統一。被皇帝接納。所以獨尊儒術了，其他家的思想被拒絕在國家的主流思想之外。

影響與作用：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儒家思想經歷夏、商、周，近1700年的孕育和發展，在春秋末期由孔子創立。按孔子生卒年份推定，如果儒家思想有一個創立年份的話，應該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儒家思想創立後地位一直不高，春秋末期和整個的戰國時期，儒家思想不過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而且還是座冷板凳的學說，遠不比法家、縱橫家混得風生水起。儒家的經典還被秦始皇焚了一把，但秦始皇並沒有坑儒，準確的說秦始皇坑的不是儒，而是江湖術士或裝神弄鬼的騙子。

漢初實施黃老思想，休養生息、培養元氣，實現了民富國強的文景之治，這已經是孔子創立儒家思想體系250年之後了。

漢武帝繼位後自然也關心國家的長治久安，問：天下為什麼會亂？如果天下亂了怎麼治理？治理了以後又怎麼能永享太平？

董仲舒說：國家亂的原因就是思想不統一，諸子百家各說各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哪家是名門正派，那家是歪理邪說，皇帝也無法對子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進行統一的規範，難以實施標準化、制式化管理。

董仲舒接著說：“愚臣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於是漢武帝對博士——即皇帝的智囊團進行了洗牌，撤銷原團隊中算命的、解夢的、觀天的、搞機械的、煉丹修仙的、研究形式邏輯的、寫小說的、搞農藝的、搞間諜和外交的等席位，清一色由治《春秋》、《詩經》、《尚書》、《禮記》、《周易》的學者擔任，設立五經博士。雖然罷黜了百家，但即未焚書也未坑儒，只是任由其在民間發展而已。獨尊儒術的結果是儒家在朝，他術在野，但這一個在朝，就網羅了幾乎全部的才俊死心塌地走上儒學的道路，這是導向的作用。

首先看儒學是不是包容性很強。我個人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百家爭鳴時代，各學派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政治治國類的學派，另一類是專業功能性的學派。前者比較典型的是儒家，道家，法家。後者比較典型的是兵家農家陰陽家。墨家兩者兼備。陰陽家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不是很濃重。政治治國類的學說相互之間鬥爭非常激烈，並不存在包容性。孔子時代，他的學生就和其他各個學派進行辯論。到了孟子時代，各學派相互之間的爭論更加激烈。從文獻上看，孔子時代的儒家文獻相對來說還比較客氣，對大部分學派雖然有批評，但用詞相對合理。到了孟子時代，對於其他學派的批評，就顯得非常的過火，站在中立的角度來看是明顯有偏頗的。這種語言上的日益激烈反映了學派之間鬥爭的強化。

其次，中庸之道確實是儒家一直推崇的一種治國理念和方法。但在實際執政的時候，儒家也未見得不心狠手辣。孔子在魯國執政以後，就立即下令誅殺少正卯。這個人是孔子的政敵。在當時魯國的思想文化界也很有影響力。至於理由，孔子給出的解釋非常牽強，難以令人信服。一點沒有後世書生的仁義。孟子一生流亡多國，但從來沒有真正掌握權柄，所以也就沒有機會做這樣的事，因此也不好評論。可見孔子也是有兩副面孔的。在這件事情上，不管後世儒生如何為孔子辯解，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這件事情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謀殺。孔子是理虧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謂的中庸之道只是一種理想化的執政理念，在現實環境中，必定要退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種利益計算之下的政治鬥爭。孔子的手段同樣狠辣。從這個角度上看，儒家是很虛偽的，遠不如法家實在。

最後，獨尊儒術這根本原因是因為儒家推崇等級制度，有助於鞏固在位者的權力。和儒家的所謂思想優點的關係不大。和中庸之道的作用也不大。其實就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古代長期實行的是陽儒陽法的統治政策。也就是在思想觀念上鼓吹儒家，但在實際行政運作上實行法家體制。原因很簡單儒家能夠唱高調，但是做不了實事。法家能夠做事，但是理論上過於弱，面上不好看，不如儒家虛偽。

儒家是一個人群階層，儒學是一種學說，因此精確些說應該是“儒學”。儒學作為歷代統治者最喜聞樂見的治國方略，到如今有追捧者，有怒斥者。

既然是一種學說，就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既然是不斷的發展完善，就會有人不斷的增添新東西進去。不同時代具體情況不同，各個朝代執政者所推行的儒學內容當然也有不同，但是用儒的目的出奇的一致，儒家學說對於掌握權力、穩定社會效果是最好的。

儒學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先秦時期，百家爭鳴，這個時期各國統治者是看不上儒學的。以致於孔夫子周遊列國找不到工作。因為當時各諸侯國的主要矛盾是國與國之間的爭鬥。儒學這種著重於思想潛移默化的效果，顯然比不上更加直接、明確於制度的法家。結果證明各國君主的眼光準確，貫徹施行商法的秦國取得了最後的成功。

秦朝時因循前法，而到了漢代，因為長期戰爭，民生凋敝，國力萎靡。漢武帝之前將道家學說引入治國理念，精髓是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國家逐漸強盛起來。

獨尊儒術是在漢武帝時期，當時有位儒學大家董仲舒，創造性的引入“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大一統”等全新元素。所有這些，能夠集權於皇帝，能夠強化皇權的合理性、權威性，也能夠控制天下人的思想，實用性很強，深得漢武帝的青睞。

其實此時的儒學，已經並非單純的儒學，而是多種學說的結合體，儒學的倫理道德，法家的強力制度，道家的權術運用，相輔相成，遠非之前的儒學突出思想，疏於實用。

從此之後，儒學、包括從各家學說中萃取出的利於統治的精華部分，被完美的糅合在一起，成了歷代帝王們最愛的政治工具，被尊為治國正統，無往不利。

但凡腦子正常的統治階層們，為了江山能薪火相傳，也是煞費苦心，用的都是千挑萬選不斷升級改造的“大殺器”。儒學發展到封建時代後期，漸漸淪為治國工具，背離了開創者的初衷。

出於統治者的需要，將百家雜糅進儒家，他們費盡心機想用儒家的教義來解釋百家。

漢代董仲舒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候，自然是對儒術進行了一番整理，所以我們才覺著儒術的包容性很強，好像什麼都有，其實只不過是罷黜百家之後，百家的精髓換了儒家來展現，事實上並沒有真的消亡。

其實中國的大多數文化，包容性都很強，並非儒家所獨有。

儒家從本質來說，還是積極入世的。但是不得不說的是，當時的統治階層是需要一個媒介來統治人心，儒學剛好適合。孔先生講，儒家以禮為本，這個禮恰恰符合君權神授的需要，所以與其說是獨尊儒術，不去說是獨尊禮術。

答:什麼叫"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也叫作"過猶不及″。當社會上的人做事超出儒家的忍耐程度時，儒家也會下手得，在歷史上，有些寺廟霸佔田產，顧用村民給廟裡做莊稼，逃避國家稅收，儼然一個以廟以中心的小皇帝一樣，當時國家就開展殺和尚運動，這是明顯的罷黜百家，獨尊儒朮表現。…………歷史上之所以要罷黜百家，獨尊儒朮，就在於佛教的人生希望在下一世，而不在這一世，那麼，佛教這一群人像行屍走肉一樣，只會消費國家資源，說起理論來一套一套得，那統治階級要這理論幹啥？要這一群人幹啥？？？…………從道教來說，他們遠離人群，在無人煙的名山大川居住，不問世事，還要浪費社會資源，說話還一套一套的大道理，既然不能給社會帶來益處，那乾脆費掉算了。

當代同胞文化之貧瘠，認知之淺薄，思辨之紊亂，已然瀕臨文革以來最為悲慘狀況。

回望儒家思想文化，並非遊逛效能決定銷路、市場決定價值的超市便利店。漢武帝立意“獨尊儒術”，與“中庸之道”何干？與孔老夫子何干？歷朝歷代帝王，尊孔抑或批孔，鑲金抑或掘墳，維持統治而已，愚弄百姓罷了，

可憐百姓，尤其生活拮据朋友，不明究理反而自以為是，鄙夷孔孟，不屑國學，反對西方，膜拜聖賢，最搞笑的，偏偏要以愛國者自居，還不許意見相左者說話。

其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來的。他還提出了“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目的是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和利益，維護統治根基的穩定。

個人覺得，是因為儒家思想當中包含的“三綱五常”（三綱包括：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包括：仁義禮智信），還有孔子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有利於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符合統治階級和統治者本人的需求。所以會被重點倡導、重點利用。

儒家思想涵蓋的內容廣泛。而統治階級只挑選了對於他們自己最有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