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本質也是政治交易的產物。概括起來就是：

宋神宗給予王安石足夠的權力（以內降指揮開啟變法，變法過程中清洗了御史臺）和意識形態解釋權（一道德，以王安石主張的新學為國學改革科舉），王安石以此推行一系列財政政策來創造財政盈餘，並以此為籌碼拉攏官僚階級（給公務員加薪）並改組軍隊（宋代是募兵制，改組軍隊不發福利你等著兵變吧），繼而推行對西北的擴張戰略（橫山攻略和熙河攻略）。

這波交易算得上合情合理，各取所需。

首先，從宋神宗的角度，要想打破當時東亞三國鼎立的局面，最好的辦法就是擊敗遼宋夏中最弱小的一環：西夏。以緩解北宋河北、河東、陝西三線囤積重兵的軍事財政雙重壓力。要實現這一點必須修改對西夏以守禦為主的戰略，也就是“改國是”，這必然需要一系列的人事調動和有效的財政、軍事手段相配合，也需要一個有能力有擔當的團隊來實現這個目標。

而對王安石來說，長期在地方的治理經驗讓他改革措施很接地氣（那些說王安石變法超越時代的我覺得你們還是有必要好好翻翻故紙堆），很多變法內容王安石在地方上也做過實踐。但是北宋的官場規則裡有這麼一條：極少能有宰相長期居於中樞，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名相如趙普、寇準、韓琦這種級別的宰相都是幾進幾齣，連續為相時間很短，累計時間也通常不超過十年。因此即使是出於改革的延續性上，王安石都需要一個團隊來支援自己的新法長期有效運作下去。以一道德把新學定為官學佔據意識形態主流的方式可以實現這個目標，有點類似於後世“黨校”的作用，順便還能為王安石的學術主張張目，這是可能萬古流芳的事。

宋神宗手裡有權力可以定性王安石的學術主張，王安石有能力可以實現宋神宗的政治抱負。於是交易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拉開序幕。

而當新法逐步推行，北宋財政盈餘逐漸增多；王韶開熙河，北宋對西北的佈局逐步實現。新的交易就開始了。

古往今來，任何標準線以上的皇帝都不會吝於擴張手裡的權力，所以宋神宗透過變法逐步穩固自己的權力，並對平衡各勢力的政治手腕逐漸熟悉以後，很自然地選擇踢開王安石，自己單幹。他需要一個新的交易物件：總體要求就是聽話，必須既能支援新法，又不能主導新法。

所以王安石下臺後，長期盤踞相位的不是呂惠卿、章惇這樣的新法干將，而是王珪這樣的“三旨相公”，在此期間宋神宗推行了元豐改制，重新變革了官制。並主導了元豐西征這樣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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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梳理了一下變法的過程後，我們回到題主的問題：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

考慮到王安石的新法有一部分（例如軍事、科舉、財政）長期被宋政府沿用至南宋，所以所謂的“失敗”應該是指宋神宗死後舊黨迴歸中樞，第一次中斷變法。而這一事件的起因，本質也是宋神宗在臨終託孤時沒有選擇新黨而選擇司馬光。

那麼為什麼宋神宗會在臨終時拋棄變法呢？其實還是交易。

前面提到，王安石去相位後，長期盤踞相位的是王珪，宰執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天子黨”，這在皇帝身體健康的時候當然是利好，畢竟會迎合上意的人用的順手。但在天子病危以後，“天子黨”在政治大事件中沒有主見的缺點就暴露無遺。宋神宗的兒子當時還遠沒有達到能親政的能力和年齡，高太后性格上其實也頗為強勢（關鍵詞：十三團練），加上自己還有個（尤其是舊黨中）名聲不錯的親弟弟，真搞出什麼兄終弟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

在這個時候，保證自己親兒子順利即位並親政才是首要目標，其他的都能湊合。這個時候我們做個簡單的推演：

1、維持現有中樞陣容不變。

這是最糟的方案，等宋神宗一蹬腿，傾向舊黨的高太后一定會啟用舊黨，而善於迎合上意的宰執團隊很可能選擇預設，自己人亡政息不說，如果自己的老媽隨著這樣的政治佈局而野心膨脹，難保不會出什麼意外。

2、招新黨元老託孤。

這個選擇一樣不合適，結果是激化後黨和相黨的對立。縱使高太后不做呂后，誰能保證王安石們不做周勃？而且，宋神宗自己也因為殺宗室惹了一身騷，宋太宗和趙德昭的舊事不遠，雖然新黨能保著自己的兒子親政（畢竟神宗不只一個兒子），但是心懷不滿的舊黨必然會選擇依附在高太后和小皇帝他二叔身邊。哲宗畢竟是晚輩，鬧出不愉快來在孝道上是很吃虧的。不說阿齊那和塞思黑，鄭莊公的舊事孔夫子也沒有給好話。

3、招舊黨元老託孤。

這個選擇看起來天馬行空，但是並非不合理。舊黨多自詡君子，君子又多標榜忠孝為先。我給你託孤重臣這個大蛋糕，你們看著辦吧。再謀逆把我兒子弄死了，你們一世英明也別要了。我也沒別的要求，保著我兒子親政就行。你們那幾塊料我還不清楚？抱殘守缺可以，衝鋒陷陣就歇歇吧，新黨早晚能捲土重來。

於是最終結果，宋神宗臨終託孤時拋棄了自己一貫的政治抱負，由舊黨執政換取自己兒子的順利即位。

嘛，不過結果喜聞樂見：

始議以先帝經略西邊，為好大生事。遂棄城寨，罷戍守，厚禮以招來羌人。意謂可以息兵民。卑辭厚幣，無所不至。貢使未還，疆界未畫，兵已犯境矣。時奸人在朝，君道不立，致使西人犯順，內外束手，措置乖繆，使彼得計，如入無人之境，大獲而歸，誠可忿惋。（長編卷466 引自哲宗實錄）

然後又是一波“改國是、迎新法”的政治交易。不得不說，神宗生了個好兒子，這波不虧。

王安石變法的宗旨是國富兵強，就是把原來在既得利益手中的財富收歸國有。

變法雖然還是從維護宋王朝的統治利益出發，但對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的打擊，因而變法曾經取得了不少成就，並且發生了廣泛的影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辦法是發展農業生產，並把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剝削收入收歸朝廷。這當然不能不引起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們的激烈反抗。

儒家學派強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質，養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頑性格，士大夫也站在變法的對立面，他們本能地反對任何祖宗法典裡沒有的新法。

再就是隨著變法的深入，變法派內部分裂，使變法陷於困境，多少削弱了變法初期一往無前的銳氣。保守派勢盛，變法派削弱，神宗動搖，王安石已無法獨力扭轉政局了。

神宗、王安石作為地主階級的國家代表，仍然把防止和鎮壓農民的反抗作為他們變法的目的之一，而同廣大人民群眾處在相敵對的地位，這就又決定了變法失敗的命運。

這樣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是為了維持和強大宋家王朝，使北宋王朝的國庫充盈、兵強馬壯，用損害多方利益而肥一家的改革，最終失敗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