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明朝後期，有幾個原因，第一，從名神宗開始，皇上幾年不上朝，都有東廠，錦衣衛，宦官太監，把持朝政，他們對幹國忠良，排除異己，我神州大國明朝，人才濟濟，可是宦官當道，有才，發揮不出作用，你看看大明史，魏忠賢把持朝政，人稱9000歲，殺了多少，忠梁，再有，滿族的興起，努爾哈赤，利用大明朝內亂之機，迅速擴張，統一了整個東北，平了北韓，當時滿族滿清，兵力很少，可是，齊心協力，成了氣候，再加上農民軍起義，打擾了明朝的，計劃，崇真，皇帝上臺以後，殺了9000歲魏忠賢，力王狂瀾，兢兢業業，可是朋友們，大廈將星，大明朝風雨飄搖，傷痕累累，就是神醫，諸葛亮在世，劉伯溫復活，難以扭轉乾坤，所以說，就是用誰？難以扭轉局面，在歷史的長河當中，魏徵對李世民說話，水能載舟，也可覆舟，在平常百姓生活當中，百姓吃飽了，不會有什麼想法？只有在走投無路時，各地揭竿而起，這個就是歷史的現象和必然，所以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本人水平有限，向各位老師學習，不斷前行，謝謝大家

因為這個王朝終究是亡了，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或背景，末代君王大臣的努力都成了無用功，如果王朝還能夠延續百年，那又何來的“王朝末年”呢？

王朝滅亡原因彙總

自脈絡清晰的春秋開始，各個國家或王朝的亡國原因可謂五花八門。

東周因分封導致地方勢力坐大；

強秦因迷信法家思想而不適應新的大統一時代；

新莽因不合時宜的改革；

東漢因黃巾導致地方割據；

南北各朝因世家大族勢力過於龐大而屢屢“禪讓”；

隋因為試圖對世家下手操之過急加之楊廣好大喜功而群起而攻之；

唐因外強中乾的武力失控；

五代沿襲殘唐因藩鎮勢力過大武將奪權頻繁；

▲慘烈的崖山海戰

北宋亡於地緣和胡鬧，南宋則亡於大勢；

元朝亡於融入漢文化不足，卻學會了奢侈和享受；

剛明亡於內外交困的全面崩盤；

晚晴則死於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拒絕變革。

當然上述只是筆者讀史的感官映像，不見得多全面，但體現了一個本質：王朝興衰如同花開花謝，總有終結之時。

興亡週期率的背後操縱興亡週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都會經歷興衰治亂，往復迴圈呈現出的週期性現象。

從哲學上而言，萬物皆有始有終，具備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歷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巔峰意味著衰落的開始，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永存。大到宇宙的源起和毀滅，小到物種的進化和滅絕都，況乎一個短短不足三百年的王朝呢？

▲盛唐氣象終敵不過“漁陽顰鼓”

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歷史週期律的推手，具體表現為以土地為代表的財富過度集中，從而導致大量具備生產（造反）能力的貧民一口飽飯尚不可得，進而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週而復始。

改朝換代意味著人口被消滅大半，曾經的土地財富佔有者多被從肉體上消滅，於是由開國之君開始，到二世三世勵精圖治、布仁施德休養換來一片盛世，然後又將沿襲之前的套路陷入土地兼併和財富集中不可自拔。

這就是興亡週期率執行的基本原理。如果不著重於社會總體秩序的改良，那麼崩盤的一天總會來臨，區別只在於早晚而已。

其實每個王朝都做足了功課

任何一個都是建立在前代的廢墟之上，各自都少不了一番感嘆和總結，感嘆於朝代興亡和自家立國的不易，總結過興亡經驗，在立國之初的制度設計上下一番功夫。

以秦國為例，商鞅變法的確奠定了統一天下的基礎，但秦穆公的王道同樣曾經使秦國強大過，我們不能說法家行能夠證明別家就不行。

學貫百家的商鞅在推銷法家的“霸道”之前，商鞅用兩天分別講了五帝的“帝道”和周朝的“王道”，結果聽得嬴渠梁昏昏欲睡，差點把他趕了出去。但一說新式法家的“霸道”，秦王則如同打了雞血，兩人聊了三天三夜。

但出了皇宮，我們可以聽聽他怎麼跟獵頭（寵臣景監）怎麼說的吧。

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史記.商君列傳》

長久的我管不了，畢竟沒點德性積累的秦國如何能在幾十上百年成為帝王呢？我的“疆國之術”（法家強兵富國之法）肯定能成功，但要說朝代的德行和壽命怕就比不了商周了。

因此應用法家變法的秦國如同吃了一副虎狼之藥，待到藥效穩固之後這藥效的後勁任誰都去不掉了。華麗變身之後的秦國殘暴、嗜血而毫無信義可言，唯依靠強大武力而已。

鯨吞六國之後很快就消化不良，陳勝吳廣一句“失期者斬”的謊言就能造成燎原之勢，這難道不是秦國兩百年不良形象和秦始皇的暴虐所帶來的嗎？

商鞅給出了神預言，大秦亡國的隱患自變法伊始就深深埋下，一味責怪胡亥和趙高是說不過去的。

而西漢立中國產生有兩個成語“漢隨秦制”和“蕭規曹隨”，劉邦看到了秦國制度對於大一統帝國的好處，所以很快放棄了“約法三章”而全盤接收秦國法律，但明面上做了很大的改良，加之文景二帝數十年休養生息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使得漢成為了所有心中的正統。

所有人被漢家皇帝忽悠了百多年，知道漢昭帝對迷信儒家的太子說了這麼一段話：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用了上百年且行之有效的“外儒內法”，卻被一個頭腦單純的漢元帝一朝廢棄，這也是儒家坐大和王莽篡位的前期原因，40年後，西漢卒。

說了秦漢的兩個例子，是告訴大家，皇帝寶座永遠有人惦記，歷史週期律也無處不在，王朝滅亡不全是君王的問題，而是一定會走到走一步，只是各自的行程不同而已。

也不是沒有中興之主

中興的帝王還是有的，推倒重建的劉秀不算，但力挽狂瀾延續百年國祚的還是能找出兩個。

唐憲宗李淳

在位短短十五年期間，他勵精圖治，重用韓愈、裴炎、李愬等忠臣良將，改革弊政，勤勉政事，力圖中興，從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重振中央政府威望，史稱“元和中興”。

舉個例子，隨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蔡州”奇襲典範之後，各個觀望中的藩鎮紛紛上表臣服，或親自入朝當官，或遣子弟入朝，一舉結束了安史之亂後的半個世紀的藩鎮割據，後來的亂象那是黃巢帶來的。

只此一條，他就將唐朝國祚延續了一百多年。

漢桓帝劉志

“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三國演義第一回》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諸葛亮《出師表》

在小說和正史裡的劉志可謂聲名狼藉，其實主要原因在於他是第一次“黨錮之禍”的主要當事人，得罪讀書人的下場向來如此。

▲小說和影視裡永遠都那麼猥瑣

劉志放蕩是真，也極有能耐，漢代給先皇諡號想來考究，絕無是唐以後掌權者說了算，基本上還是客觀公正的。

闢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闢土兼國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亟成功曰桓；克敵服遠曰桓；能成武志曰桓；壯以有力曰桓。

“桓”可不是什麼惡諡，相反是對一個君王的高度評價，他是漢朝人民眼中的齊桓公再世，且看他幹了些什麼吧。

擺平外戚：作為被外戚扶植上位的皇帝沒當傀儡，反而與是宦官共謀，透過堂堂正正的罷免和追殺將以“跋扈”聞名的梁冀治得服服帖帖。這比康熙小狐狸（當年還小）的孤注一擲來的解氣得多。

倘若不是雄主，怕也難逃曹髦的命運。

平定羌亂：簡單點說用對了人，段熲將羌族各部落幾乎屠殺殆盡，這才讓他們從此服服帖帖，要知道，之前為了鎮壓他們，漢朝花了250億錢，死了數十萬人都沒搞定。

四方蠻夷都被整的不敢動彈，大漢的權威至此到達頂峰。

▲賣官鬻爵在他兒子靈帝手裡達到巔峰

劉志毛病也不少，比如開了賣官鬻爵的先河，還立了一個昏庸的太子，但如果沒有黃巾起義和董卓入朝的意外，東漢其實命不該絕，以至於千年以後還留下一句“獨漢以強亡”的感嘆。

兩位帝王都是“中興之主”的不二人選，他們繼位之時國家已經遊走在了滅亡邊緣，一不留神他們也會成為亡國之君或者亡國之君的父親。

殊途同歸

哪怕能續命百年，王朝終歸還是要亡的，“積重難返”四個字對於普通人而言太重了，筆者認為每個王朝都有續命的機會，但他們未能趕得上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或者說在位皇帝多多少少都有些資質不夠。

▲一個沒死明白的亡國之君

比如說崇禎，除了勤政一條優點之外，他猜忌、殘忍而吝嗇，是一個最不好伺候的主，孫承宗、熊廷弼、袁崇煥、曹變蛟和周遇吉... ...大把的優秀將領或被整死於大獄，或被放棄於沙場，真想罵一聲吊死活該。

再說了，題幹所問類似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王朝都亡了，亡國之君的評價又能高到哪裡去了？

本督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往往也是屬於正常現象的，往往也是社會制度的問題。首先，明君不是代代都會有的，力挽狂瀾的更是少之又少，我們看看明朝後面的君主吧，從明英宗開始，到明思宗崇禎這幾位，不是命短，就是荒唐，cosply天子，木匠天子……比比皆是，宦官當道，朝政腐敗，軍備廢弛，內憂外患不斷，難道這是明君所為?其二，雖然有幾位君主在位做了一些明智的事，但遠大於他們做的荒唐事。最後，根據人才培養規律，不可能代代是明君，能有守成之君就不錯了，何況是封建王朝的天子，極為尊貴，怕是無人多教導，幾乎完全自律了，哪個人面對極大權力，能會始終如一呢？[我是董督晉典，喜歡我就關注我吧，帶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視覺！]

其實，仔細想想一個王朝的宿命更多的時候像極了一個人。

嬰兒---孩童--青年---成年---中年---老年---死亡

人的一生其實也就是一個王朝的一生。

縱觀史書所載，歷代王朝之中的末代帝王都幾乎沒有能力和整個王朝的弊病所抗衡。權臣、宦官、外戚、藩將等等的因素無一不是在荼毒著每一朝的末代帝王。

在整個末世洪流之中，一個王朝到了末期的時候，很多的弊病都會噴薄而出。

而這種弊病往往都是在一個王朝的中期埋了的隱患，這個隱患也可以稱之為王朝的毒瘤。一旦中期後的帝王不對這顆毒瘤加以控制的話，那麼到了王朝的末期，這個王朝的末世帝王索要面臨的已經不僅僅是一顆毒瘤。

而是滿身創傷的末世王朝。

這個時候，能夠拯救這個末世王朝的唯一辦法便是：

改朝換代！

我們可以拿唐朝來舉例。

唐朝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王朝，因為它曾經是最為輝煌的王朝，也是曾經最讓人值得頌揚的王朝，可是正是這個王朝，幾乎歷代王朝的弊病都曾經在這個王朝的身上出現過。

帝王昏庸、朝堂黨爭、宦官專權、藩鎮格局這四個主流因素可以間接的看到很多王朝滅亡的原因。

唐王朝的覆滅的導火索大概可以延續到玄宗皇帝的後期。

因為正是玄宗王朝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

安之之亂之後，整個唐王朝形成了新的格局：

中央政權（唐王朝）VS地方不可控勢力（藩鎮）

朝堂政權（大臣）VS朝堂宦官

地方可控勢力VS朝堂宦官

這種層層制衡的格局也讓唐王朝在藩鎮割據、內部損耗之中走向了覆滅。

為了會走向覆滅？

暗示之亂之後，唐王朝對於地方上的軍政大權已經明顯的開始限於弱勢的局面，而且以河朔三鎮為代表的藩鎮經常是聯合起來對付中央政權。

唐王朝對於這些藩鎮採用的方法大多是分化弱之、默許孤立的態度。即便德宗皇帝曾經試圖強行削平藩鎮，可是最終的結局依舊是無功而返。

因為這些藩鎮已經和地方上計程車兵們死死的捆綁在了一起，但是同時這些藩鎮所統轄的軍隊又死死的和唐王朝捆綁在了一起，唐王朝削平了藩鎮，也就意味著從自己的大腿上切下了一片肉，這種方式無異於自斷命脈。

而針對地方藩鎮獨大的局面，漸漸影響了讓帝王對於那些歸附於唐王朝的藩鎮們。

雖然他們不想其他的割據勢力一樣，可是對於唐帝王來說，他們也有很大的機率成為以後獨大的藩鎮。所以，在有其他藩鎮叛亂的時候，唐帝王往往都是在派遣軍隊平叛的時候，往往都是安排一個監軍，這個監軍就是宦官。

因為唐帝王覺得，擁兵之中的將領已經失去了信任度。

而這些閹宦之身的宦官是可以信的過的。

於是，宦官和地方勢力的對峙有漸漸形成。到了後期宦官統領朝廷的禁衛軍，實際上已經掌握了唐王朝的中央軍隊，他們便更有能力朝堂大臣相互爭鬥。

宦官和朝堂大臣爭鬥的局面也漸漸形成。

而且唐王朝後期的土地兼併極其的嚴重，士族官僚和宦官大面積侵佔土地的現象時有發生，從唐中期延續到唐末期，隨著土地兼併的加重，越來越多的百姓已經沒有土地可以耕種，走投無路的農民只能走上一條絕路。

造反！

所以，一個王朝的弊病往往都是從中央到帝王慢慢延續下來的。從帝王---朝堂大臣---平民百姓這種階層關係層層遞減的，處於食物鏈頂端的人所受到的傾軋最小，而處於食物鏈底層的窮苦大眾則受到的傾軋最大。

在這種弊端頻發的末世王朝中，並不是出現出了中心之主，而是即便出現了中心之主，仍然無法挽救一個生命垂危的王朝。

拯救一個身患癌症的病人並不是憑藉一己之力就能夠實現的。

司馬遷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以及末代帝王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用了這個比喻"魚爛不可復全，堤決不可復雍"，到最後是"天下土崩瓦解"，原因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這適用於以後的各個朝代。

自夏商周秦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這些朝代的末代皇帝幾乎都無力迴天，不能重振河山，恢復昔日榮光。朝代更替的死結就是舊的朝代腐朽腐敗而自身"爛"如死魚，既然是死魚，就不可以"復全"了，除了被有活力的新生的力量取代外，沒其他路可走。

一個朝代，開始還懂點體恤民眾，引導民眾，為民眾謀點生活福利，日子一久，就輕視民眾，殘酷壓榨，腐效墮落，驕奢淫逸，不再把民眾當成一回事，逼使民眾起義圖存。在一個腐朽的統治秩序之下，整個被統治的民眾一旦有揭竿而起的星火，馬上就成燎原之勢，就象一條總憤怒的大河，沖垮了王朝的統治秩序。這就叫堤決不可堵塞，不沖毀一切不罷休。

似這種國運狀況，就是姜子牙出山，也無能為力。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朝代更替，朝代的末代帝王，均無力迴天，用自己殘虐的命運替列祖列宗的殘暴統治買單，落得個國破家亡，不死則亡的下場。

秦王子嬰，明朝崇禎……均是這樣的悲劇帝王。

要是出現一個力挽狂瀾的明君，那還叫王朝末期嗎？

其實以朝代擬人化話來說，每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再到亡國，不就恰恰就是人的一生嗎，從出生到成年再到壯年，然後慢慢衰老，最後死亡。

而王朝末世的時候，就如同人老年一般，遲鈍之下，總是會做出錯誤的反應的。而這個遲鈍呢，就是氣數已盡，所以王朝末世的皇帝，是一個不如一個。

像明朝後期幾個皇帝，怠政的萬曆帝一口氣偷懶三十年，也不能說不管事，但是隻抓大事不管小事，正所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萬曆帝這麼玩，搞的下面吏治腐敗，龐大的國家機器不就慢慢的毀了嗎。

萬曆以後的皇帝呢，明光宗勉強在位一個月，死翹翹了。天啟帝和崇禎帝都是未成年登基，在王朝末世，一連幾個質量不好的皇帝，這樣的國家自然要亡。

再看看對面氣數很足的清朝，努爾哈赤死後留下四貝勒當國的制度，連繼承人都沒有確定，結果啥事沒有，皇太極一年後順利登上汗位。後來皇太極猝死，豪格和多爾袞差點火拼起來，還是沒有事，順治帝繼承皇位以後，多爾袞身為攝政王獨攬大權，按理說內部矛盾重重，可謂是危機四伏，結果還是啥事都沒有，而且竟然入關成為大一統王朝。

再看看東漢末年，透過史料來看，漢獻帝其實也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好不容易出一個可以力挽狂瀾的皇帝，結果呢，先被董卓欺負，又被曹操架空了一輩子，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氣數啊！

雖然有的人覺得氣數有點扯淡，但其實這玩意，有時候還真不能不信！

其實明君與否都是形勢使然，盛世的明君未必都明，但是風來了豬都能起飛，末世的皇帝未必都是昏君。但是風去了豬摔死了。

真實的歷史其實不像故事中的歷史，故事中的歷史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一個人可以挽救乾坤於既倒，評書中經常有敵軍圍困城池，然後來一員大將，力殺四門然後解了圍城之困。

但是真實歷史中，將軍重要的職責還是指揮，指揮軍隊縱橫捭闔，而不是身先士卒單挑敵將。

《三國演義》首創的單挑模式，和歷史中的真實還是有出入的。一個將軍再能打再能殺，殺死幾十上百名士兵也就是極限了，但是對大局無關痛癢。

明君，也是這樣。如果朝廷整個大局是亂糟糟的一團，人心向背，即使皇帝再明，也於事無補。

甚至明Lacrosse明死的越快，只有那些不那麼明甚至有點昏庸的皇帝，反而能活的更久一些。

比如三國時曹魏高貴鄉公曹髦，不可謂不明，十幾歲就已經深通易經的道理，每天想的事情都是如何恢復老祖曹操的光榮。但是當他驅戰車殺上長街，以一己之力挑戰權臣司馬家時，也難免落得身死業消的下場。

相同的還有唐昭宗李曄，唐昭宗上任後尊禮大臣，勵精圖治，希望恢復大唐往日的輝煌，但是他這麼努力又如何？依舊不能阻止大唐衰落的大勢，因為太出色，權臣朱溫怕駕馭不了他，乾脆一殺了之。

相同的悲劇人物，還有明思宗朱由檢，南明隆武帝朱聿鍵都算不得昏君，都想有一番作為，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開創世紀，但是都事與願違落得有心無力的結局。

末世王朝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已經雜病叢生無藥可醫了，不管吃什麼藥都不會有太多的起色。

對於末世王朝來說，昏庸的君主就像一劑慢性毒藥，讓這個王朝逐漸走向凋落。

英明的君主就像一劑虎狼藥，吃下去短時間內能看到效果很好，但是由於身體已經被掏空，所以虎狼藥下肚，很快也變成要命的毒藥。

末世之所以成為末世，是各種原因使然。王朝的制度設計一開始保證了王朝的興旺，到了王朝後期，這些制度的弊端也顯露無疑，劣幣驅逐良幣，王朝初期制度的紅利逐漸被弊端吞噬殆盡，這些弊端不是一個人兩個人造成的也不會因為一個人兩個人就能能夠扭轉，要想重生必須浴火，必須下大力氣從舊車道轉換到新車道去。

但是對於一個已經平穩行駛了兩三百年的王朝來說，高速行駛中猛然轉彎換車道必死，不過不轉也得死。

英明君主和昏庸君主的區別是:讓這個王朝死的時候是體面一些，還是難看一些的。但是他們是阻止不了王朝走向沒落的趨勢。

明朝末期為什麼沒有出幾個能夠力挽狂瀾的君主？這個問題的實際上可以進一步延伸成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每一個王朝到了後期，都沒有能夠出現所謂的“明君聖主”？這難道真的是所謂的“氣數”使然嗎？

顯然，這個問題又回到了一個經典的問題：到底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對於這個問題，毫無疑問，答案是時勢造英雄，當然，同時也並不能否認“英雄”本人具有的利用時勢，順勢而為的超凡能力。在瞭解這一層之後，不妨再去思考一下：難道真的是歷朝歷代到了後期，沒有聖君出現，還是所謂的聖君也要藉助社會現實來實現自己的能力，如果社會現實變得不可控，那麼君主本人的各項素質再優秀，也難以挽救自己行將倒塌的大帝國。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唐朝的唐文宗，唐武宗，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一國之君，但面對當時內部宦官專政，外部藩鎮割據，土地兼併嚴重，百姓民不聊生，社會矛盾激化的局面，儘管他們已經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還是無力改變唐王朝行將就木的局面。

明朝末期，實際上就是一個死局，無人能解。為什麼說歷史是一門科學，因為它的背後一定是有規律可循的，因為任何的“個人”因素，都無法改變歷史發展的規律。但很多人卻單純地將歷史當做一個遊戲，一類故事，甚至一部都市爽文，總是固執地認為在某個王朝的危急時刻，能夠出現一個憑一己之力便改變天下大勢的“天選之子”。如果懷著這樣一種心態和認知去看待歷史，自然是無法真正瞭解歷史，對於歷史的認知永遠只會停留在淺層面上。

且說明朝末期，危及明朝國祚的大事件，主要有：關外的後金（清），內部的土地兼併和膨脹的皇族親王俸祿和農民起義，這可謂是內外交困。並且，這些敵人之間，是存在著緊密的內部聯絡的：

皇室王爺的開銷非常之大且不用從事任何型別的勞動，同時某些親王居然掌握著自己封地內的稅收權力，這就導致了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國家的稅收減同時明朝政府還要負擔鉅額的諸王爺的生活費；第二，百姓被嚴重剝削。

明朝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自然會造成軍餉的緊缺，邊關士兵在缺軍餉的情況下必然會鬧情緒，進而使得外患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明朝政府不得不加重稅款，甚至透支稅收，即一次性徵收三四年的稅。

這樣一來，百姓的負擔大大加重，再加上天災，百姓更是活不下去，於是紛紛揭竿而起反對明王朝的統治。明王朝為了平定內亂，更需要軍餉，於是形成惡性迴圈，敵人越打越多，而關外的滿洲也是越來越猛。

因此，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可以解決問題，包括所謂的千古一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而且，隨著王朝存在的時間越來越長，中國古代始終存在的土地兼併問題也導致社會矛盾愈發突出，此時朝廷採取改革措施的容錯率也越來越低，一旦一著不慎，那麼整個社會的矛盾便會徹底爆發。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王朝在建立大約六七十年後開始達到巔峰，因為這個時間段由於建國時間不長不短，舊有的土地兼併被前一個王朝覆滅時的動亂打破，而新的土地兼併尚未到來，因此統治者採取改革措施的容錯率就相對要高一些，即使走錯一兩步，社會矛盾也不會很快爆發，從而留有改正，試錯的空間。

舉個例子，被很多人認為是“世界性大帝”的朱棣，他採取的很多措施，都是建立在激化社會矛盾的基礎上的，比如遠征蒙古五次，大耗錢糧和兵力；比如六次派遣鄭和下西洋，送給各國使者不少奇珍異寶，這些都是在消耗民力。但由於當時明朝建國不久，自耕農數量巨大，且官僚地主數量較少，因此稅收豐足，能夠支撐得起朱棣大搞這些面子工程，朱棣也因為這些工程的客觀作用，而成為了“偉大的君王”。但讓他去明末，明朝絕對死得更快。

回到題目，並不是說，明朝，或者歷朝歷代在最後時刻，都沒能出現力挽狂瀾的君王，而是在王朝末期的社會現實之下，王朝形式的已經到了週週期的末尾，要維持王朝的統治模式，只能繼續進行迴圈——即建立新的王朝，來解決王朝模式自身發展無法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