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作為一世豪傑，一位英雄，一位梗概多氣、磊落軒昂的山東勇士，詞人於他是“屈就”了，然而他在兩宋詞人榜上獨佔鰲頭。
辛棄疾在兩宋詞人榜上獨佔鰲頭，估計會有人對此表示異議，辛棄疾自己知曉後也可能會搖頭嘆息，感嘆造化真是弄人啊，甚至他心底裡不免會生出一絲鄙夷與得意：難道兩宋詞作界就這樣人才凋零麼？自己不過偶爾客串了一下，就讓兩宋的才子們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看來，英雄豪傑就是英雄豪傑，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總是要鶴立雞群。
三華人物劉劭在他《人物誌》說：“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意思是植物中精華、動物中出類拔萃的就是英雄。至於人而言，劉劭解釋說：“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辛棄疾肯定認為自己是聰明秀出、膽力過人，是個當之無愧的英雄豪傑。辛棄疾這樣自負，絲毫不會讓我們感到意外，估計兩宋的才子也只有諾諾而已。
紹興三十一年夏秋間，金主完顏亮大舉入侵，大名王友直、海州魏勝、膠州開趙以及濟南耿京，紛紛聚眾起義。22歲的辛棄疾在濟南南部山區聚眾兩千人，隸屬耿京，為掌書記。辛棄疾力勸耿京“策南向”，與南宋朝廷正規軍配合，共同抗擊金兵。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棄疾奉表歸宋，經楚州到達建康，朝見宋高宗趙構，接洽南投事宜。辛棄疾被授承務郎。在其北歸途中，辛棄疾獲悉義軍首領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的訊息，領五十騎直趨山東，襲入五萬之眾的敵營中，將張安國劫出金營，並號召耿京舊部反正。隨後，他長驅渡淮，押解張安國至建康斬首。辛棄疾因此名重一時，南宋最高統治者也大為驚異，“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朝野為之振奮。
歷來文人的夢想，都是出將入相，武能安邦，文能定國。《紅樓夢》中的那個賈蘭——賈寶玉的侄兒，讀書之餘，也拿根玩具弓箭，在花園裡顛來跑去，美其名曰“演習演習騎射”，也就是要為將來馳騁疆場做準備。不過，自從曹植以來，那些號稱要建立金石之功並且瞧不起文學這行當的大文人——請注意這裡所說的是大文人，往往只能在詩文中說說而已。作為統帥的曹植，大軍還未出發，他自己就先爛醉如泥。李白雖然號稱有在鬧市中殺人的膽量，他的夢想也只是如魯仲連那樣動動嘴皮子，或如謝安那樣玩玩花花腸子。真正舞刀弄槍、戰鬥在第一線的大文人寥寥無幾，就好比晨曦時分的星星。北宋的范仲淹據說曾經讓西夏人聞風喪膽，不過，據目前的資料來看，似乎也沒有身先士卒、浴血疆場的記錄。
以五十人深入五萬人之眾的敵營中捉拿叛徒，辛棄疾也對此念念不忘。只是每當他想起這個壯舉的時候，傷心的成分遠遠多於自豪的情緒，看看這首著名的《鷓鴣天》：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革錄），漢箭朝飛金僕姑。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往日意氣風發，今日衰老投閒，這辛酸的滋味肯定不太好受。一世豪傑，一位英雄，卻偏偏生活在一個懦弱的時代；一位梗概多氣、磊落軒昂的山東勇士，不得不寄居在嫵媚的江南，將一身的豪氣消磨殆盡：這究竟是怎樣一種痛苦呢？無意成為文人，卻終究只能是一失意詞人；原以氣節自負、功業自許，但終報國無門，只得把虎嘯生風的英雄本色用詞表現出來：這頂詞人桂冠，即使是詞人中的翹楚，能讓這位豪傑之士平息心中的鬱悶麼？豪傑之為豪傑，便在於他們往往能衝破約束，能為人之不敢為，言人之不敢言，想人之未曾想。
辛棄疾雖不得不“屈就”為一詞人，卻不失英雄本色，不作妮子模樣，不受傳統束縛，他大膽衝破了詞與詩文的界限，將豪情與柔情融合，真正給詞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無法在疆場上有所作為，不能為家國收復河山，卻在詞的創作領域開疆拓土，應該算是一種補償吧。
可惜，“手機中的戰鬥機”還是手機，永遠無法飛上藍天；詞人眼中的英雄豪傑，未必是政治家眼中的勇士。活著的時候，辛棄疾受到過五次彈劾，死後人家還不放過他，還有一次彈劾，至今還有人對他的品格表示質疑。這些彈劾歸納起來，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內容：辛棄疾殺人如草芥；辛棄疾貪汙成性；辛棄疾好色。
本來錢鍾書先生早就說過，雞蛋好吃就行了，不必理會生蛋的母雞是個什麼樣子。但在人們吃雞蛋的時候，得知生蛋的母雞其實長得很醜陋，多少就會影響食慾。又據說當年湯顯祖完成《牡丹亭》後，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瘋狂的愛上了他，認定湯顯祖風流倜儻，非他不嫁。可當她看到湯大才子拄著柺杖顫巍巍地搖晃在眼前時，這位美女徹底崩潰了，她跳進了美麗的西湖。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我們還是有必要修復一下辛棄疾的形象。
殺人如草芥？
首次彈劾辛棄疾“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的是諫官王藺，具體時間一般認為是淳熙八年（1181年），當時42歲的辛棄疾剛剛調任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也有人認為是紹熙五年。對於這次彈劾，孝宗皇帝親自認定了這一事實，批評辛棄疾“憑陵上司，締結同類，憤形中外之士，怨積江湖之民”，意思是說辛棄疾結黨營私，欺辱領導，使朝野上下怒形於色，江湖百姓怨聲載道，所以最後給予辛棄疾罷官處分。喜歡辛棄疾的看官，往往指斥孝宗昏聵，不察究竟，結果被王藺之流的人糊弄。王藺後來官居參政知事，也能舞文弄墨，雖然詩歌水平還有待提高，可好歹也是文化素質很高的官僚，不能簡單地歸為奸佞一類，看他那首《中塔悟空禪院》，似乎還是個慈眉善目的模樣：
皋亭回首軟紅塵，晴日僧房暖似春。禪老眈眈如臥虎，相逢一笑問前因。
對於這次彈劾，奇怪的是辛棄疾自己也沒有過多辯解。專家說，這是因為辛棄疾百口莫辯。既然是百口莫辯，可能說明諫官所言並非出於風聞，而辛棄疾為此賦閒達十一之久，也可見出這一事件確實給人留下了深刻影響。史書上說，辛棄疾“膚碩體胖，目光有稜，紅頰青眼，壯健如虎”，即說他身體魁梧，強壯如虎，眼露青光，這模樣一般人看著確實有點發怵。尤其是其眼神之悍厲，連朋友碰見了都不敢對視，心裡老打鼓，與他交情甚深的陳亮說辛大人“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辛稼軒畫像贊》）；流浪詩人劉過也聲稱“精神此老健於虎，紅頰白鬚雙眼青。未可瓢泉便歸去，要將九鼎重朝廷”（《呈辛稼軒》）。不過，對於辛棄疾為什麼會臉頰紅紅的，一直沒能想明白，是不是因為關公臉紅的原因呢？如果是這樣，他的紅頰配上魁梧的身體，也就是關羽與張飛的結合體了。另一種猜想則是他“容光煥發”，打入敵人內部的英雄楊子榮，面對座山雕的質問“臉為什麼紅了”，曾經這樣理直氣壯地回答，巧合的是辛棄疾也曾經深入敵後。
辛棄疾首次親自動手殺人，據史料記載，應該是在他二十二歲以後，是在敵佔區從事策反工作時發生的。辛棄疾是歷城（在今山東濟南）人，他出生前十三年，“靖康之難”已然發生，中原為金人佔領，辛棄疾的祖父辛贊未能脫身南下。辛家世代為官，按辛棄疾的說法是“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為什麼辛贊沒有追隨高宗政府而去，反而擔任了金朝的朝散大夫、知開封府呢？專家的解釋是辛贊為家計所累，辛棄疾的解釋是“被汙虜官”，即被金人俘虜後強迫出來做官。雖然做了金朝的官，辛棄疾認為他的祖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在《美芹十論》中他形容祖父“每退食，輒引臣輩（辛棄疾等人）登高望遠，指畫江山，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憤”。前人說杜甫每飯不忘君國，辛棄疾則說他的祖父登高必思南宋政府，時時刻刻惦記著揭竿而起，看來，在忠君的層面上，辛棄疾認為他的祖父絲毫不遜色於杜子美。
辛贊做了金朝的朝散大夫，還讓十四歲的辛棄疾參加了金人的鄉舉。一一五四年、一一五七年，辛贊又兩次派辛棄疾跟隨計吏赴燕京參加進士考試。這兩次考試，辛棄疾都沒能登第，專家的解釋是參加考試不是祖孫倆的本意，實際上，辛棄疾是在根據祖父的指示，藉此機會到敵人的統治中心偵察敵情，做好起事的準備。也就是說，當時辛棄疾是以考試為掩護，從事情報收集工作，是一名典型的地下工作者。他心有旁騖，所以沒有考中。況且，辛棄疾一旦中了機會，脫身不就很困難了麼？
總之，專家認為辛棄疾這麼聰穎的人才考試失利，“非不能也，乃不為也”。相關證據也是可以很快尋覓出來的。金朝有位名士劉瞻，他最有名的學生就是年輕的辛棄疾與黨懷英，當時人稱“辛黨”。党懷英的來頭比辛棄疾更大，他是北宋初年名將党進的第十一代孫，但就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他不小心進士及第，結果陷入了溫柔富貴之鄉，再也爬不出來了，後任金朝莒州軍事判官，入為金朝國史院編修官，官至金朝翰林學士承旨，成為金朝文壇的傑出代表。據他《奉使行高郵道中》等詩歌來看，他還一度作為外交人員出使南宋。可惜不知道這時的党懷英有沒有機會同早年的朋友辛棄疾親切會談，假若兩人見面的話，又會談論些什麼呢？對待各自人生道路，他們又會如何看待呢？
當然，我們可以懷疑很多眼光的來審視許多史料，這是一個嚴謹的學者應該持有的審慎態度，哪怕如黑格爾那樣把歷史看成一個人見人愛、人人都想幫助打扮打扮的小姑娘也無可厚非，不過，用懷疑的眼光來對待辛棄疾以及他祖父的一腔愛國激情，似乎就過於殘忍了，因為辛棄疾的岳父範邦彥也是一個愛國志士。當年範邦彥一不留神也做了金朝的偽官，估計可能也是家庭的拖累，就好像周作人那樣——仔細想想，主動甘心當漢奸的男人還真很少，往往都是受他人主要是親人即女性的攛掇，又好比一個王朝的滅亡後都把責任下降到某位美女的身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紅顏禍水。
範邦彥考取了金朝的進士，擔任了金朝蔡州新息縣令。後來金主完顏亮兵敗，範邦彥開啟城門，迎接宋軍的來臨，把整個縣城都還給了南宋政府，並移家南方。金朝政府認為範邦彥是臨陣投降叛變，南宋政府認為範邦彥是主動投誠，選擇了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範邦彥認為自己是抓住良好機遇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看來，不僅辛家滿門忠烈，而且辛家的姻親都是忠良，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價值觀念不同不會成為親家，事實再一次證明了辛家對南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又有資料證明，辛棄疾與範邦彥之子範如山，即他的小舅子關係很親密，“皆中州之豪，相得甚”，於是兩人又親上加親，範如山的兒子娶了辛棄疾的女兒，兩人結為兒女親家。三代一個迴圈，生活真是奇妙，誰也沒有沾到誰的便宜，林妹妹與寶哥哥那種關係在古代還真不少見。
紹興三十年，完顏亮大舉南侵，強徵漢丁，各地民眾揭竿而起。年青的辛棄疾不僅自己糾集二千多人參加耿京的義軍，還說服一個名叫義瑞的和尚率領千餘人成為自己的戰友。義瑞歸順後，見辛棄疾受重用而自己依然是個小頭目，心中自不平，於是竊走大印潛逃。耿京很生氣，嚴厲斥責辛棄疾，因為辛棄疾是這個和尚進入義軍的介紹人，同時還兼任大印的保管員，於公於私，於情於理，都罪不可恕。辛棄疾也很憤怒，於是請求親自了斷這件事。他快馬加鞭，日夜兼程，狂追猛趕，終於俘獲了義瑞和尚。義瑞和尚苦苦哀求，要辛棄疾不看僧面看佛面，饒過他這一遭，還給辛大俠猛戴高帽子，說什麼“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辛棄疾冷笑一聲：你當我沒有聽說農夫與蛇的故事麼，你想當那條狡猾的忘恩負義的蛇，可我會做傻傻的農夫麼？手起刀落，將義瑞和尚人頭斬落。
《宋史》不僅記錄辛棄疾斬殺義瑞的事蹟，而且還繪聲繪色地記錄了義瑞和尚哀求的言辭。看來史官們雖然看不起義瑞和尚的人品，可對他遺言的態度還是很慎重。辛棄疾是不是青兕，這個問題我們暫且“擱置”起來，先討論辛棄疾“力能殺人”的現象，因為現象學大師海德格爾說過，如果我們要解釋低層基礎，那麼高層的意義就必須在方法上被擱置，它不能充當闡明與理解低層的前提。“辛棄疾是青兕”這是一個高階問題，“辛棄疾力能殺人”只是一個低層的事實與現象。
“辛棄疾力能殺人”，當時義瑞和尚用自己的腦袋證明了這一事實。後來，無數的腦袋不僅證明辛棄疾力能殺人，而且很擅長用這樣一種最簡單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似乎讓人覺得辛棄疾真是青兕，不過由於史官們大都是唯物論者，他們就用王藺彈劾“辛棄疾殺人如草芥”來暗示；又因為辛棄疾歷來都是人們同情與敬佩的物件，所以這種暗示又極其含蓄，只殘留了一些蛛絲馬跡，一不留神就被人們忽視了。
淳熙二年（1175），賴文政領導茶商起義，屢敗官軍。三十六歲的辛棄疾臨危受命，由倉部郎官升為江西提點刑獄，“節制諸君，討捕茶寇”。辛棄疾的軍事才能充分施展出來，他步步為營，圍追堵截，終於將賴軍逼入困境。後來，他派人前去勸降，賴文政見突圍無望，接受了招安，辛棄疾隨即將賴文政押解到江州處死，其餘的義軍八百餘人據說也在一天之內被全部處理了，一個都沒有留下。這件事情辛棄疾辦得乾脆俐落，沒有任何猶豫，他認為對待敵人就應該象秋風掃落葉那樣無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節，但宋孝宗感覺很難受，認為言而不信畢竟不是官家所為。
有人因此稱頌辛棄疾，說他不在乎同僚的議論甚至皇上對他的遷黜，只要他認為對政通人和、富國強民有好處，他都大膽地做，大膽地闖，闖出了禍便坦然承擔，敢作敢當。對於辛棄疾的思想境界，我們不能隨意貶低，當然也不能過度詮釋。不過，辛棄疾確實似乎不屑與儒生為伍，他竭力與謙謙君子劃清界限，從政為官，都是由著自己的想法，顯得特有個性。此後他轉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撫使，依然採取嚴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為類似於西漢的“酷吏”，效果自然顯著，據說使奸盜屏跡。
淳熙七年（1180），辛稼軒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建立飛虎軍，“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宋史·辛棄疾傳》）。其時不少政府職員認為辛棄疾此番作為是勞民傷財，並請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時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棄疾虎虎有生氣，竟然將“金子牌”藏匿起來，嚴令施工人員在一月之內建好飛虎軍的營房，如有違期，軍法從事。當時正值雨季，辛棄疾斷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並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結果所需瓦片兩天之內湊足。一般而言，專家們從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棄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撓的執著，不過這麼巨大的工程，據說“經度費鉅萬計”，能夠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軍法從事的故事不會太少。中書舍人崔敦指斥辛棄疾“肆厥貪求，指公財為囊橐；敢於誅艾，視赤子猶草菅”，想必是聽到了一些風聲。
此後，辛棄疾調任隆興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當時江西發生嚴重的旱災，糧食歉收，物價飛漲。這樣令人撓頭的麻煩事，又被辛稼軒三下五除二地解決了。他發揚了雷厲風行地作風，在大街小巷貼出八個字的告示：“閉糶者配，強糴者斬”。究竟有沒有商人被流放或斬首，史書上缺乏相關資料，總之南昌的物價頓時穩定下來，辛棄疾還對處於饑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誼之手，把所買十分之三的糧食撥給了信州。大災過後論功行賞，“帝嘉之，進一秩”（《宋史·辛棄疾傳》，辛棄疾由宣教郎提升為奉議郎。
光宗紹熙三年（1192），53歲辛稼軒起為提點福建刑獄，次年又遷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傳聞辛棄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殺掉了。當時福建治安狀況不好，經常有海盜出沒，辛稼軒這樣認為：“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急奈何？”福州就是強盜的老巢，盛產刁民，懷柔安撫無濟於事，因此他決定施行鐵腕政策，快刀斬亂麻。這種鐵血政策見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強盜不被殺死，也被嚇死了，總之是一片昇平景象了。
辛稼軒的大刀政策嚇壞了文質彬彬的朝廷官員，他們紛紛上書彈劾辛棄疾“唯嗜殺戮，累遭白簡，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時得刺一州，持一節，帥一路，必肆故態，為國家軍民之害”（《宋會要·職官》）。當然，指責辛棄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鐵，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憐憫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據有關專家考證，辛棄疾一度親自審問長溪縣的囚犯，一次就釋放了五十餘人，這不證明了辛稼軒的仁慈心腸麼？哪怕這釋放的五十人與處死強盜數目相差甚遠。
辛稼軒果敢剛毅的名聲樹立起來，連朝廷要員都主動與他拉開了距離，擔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惡名。宋人張端義《貴耳集》卷下： “王（淮）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周必大）堅不肯，王問益公雲：‘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雲：‘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 ’王遂不復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軒的才幹，有心任命他為一方諸侯，但周必大決定反對，因為周老擔心辛大俠所殺的那些人會被史官算在自己頭上，可見辛大俠所斬殺強盜不是一個小數目。
不過，歷來人們對辛棄疾“殺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許他們認為辛稼軒所斬首的無非是叛徒、強盜、刁民、奸商，這些人罪有應得，死有餘辜。即使在那個特殊時期，辛棄疾鎮壓農民起義軍一事，也被判定為地主階級的侷限行而予以諒解。更重要的是，歷來辛稼軒都被認定為一個鬱郁不得志的悲劇人物，後人理應對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評他呢？看看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傳記，它們都明確地告訴我們辛棄疾的一生是一個悲劇。
果真如此嗎？有位研究辛棄疾的前輩鄭重指出，對辛棄疾的這種認識其實是不全面甚至是毫無依據的，因為我們在面對自己景仰的歷史人物時都容易犯一種溺愛症，即不顧歷史事實誇大歷史人物所受的委屈。辛棄疾有沒有委屈呢，自然是有的，唐宋那些文人誰沒有委屈，有幾人沒有貶謫的經歷，即使那些著名的奸佞，也少有一帆風順的。辛棄疾有沒有受到重用呢？相對而言還算是被朝廷重視的。雖然他閒居了十八年，但也先後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湖北轉運副使、湖南安撫使、福建安撫使、浙東安撫使等，多次獨擋一面，成為一方的軍政要員。在南宋那個時代，他沒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極端不公正的待遇。
當然，不是悲劇人物的辛棄疾依然會得到我們永遠的尊重，正如喜歡用鐵腕手段來處理問題的辛棄疾依然會得到我們永遠喜愛一樣。他是一個詞人，是一個豪傑，而不是一個聖人，他有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儘管這種方式可能會讓我們很意外。南宋文人謝枋得在祭辛稼軒墓記中寫道:“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嶽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智斬虜馘，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他對辛稼軒佩服的五體投地。但清人陳廷焯卻不無顧慮的說：“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為郭、李，為嶽、韓，變則為桓溫之流亞。”他認為辛棄疾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有可能成為桓溫一類的奸雄。謝枋得與陳廷焯誰更接近真實的辛稼軒呢？答案無從尋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辛棄疾不會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庸庸之輩。
橫徵暴斂？
最早開始系統考察辛棄疾的經濟問題的，是香港大學羅忼烈教授。在其《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狀況》，羅老首先丟擲這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辛棄疾的生活格調與其收入存在嚴重反差。辛棄疾前後賦閒達十八之久，在沒有工資收入的那段時間，他的生活相當滋潤。據鄧廣銘先生《辛稼軒年譜》，稼軒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錢錢、田田、香香、卿卿、飛卿等六位侍妾，兒子則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兒至少二人以上。這樣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僕，日常消費自然相當巨大，但稼軒似乎很少為經濟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闊綽。
岳珂《桯史》卷二記載：“嘉泰癸亥歲，改之（劉過）在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紹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效辛體《沁園春》一詞，並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辛得之大喜，致饋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別，周之千緡。 ”對新結交的朋友劉過，辛稼軒款待其一月有餘，先饋贈百千，臨別又周之千緡。
辛棄疾有首《最高樓》，詞前有一序言：“吾擬乞歸，大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當時他在福建任職，受到彈劾，即將離任，兒子勸阻他，說尚未置下田產，辛詞人就將其大罵一通：
吾衰矣，須富貴何時。富貴是危機。暫忘設醴抽身去，未曾得米棄官歸。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 待葺個、園兒名“佚老”，更作個、亭兒名“亦好”，閒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個口插幾張匙。便休休，更說甚，是和非。
辛稼軒還曾說過“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那麼稼軒究竟有沒有求田問舍呢？他的田產究竟有多少呢？淳熙八年前，辛棄疾在江西上饒建造了一座規模龐大的莊園，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稼軒，他的別號也是由此而來。這所莊園又有多大呢？洪邁的《稼軒記》雲：
郡治之北可裡所，故有曠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寶帶……濟南辛候幼安……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財佔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釋位得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軒下臨之，是為稼軒。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為者。東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靡，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硯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築有 “集山樓”、“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滌硯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詞中常常言及還有“帶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樓”。這麼多地名，想必莊園的規模應該不會太小，據說在莊園完工之前，朱熹曾進去偷偷窺視一番，結果大驚失色，後來把這見聞告訴陳亮，陳亮則寫信給辛稼軒，勸說他不能太奢華：
始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 ，可想而知。見元晦說，潛入去看，以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龍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說這麼壯麗的莊園，他生平未睹；羅忼烈教授說朱熹好歹也是見過世面的人，怎麼會如此大驚小怪呢？可見辛棄疾的莊園不是一般的宏麗。接下的問題是，辛棄疾財富從何而來呢？羅忼烈教授採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繼承大筆遺產的可能性。二十三歲的辛棄疾一口氣從山東跑到建康，即使在淪陷區有大筆財產，也來不及帶出來。今天我們儘可以把辛家的祖業想象得十分豐厚，但無論多豐厚的祖業都葬送在金人的鐵騎之下。羅教授還特別指出，辛棄疾的岳父範邦彥只是一名窮縣令，不像卓王孫可以分童僕百人、錢百萬給女兒。指望從岳丈家得到大筆財產也是不現實的。
羅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種可能性是辛棄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祿。辛棄疾做官的日子不過二十年， 其中有些還是窮官職，按照《宋史· 職官志·奉祿制》來粗略計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積下來也辦不到。此外辛棄疾也不夠資格被皇帝賜金賜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賈。總之，羅教授指出：“他的經濟來源是很令人懷疑的，要嘗試解釋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這個不願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軒有貪汙行為。
辛棄疾的貪汙行為，時人早就義正詞嚴地指出來了，他的幾次離職據說都與此脫不了干係。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軒在江西安撫使任，同年十一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還沒赴任，就被御史王藺彈劾免職，罪名則是“奸貪兇暴，帥湖南日，虐害田裡”；“肆厥貪求，指公財為囊橐；敢於誅艾，視赤子猶草菅”。王藺把“嚴刑峻法”還放在“橫徵暴斂”之後，可見他認為若是一片為公而“嚴刑峻法”，罪尚可恕；若是因貪汙而殘暴，就是罪大惡極了。同在這一年，著名理學家陸九淵寫給他一封信，語氣沉重地描述了下層官吏殘暴貪婪的情形：
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擊、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為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刼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累累如驅羊。刼於庭廡械擊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元以赴訴於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
陸九淵憤激地指出：“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羅教授說：“其實當時政治腐敗，貪汙成風，不獨江西一路為然，以稼軒的精明能幹，斷無不知之理；以他那種敢作敢為的個性，也不會因為有所顧忌而隱忍姑息。那麼是不是另有乾坤，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軒用商船販運牛皮，路經南康軍，被朱熹截獲，朱熹《與黃商伯書》記載了這個尷尬的場面：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江西安撫佔牌，以帟幕矇蔽船窗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既得此物，則持帥引來，雲發赴浙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卻雲軍中收買。勢不為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別集》卷六)
光宗紹熙五年(1194）秋天，辛棄疾在福建安撫使任上時，被諫官黃艾彈劾他“殘酷貪饕，奸贓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斥責他“酷虐裒斂，掩帑藏為私家之物，席捲福州，為之一空”。寧宗開禧元年（1205），辛棄疾復起知隆興府，“以臣僚言棄疾好色貪財，淫刑聚斂”，又被免官。在那樣一個時代，貪汙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敵的誣陷。不過，一再成為把柄，似乎也說明問題比較嚴重。
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非常不同意香港大學羅教授的看法。他的直接證據是辛棄疾所擁有的莊園規模並不大，“在宋代，凡被稱做田莊或莊園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農田（起碼要幾百畝）為主，再配合一些附屬的建築物如碓房、糧倉、牛棚、打穀場和莊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帶湖居第，則只是附有小園林的一個宅院。羅教授稱之為大田莊或大莊園，是根本不對頭的。”
鄧廣銘教授不僅對羅教授的結論表示質疑，而且對南宋洪邁的記述以及朱熹的見聞表示懷疑。作為文學家所寫的那個《稼軒記》能夠作為史料麼？哪個文人在寫這類應景文字時沒有自己的想象與誇張呢？鄧老質問說，洪邁所見到的只是一個施工設計圖，或許文章的那些建築只是規劃專案，只是空中樓閣。鄧老還指出，為什麼只有朱熹感嘆辛稼軒的莊園華麗，而同時代的其他人尤其是與辛稼軒交往密切的上饒朋友都不置一詞呢？
辛稼軒的“稼軒莊園”究竟有多大？辛稼軒究竟有沒有貪汙行為？這都是嚴肅的學術問題，需要深入的探討。辛稼軒自己的態度似乎也比較矛盾，一方面他有讀書人的清高，反覆表白自己對功名富貴棄之如舊鞋子，“富貴非吾願，皇皇乎欲何之？正萬籟都沉，月明中夜，心彌萬里清水”（《哨遍·秋水觀》）；另一方面，他對富貴的生活似乎興趣很濃，“一杯莫落他人後，富貴功名壽”、“向人間，長富貴，地仙行”。哪方面是他真實的想法呢，或許兩者都是。他鄙視富貴，也不能說明他的日子一定很清貧，“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盤華屋”（《滿江紅·呈趙晉臣敷文》，可見他的確發達過。即使隱居在上饒，他的日子過得不好不壞，不鹹不淡，看這首《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當個小地主——也有可能是大地主，收收租子，然後就狂飲暴食，然後就遊山逛水，然後就倒頭大睡。管竹管山管水，這日子也真讓人眼紅。更讓人眼紅的是，在休閒的生活中他還總能寫出名垂千古的佳作。遊山、飲酒他能品出境界，《賀新郎》：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怕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戒酒他也能做到蕩氣迴腸，看這首《沁園春》：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睡，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 更憑歌舞為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揮之即去，招亦須來”。
這樣看來，即使他曾經有過一些灰色收入，但能轉換為這麼多大氣磅礴的佳作，我們還是應該為之欣喜。
辛棄疾作為一世豪傑，一位英雄，一位梗概多氣、磊落軒昂的山東勇士，詞人於他是“屈就”了，然而他在兩宋詞人榜上獨佔鰲頭。
辛棄疾在兩宋詞人榜上獨佔鰲頭，估計會有人對此表示異議，辛棄疾自己知曉後也可能會搖頭嘆息，感嘆造化真是弄人啊，甚至他心底裡不免會生出一絲鄙夷與得意：難道兩宋詞作界就這樣人才凋零麼？自己不過偶爾客串了一下，就讓兩宋的才子們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看來，英雄豪傑就是英雄豪傑，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總是要鶴立雞群。
三華人物劉劭在他《人物誌》說：“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意思是植物中精華、動物中出類拔萃的就是英雄。至於人而言，劉劭解釋說：“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辛棄疾肯定認為自己是聰明秀出、膽力過人，是個當之無愧的英雄豪傑。辛棄疾這樣自負，絲毫不會讓我們感到意外，估計兩宋的才子也只有諾諾而已。
紹興三十一年夏秋間，金主完顏亮大舉入侵，大名王友直、海州魏勝、膠州開趙以及濟南耿京，紛紛聚眾起義。22歲的辛棄疾在濟南南部山區聚眾兩千人，隸屬耿京，為掌書記。辛棄疾力勸耿京“策南向”，與南宋朝廷正規軍配合，共同抗擊金兵。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棄疾奉表歸宋，經楚州到達建康，朝見宋高宗趙構，接洽南投事宜。辛棄疾被授承務郎。在其北歸途中，辛棄疾獲悉義軍首領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的訊息，領五十騎直趨山東，襲入五萬之眾的敵營中，將張安國劫出金營，並號召耿京舊部反正。隨後，他長驅渡淮，押解張安國至建康斬首。辛棄疾因此名重一時，南宋最高統治者也大為驚異，“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朝野為之振奮。
歷來文人的夢想，都是出將入相，武能安邦，文能定國。《紅樓夢》中的那個賈蘭——賈寶玉的侄兒，讀書之餘，也拿根玩具弓箭，在花園裡顛來跑去，美其名曰“演習演習騎射”，也就是要為將來馳騁疆場做準備。不過，自從曹植以來，那些號稱要建立金石之功並且瞧不起文學這行當的大文人——請注意這裡所說的是大文人，往往只能在詩文中說說而已。作為統帥的曹植，大軍還未出發，他自己就先爛醉如泥。李白雖然號稱有在鬧市中殺人的膽量，他的夢想也只是如魯仲連那樣動動嘴皮子，或如謝安那樣玩玩花花腸子。真正舞刀弄槍、戰鬥在第一線的大文人寥寥無幾，就好比晨曦時分的星星。北宋的范仲淹據說曾經讓西夏人聞風喪膽，不過，據目前的資料來看，似乎也沒有身先士卒、浴血疆場的記錄。
以五十人深入五萬人之眾的敵營中捉拿叛徒，辛棄疾也對此念念不忘。只是每當他想起這個壯舉的時候，傷心的成分遠遠多於自豪的情緒，看看這首著名的《鷓鴣天》：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革錄），漢箭朝飛金僕姑。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往日意氣風發，今日衰老投閒，這辛酸的滋味肯定不太好受。一世豪傑，一位英雄，卻偏偏生活在一個懦弱的時代；一位梗概多氣、磊落軒昂的山東勇士，不得不寄居在嫵媚的江南，將一身的豪氣消磨殆盡：這究竟是怎樣一種痛苦呢？無意成為文人，卻終究只能是一失意詞人；原以氣節自負、功業自許，但終報國無門，只得把虎嘯生風的英雄本色用詞表現出來：這頂詞人桂冠，即使是詞人中的翹楚，能讓這位豪傑之士平息心中的鬱悶麼？豪傑之為豪傑，便在於他們往往能衝破約束，能為人之不敢為，言人之不敢言，想人之未曾想。
辛棄疾雖不得不“屈就”為一詞人，卻不失英雄本色，不作妮子模樣，不受傳統束縛，他大膽衝破了詞與詩文的界限，將豪情與柔情融合，真正給詞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無法在疆場上有所作為，不能為家國收復河山，卻在詞的創作領域開疆拓土，應該算是一種補償吧。
可惜，“手機中的戰鬥機”還是手機，永遠無法飛上藍天；詞人眼中的英雄豪傑，未必是政治家眼中的勇士。活著的時候，辛棄疾受到過五次彈劾，死後人家還不放過他，還有一次彈劾，至今還有人對他的品格表示質疑。這些彈劾歸納起來，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內容：辛棄疾殺人如草芥；辛棄疾貪汙成性；辛棄疾好色。
本來錢鍾書先生早就說過，雞蛋好吃就行了，不必理會生蛋的母雞是個什麼樣子。但在人們吃雞蛋的時候，得知生蛋的母雞其實長得很醜陋，多少就會影響食慾。又據說當年湯顯祖完成《牡丹亭》後，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瘋狂的愛上了他，認定湯顯祖風流倜儻，非他不嫁。可當她看到湯大才子拄著柺杖顫巍巍地搖晃在眼前時，這位美女徹底崩潰了，她跳進了美麗的西湖。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我們還是有必要修復一下辛棄疾的形象。
殺人如草芥？
首次彈劾辛棄疾“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的是諫官王藺，具體時間一般認為是淳熙八年（1181年），當時42歲的辛棄疾剛剛調任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也有人認為是紹熙五年。對於這次彈劾，孝宗皇帝親自認定了這一事實，批評辛棄疾“憑陵上司，締結同類，憤形中外之士，怨積江湖之民”，意思是說辛棄疾結黨營私，欺辱領導，使朝野上下怒形於色，江湖百姓怨聲載道，所以最後給予辛棄疾罷官處分。喜歡辛棄疾的看官，往往指斥孝宗昏聵，不察究竟，結果被王藺之流的人糊弄。王藺後來官居參政知事，也能舞文弄墨，雖然詩歌水平還有待提高，可好歹也是文化素質很高的官僚，不能簡單地歸為奸佞一類，看他那首《中塔悟空禪院》，似乎還是個慈眉善目的模樣：
皋亭回首軟紅塵，晴日僧房暖似春。禪老眈眈如臥虎，相逢一笑問前因。
對於這次彈劾，奇怪的是辛棄疾自己也沒有過多辯解。專家說，這是因為辛棄疾百口莫辯。既然是百口莫辯，可能說明諫官所言並非出於風聞，而辛棄疾為此賦閒達十一之久，也可見出這一事件確實給人留下了深刻影響。史書上說，辛棄疾“膚碩體胖，目光有稜，紅頰青眼，壯健如虎”，即說他身體魁梧，強壯如虎，眼露青光，這模樣一般人看著確實有點發怵。尤其是其眼神之悍厲，連朋友碰見了都不敢對視，心裡老打鼓，與他交情甚深的陳亮說辛大人“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辛稼軒畫像贊》）；流浪詩人劉過也聲稱“精神此老健於虎，紅頰白鬚雙眼青。未可瓢泉便歸去，要將九鼎重朝廷”（《呈辛稼軒》）。不過，對於辛棄疾為什麼會臉頰紅紅的，一直沒能想明白，是不是因為關公臉紅的原因呢？如果是這樣，他的紅頰配上魁梧的身體，也就是關羽與張飛的結合體了。另一種猜想則是他“容光煥發”，打入敵人內部的英雄楊子榮，面對座山雕的質問“臉為什麼紅了”，曾經這樣理直氣壯地回答，巧合的是辛棄疾也曾經深入敵後。
辛棄疾首次親自動手殺人，據史料記載，應該是在他二十二歲以後，是在敵佔區從事策反工作時發生的。辛棄疾是歷城（在今山東濟南）人，他出生前十三年，“靖康之難”已然發生，中原為金人佔領，辛棄疾的祖父辛贊未能脫身南下。辛家世代為官，按辛棄疾的說法是“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為什麼辛贊沒有追隨高宗政府而去，反而擔任了金朝的朝散大夫、知開封府呢？專家的解釋是辛贊為家計所累，辛棄疾的解釋是“被汙虜官”，即被金人俘虜後強迫出來做官。雖然做了金朝的官，辛棄疾認為他的祖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在《美芹十論》中他形容祖父“每退食，輒引臣輩（辛棄疾等人）登高望遠，指畫江山，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憤”。前人說杜甫每飯不忘君國，辛棄疾則說他的祖父登高必思南宋政府，時時刻刻惦記著揭竿而起，看來，在忠君的層面上，辛棄疾認為他的祖父絲毫不遜色於杜子美。
辛贊做了金朝的朝散大夫，還讓十四歲的辛棄疾參加了金人的鄉舉。一一五四年、一一五七年，辛贊又兩次派辛棄疾跟隨計吏赴燕京參加進士考試。這兩次考試，辛棄疾都沒能登第，專家的解釋是參加考試不是祖孫倆的本意，實際上，辛棄疾是在根據祖父的指示，藉此機會到敵人的統治中心偵察敵情，做好起事的準備。也就是說，當時辛棄疾是以考試為掩護，從事情報收集工作，是一名典型的地下工作者。他心有旁騖，所以沒有考中。況且，辛棄疾一旦中了機會，脫身不就很困難了麼？
總之，專家認為辛棄疾這麼聰穎的人才考試失利，“非不能也，乃不為也”。相關證據也是可以很快尋覓出來的。金朝有位名士劉瞻，他最有名的學生就是年輕的辛棄疾與黨懷英，當時人稱“辛黨”。党懷英的來頭比辛棄疾更大，他是北宋初年名將党進的第十一代孫，但就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他不小心進士及第，結果陷入了溫柔富貴之鄉，再也爬不出來了，後任金朝莒州軍事判官，入為金朝國史院編修官，官至金朝翰林學士承旨，成為金朝文壇的傑出代表。據他《奉使行高郵道中》等詩歌來看，他還一度作為外交人員出使南宋。可惜不知道這時的党懷英有沒有機會同早年的朋友辛棄疾親切會談，假若兩人見面的話，又會談論些什麼呢？對待各自人生道路，他們又會如何看待呢？
當然，我們可以懷疑很多眼光的來審視許多史料，這是一個嚴謹的學者應該持有的審慎態度，哪怕如黑格爾那樣把歷史看成一個人見人愛、人人都想幫助打扮打扮的小姑娘也無可厚非，不過，用懷疑的眼光來對待辛棄疾以及他祖父的一腔愛國激情，似乎就過於殘忍了，因為辛棄疾的岳父範邦彥也是一個愛國志士。當年範邦彥一不留神也做了金朝的偽官，估計可能也是家庭的拖累，就好像周作人那樣——仔細想想，主動甘心當漢奸的男人還真很少，往往都是受他人主要是親人即女性的攛掇，又好比一個王朝的滅亡後都把責任下降到某位美女的身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紅顏禍水。
範邦彥考取了金朝的進士，擔任了金朝蔡州新息縣令。後來金主完顏亮兵敗，範邦彥開啟城門，迎接宋軍的來臨，把整個縣城都還給了南宋政府，並移家南方。金朝政府認為範邦彥是臨陣投降叛變，南宋政府認為範邦彥是主動投誠，選擇了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範邦彥認為自己是抓住良好機遇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看來，不僅辛家滿門忠烈，而且辛家的姻親都是忠良，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價值觀念不同不會成為親家，事實再一次證明了辛家對南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又有資料證明，辛棄疾與範邦彥之子範如山，即他的小舅子關係很親密，“皆中州之豪，相得甚”，於是兩人又親上加親，範如山的兒子娶了辛棄疾的女兒，兩人結為兒女親家。三代一個迴圈，生活真是奇妙，誰也沒有沾到誰的便宜，林妹妹與寶哥哥那種關係在古代還真不少見。
紹興三十年，完顏亮大舉南侵，強徵漢丁，各地民眾揭竿而起。年青的辛棄疾不僅自己糾集二千多人參加耿京的義軍，還說服一個名叫義瑞的和尚率領千餘人成為自己的戰友。義瑞歸順後，見辛棄疾受重用而自己依然是個小頭目，心中自不平，於是竊走大印潛逃。耿京很生氣，嚴厲斥責辛棄疾，因為辛棄疾是這個和尚進入義軍的介紹人，同時還兼任大印的保管員，於公於私，於情於理，都罪不可恕。辛棄疾也很憤怒，於是請求親自了斷這件事。他快馬加鞭，日夜兼程，狂追猛趕，終於俘獲了義瑞和尚。義瑞和尚苦苦哀求，要辛棄疾不看僧面看佛面，饒過他這一遭，還給辛大俠猛戴高帽子，說什麼“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辛棄疾冷笑一聲：你當我沒有聽說農夫與蛇的故事麼，你想當那條狡猾的忘恩負義的蛇，可我會做傻傻的農夫麼？手起刀落，將義瑞和尚人頭斬落。
《宋史》不僅記錄辛棄疾斬殺義瑞的事蹟，而且還繪聲繪色地記錄了義瑞和尚哀求的言辭。看來史官們雖然看不起義瑞和尚的人品，可對他遺言的態度還是很慎重。辛棄疾是不是青兕，這個問題我們暫且“擱置”起來，先討論辛棄疾“力能殺人”的現象，因為現象學大師海德格爾說過，如果我們要解釋低層基礎，那麼高層的意義就必須在方法上被擱置，它不能充當闡明與理解低層的前提。“辛棄疾是青兕”這是一個高階問題，“辛棄疾力能殺人”只是一個低層的事實與現象。
“辛棄疾力能殺人”，當時義瑞和尚用自己的腦袋證明了這一事實。後來，無數的腦袋不僅證明辛棄疾力能殺人，而且很擅長用這樣一種最簡單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似乎讓人覺得辛棄疾真是青兕，不過由於史官們大都是唯物論者，他們就用王藺彈劾“辛棄疾殺人如草芥”來暗示；又因為辛棄疾歷來都是人們同情與敬佩的物件，所以這種暗示又極其含蓄，只殘留了一些蛛絲馬跡，一不留神就被人們忽視了。
淳熙二年（1175），賴文政領導茶商起義，屢敗官軍。三十六歲的辛棄疾臨危受命，由倉部郎官升為江西提點刑獄，“節制諸君，討捕茶寇”。辛棄疾的軍事才能充分施展出來，他步步為營，圍追堵截，終於將賴軍逼入困境。後來，他派人前去勸降，賴文政見突圍無望，接受了招安，辛棄疾隨即將賴文政押解到江州處死，其餘的義軍八百餘人據說也在一天之內被全部處理了，一個都沒有留下。這件事情辛棄疾辦得乾脆俐落，沒有任何猶豫，他認為對待敵人就應該象秋風掃落葉那樣無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節，但宋孝宗感覺很難受，認為言而不信畢竟不是官家所為。
有人因此稱頌辛棄疾，說他不在乎同僚的議論甚至皇上對他的遷黜，只要他認為對政通人和、富國強民有好處，他都大膽地做，大膽地闖，闖出了禍便坦然承擔，敢作敢當。對於辛棄疾的思想境界，我們不能隨意貶低，當然也不能過度詮釋。不過，辛棄疾確實似乎不屑與儒生為伍，他竭力與謙謙君子劃清界限，從政為官，都是由著自己的想法，顯得特有個性。此後他轉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撫使，依然採取嚴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為類似於西漢的“酷吏”，效果自然顯著，據說使奸盜屏跡。
淳熙七年（1180），辛稼軒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建立飛虎軍，“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宋史·辛棄疾傳》）。其時不少政府職員認為辛棄疾此番作為是勞民傷財，並請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時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棄疾虎虎有生氣，竟然將“金子牌”藏匿起來，嚴令施工人員在一月之內建好飛虎軍的營房，如有違期，軍法從事。當時正值雨季，辛棄疾斷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並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結果所需瓦片兩天之內湊足。一般而言，專家們從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棄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撓的執著，不過這麼巨大的工程，據說“經度費鉅萬計”，能夠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軍法從事的故事不會太少。中書舍人崔敦指斥辛棄疾“肆厥貪求，指公財為囊橐；敢於誅艾，視赤子猶草菅”，想必是聽到了一些風聲。
此後，辛棄疾調任隆興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當時江西發生嚴重的旱災，糧食歉收，物價飛漲。這樣令人撓頭的麻煩事，又被辛稼軒三下五除二地解決了。他發揚了雷厲風行地作風，在大街小巷貼出八個字的告示：“閉糶者配，強糴者斬”。究竟有沒有商人被流放或斬首，史書上缺乏相關資料，總之南昌的物價頓時穩定下來，辛棄疾還對處於饑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誼之手，把所買十分之三的糧食撥給了信州。大災過後論功行賞，“帝嘉之，進一秩”（《宋史·辛棄疾傳》，辛棄疾由宣教郎提升為奉議郎。
光宗紹熙三年（1192），53歲辛稼軒起為提點福建刑獄，次年又遷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傳聞辛棄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殺掉了。當時福建治安狀況不好，經常有海盜出沒，辛稼軒這樣認為：“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急奈何？”福州就是強盜的老巢，盛產刁民，懷柔安撫無濟於事，因此他決定施行鐵腕政策，快刀斬亂麻。這種鐵血政策見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強盜不被殺死，也被嚇死了，總之是一片昇平景象了。
辛稼軒的大刀政策嚇壞了文質彬彬的朝廷官員，他們紛紛上書彈劾辛棄疾“唯嗜殺戮，累遭白簡，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時得刺一州，持一節，帥一路，必肆故態，為國家軍民之害”（《宋會要·職官》）。當然，指責辛棄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鐵，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憐憫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據有關專家考證，辛棄疾一度親自審問長溪縣的囚犯，一次就釋放了五十餘人，這不證明了辛稼軒的仁慈心腸麼？哪怕這釋放的五十人與處死強盜數目相差甚遠。
辛稼軒果敢剛毅的名聲樹立起來，連朝廷要員都主動與他拉開了距離，擔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惡名。宋人張端義《貴耳集》卷下： “王（淮）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周必大）堅不肯，王問益公雲：‘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雲：‘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 ’王遂不復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軒的才幹，有心任命他為一方諸侯，但周必大決定反對，因為周老擔心辛大俠所殺的那些人會被史官算在自己頭上，可見辛大俠所斬殺強盜不是一個小數目。
不過，歷來人們對辛棄疾“殺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許他們認為辛稼軒所斬首的無非是叛徒、強盜、刁民、奸商，這些人罪有應得，死有餘辜。即使在那個特殊時期，辛棄疾鎮壓農民起義軍一事，也被判定為地主階級的侷限行而予以諒解。更重要的是，歷來辛稼軒都被認定為一個鬱郁不得志的悲劇人物，後人理應對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評他呢？看看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傳記，它們都明確地告訴我們辛棄疾的一生是一個悲劇。
果真如此嗎？有位研究辛棄疾的前輩鄭重指出，對辛棄疾的這種認識其實是不全面甚至是毫無依據的，因為我們在面對自己景仰的歷史人物時都容易犯一種溺愛症，即不顧歷史事實誇大歷史人物所受的委屈。辛棄疾有沒有委屈呢，自然是有的，唐宋那些文人誰沒有委屈，有幾人沒有貶謫的經歷，即使那些著名的奸佞，也少有一帆風順的。辛棄疾有沒有受到重用呢？相對而言還算是被朝廷重視的。雖然他閒居了十八年，但也先後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湖北轉運副使、湖南安撫使、福建安撫使、浙東安撫使等，多次獨擋一面，成為一方的軍政要員。在南宋那個時代，他沒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極端不公正的待遇。
當然，不是悲劇人物的辛棄疾依然會得到我們永遠的尊重，正如喜歡用鐵腕手段來處理問題的辛棄疾依然會得到我們永遠喜愛一樣。他是一個詞人，是一個豪傑，而不是一個聖人，他有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儘管這種方式可能會讓我們很意外。南宋文人謝枋得在祭辛稼軒墓記中寫道:“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嶽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智斬虜馘，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他對辛稼軒佩服的五體投地。但清人陳廷焯卻不無顧慮的說：“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為郭、李，為嶽、韓，變則為桓溫之流亞。”他認為辛棄疾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有可能成為桓溫一類的奸雄。謝枋得與陳廷焯誰更接近真實的辛稼軒呢？答案無從尋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辛棄疾不會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庸庸之輩。
橫徵暴斂？
最早開始系統考察辛棄疾的經濟問題的，是香港大學羅忼烈教授。在其《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狀況》，羅老首先丟擲這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辛棄疾的生活格調與其收入存在嚴重反差。辛棄疾前後賦閒達十八之久，在沒有工資收入的那段時間，他的生活相當滋潤。據鄧廣銘先生《辛稼軒年譜》，稼軒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錢錢、田田、香香、卿卿、飛卿等六位侍妾，兒子則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兒至少二人以上。這樣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僕，日常消費自然相當巨大，但稼軒似乎很少為經濟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闊綽。
岳珂《桯史》卷二記載：“嘉泰癸亥歲，改之（劉過）在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紹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效辛體《沁園春》一詞，並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辛得之大喜，致饋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別，周之千緡。 ”對新結交的朋友劉過，辛稼軒款待其一月有餘，先饋贈百千，臨別又周之千緡。
辛棄疾有首《最高樓》，詞前有一序言：“吾擬乞歸，大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當時他在福建任職，受到彈劾，即將離任，兒子勸阻他，說尚未置下田產，辛詞人就將其大罵一通：
吾衰矣，須富貴何時。富貴是危機。暫忘設醴抽身去，未曾得米棄官歸。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 待葺個、園兒名“佚老”，更作個、亭兒名“亦好”，閒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個口插幾張匙。便休休，更說甚，是和非。
辛稼軒還曾說過“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那麼稼軒究竟有沒有求田問舍呢？他的田產究竟有多少呢？淳熙八年前，辛棄疾在江西上饒建造了一座規模龐大的莊園，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稼軒，他的別號也是由此而來。這所莊園又有多大呢？洪邁的《稼軒記》雲：
郡治之北可裡所，故有曠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寶帶……濟南辛候幼安……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財佔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釋位得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軒下臨之，是為稼軒。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為者。東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靡，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硯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築有 “集山樓”、“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滌硯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詞中常常言及還有“帶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樓”。這麼多地名，想必莊園的規模應該不會太小，據說在莊園完工之前，朱熹曾進去偷偷窺視一番，結果大驚失色，後來把這見聞告訴陳亮，陳亮則寫信給辛稼軒，勸說他不能太奢華：
始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 ，可想而知。見元晦說，潛入去看，以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龍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說這麼壯麗的莊園，他生平未睹；羅忼烈教授說朱熹好歹也是見過世面的人，怎麼會如此大驚小怪呢？可見辛棄疾的莊園不是一般的宏麗。接下的問題是，辛棄疾財富從何而來呢？羅忼烈教授採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繼承大筆遺產的可能性。二十三歲的辛棄疾一口氣從山東跑到建康，即使在淪陷區有大筆財產，也來不及帶出來。今天我們儘可以把辛家的祖業想象得十分豐厚，但無論多豐厚的祖業都葬送在金人的鐵騎之下。羅教授還特別指出，辛棄疾的岳父範邦彥只是一名窮縣令，不像卓王孫可以分童僕百人、錢百萬給女兒。指望從岳丈家得到大筆財產也是不現實的。
羅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種可能性是辛棄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祿。辛棄疾做官的日子不過二十年， 其中有些還是窮官職，按照《宋史· 職官志·奉祿制》來粗略計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積下來也辦不到。此外辛棄疾也不夠資格被皇帝賜金賜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賈。總之，羅教授指出：“他的經濟來源是很令人懷疑的，要嘗試解釋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這個不願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軒有貪汙行為。
辛棄疾的貪汙行為，時人早就義正詞嚴地指出來了，他的幾次離職據說都與此脫不了干係。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軒在江西安撫使任，同年十一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還沒赴任，就被御史王藺彈劾免職，罪名則是“奸貪兇暴，帥湖南日，虐害田裡”；“肆厥貪求，指公財為囊橐；敢於誅艾，視赤子猶草菅”。王藺把“嚴刑峻法”還放在“橫徵暴斂”之後，可見他認為若是一片為公而“嚴刑峻法”，罪尚可恕；若是因貪汙而殘暴，就是罪大惡極了。同在這一年，著名理學家陸九淵寫給他一封信，語氣沉重地描述了下層官吏殘暴貪婪的情形：
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擊、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為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刼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累累如驅羊。刼於庭廡械擊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元以赴訴於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
陸九淵憤激地指出：“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羅教授說：“其實當時政治腐敗，貪汙成風，不獨江西一路為然，以稼軒的精明能幹，斷無不知之理；以他那種敢作敢為的個性，也不會因為有所顧忌而隱忍姑息。那麼是不是另有乾坤，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軒用商船販運牛皮，路經南康軍，被朱熹截獲，朱熹《與黃商伯書》記載了這個尷尬的場面：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江西安撫佔牌，以帟幕矇蔽船窗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既得此物，則持帥引來，雲發赴浙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卻雲軍中收買。勢不為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別集》卷六)
光宗紹熙五年(1194）秋天，辛棄疾在福建安撫使任上時，被諫官黃艾彈劾他“殘酷貪饕，奸贓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斥責他“酷虐裒斂，掩帑藏為私家之物，席捲福州，為之一空”。寧宗開禧元年（1205），辛棄疾復起知隆興府，“以臣僚言棄疾好色貪財，淫刑聚斂”，又被免官。在那樣一個時代，貪汙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敵的誣陷。不過，一再成為把柄，似乎也說明問題比較嚴重。
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非常不同意香港大學羅教授的看法。他的直接證據是辛棄疾所擁有的莊園規模並不大，“在宋代，凡被稱做田莊或莊園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農田（起碼要幾百畝）為主，再配合一些附屬的建築物如碓房、糧倉、牛棚、打穀場和莊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帶湖居第，則只是附有小園林的一個宅院。羅教授稱之為大田莊或大莊園，是根本不對頭的。”
鄧廣銘教授不僅對羅教授的結論表示質疑，而且對南宋洪邁的記述以及朱熹的見聞表示懷疑。作為文學家所寫的那個《稼軒記》能夠作為史料麼？哪個文人在寫這類應景文字時沒有自己的想象與誇張呢？鄧老質問說，洪邁所見到的只是一個施工設計圖，或許文章的那些建築只是規劃專案，只是空中樓閣。鄧老還指出，為什麼只有朱熹感嘆辛稼軒的莊園華麗，而同時代的其他人尤其是與辛稼軒交往密切的上饒朋友都不置一詞呢？
辛稼軒的“稼軒莊園”究竟有多大？辛稼軒究竟有沒有貪汙行為？這都是嚴肅的學術問題，需要深入的探討。辛稼軒自己的態度似乎也比較矛盾，一方面他有讀書人的清高，反覆表白自己對功名富貴棄之如舊鞋子，“富貴非吾願，皇皇乎欲何之？正萬籟都沉，月明中夜，心彌萬里清水”（《哨遍·秋水觀》）；另一方面，他對富貴的生活似乎興趣很濃，“一杯莫落他人後，富貴功名壽”、“向人間，長富貴，地仙行”。哪方面是他真實的想法呢，或許兩者都是。他鄙視富貴，也不能說明他的日子一定很清貧，“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盤華屋”（《滿江紅·呈趙晉臣敷文》，可見他的確發達過。即使隱居在上饒，他的日子過得不好不壞，不鹹不淡，看這首《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當個小地主——也有可能是大地主，收收租子，然後就狂飲暴食，然後就遊山逛水，然後就倒頭大睡。管竹管山管水，這日子也真讓人眼紅。更讓人眼紅的是，在休閒的生活中他還總能寫出名垂千古的佳作。遊山、飲酒他能品出境界，《賀新郎》：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怕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戒酒他也能做到蕩氣迴腸，看這首《沁園春》：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睡，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 更憑歌舞為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揮之即去，招亦須來”。
這樣看來，即使他曾經有過一些灰色收入，但能轉換為這麼多大氣磅礴的佳作，我們還是應該為之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