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黑不吹， 兩者沒有多大區別，都是因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的政治派別。需要注意的是這哥倆和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這兩個政治派別並沒有完善而嚴密的組織架構，也沒有黨 章 規 制，更沒有政治綱領和行動路線。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它倆都是朋黨或者說共同的利益集團。

從組織架構上來說東林黨主要以知識分子，在朝在野德官員及士大夫為主。代表人物有:李三才、左光斗等人。閹黨主要是宦官及依附其生存的官員為主，包括以地域劃分的齊黨，浙黨等。代表人物就是魏忠賢。

在說下政治主張，東林黨的政治主張是:廣開言路，反對宦官當政，反對礦稅。閹黨好像沒有什麼明確的政治主張，（可能有，但我不知道）。其實說到這還要多說下東林黨在學術上的主張:提倡求真務實，反對虛無空談，崇尚實用主義。這些主張對當時計程車林風氣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利益關係呢？東林黨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閹黨呢想了半天就給安了個享樂主義。

明末的兩黨之爭那真的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從“紅丸案”“京察案”“國本案”等鬥爭中可見一斑。在這裡在多說幾句。為什麼說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讓明王朝更快的滅亡呢？

先說閹黨，這群人把持朝政，敗壞政治，為一人的享樂致天下不顧。在其當政期間貪汙腐敗橫行，吏治崩潰，搜刮民財一個比一個厲害，老百姓不甘壓迫紛紛起兵造反。東林黨在前期被閹黨壓制狀態下所提倡的口號和自身的行動對當時的經濟發展、社會風氣、學術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不黑不吹，東林黨本質上代表的是江南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針對朝廷的工商業稅是極其反對的。原本朝廷收的稅賦主要是自耕農，但明末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這些大地主，大商人的佃農。而這群地主商人們又依靠代言人們的努力極少交稅，這就行成了惡性迴圈。自耕農越少朝廷收的稅就越少，收的稅越來越少，可需要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為了彌補財政，只能加稅，而加稅又讓更多的自耕農破產。最後百姓不甘壓迫，只能造反。東林黨前期正面積極的形象在其當政時期發生大反轉，這也是其在後世褒貶不一的原因。

其實萬曆皇帝不該滅掉閹黨，致使東林黨一家獨大，讓後來自己不得不過於依賴東林黨。兩方平衡才是帝王之道啊！

首先，需要說的是“閹黨”是包括投靠魏忠賢的文臣。其次，兩者當然有本質區別的，東林黨畢竟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其內部文化、文學氛圍較為濃厚，且相對更清廉。最後，“東林”被擴大化了，有些人甚至把閹黨文臣放入東林文臣內。

（1）“東林”和“閹黨”內部都有能人

東林黨是有思想文化的、有一定治國帶軍能力的人的鬆散集團，而且許多人都有一定的治國帶軍才能，例如葉向高、趙南星、孫承宗等。同時，也夾雜著不少能力不高、只會喊叫的人。

閹黨除了宦官外也有大批文臣。但是以魏忠賢的決心為核心。宦官是沒有行政管理經驗和能力的，靠的是崔呈秀、閻鳴泰、王洽、張鳳翼等人去執行，這些人的人數要比“東林黨”人數大得多。他們之所以加入“閹黨”主要是因為貪腐、工作錯誤等被參劾或政治鬥爭失敗。

（2）你是清流東林；爾為閹黨太監，橫批：二禍

前面是一位讀者罵我的，主要是我經常說些“反腐”的話，對一些有才能的大貪官經常持批評態度。後面那句話和橫批則是我回復該名讀者的話。

“東林黨”在天啟朝無疑是起到正作用；但是消滅魏忠賢后，雙方的“黨爭”帶有很強的“意氣”，所以，他們在崇禎朝都是“禍害”。

例如錢謙益就是“東林黨”後期的領袖，但他除了詩詞歌賦外，政治上能力不高、人品低下。

（3）“黨爭”只是明亡的原因之一

對於明朝滅亡的原因，許多人都將其歸結為一點——黨爭。“閹黨”造成的“禍”，主要是專權和以不合法、不合理、危害性更大的方式進入他們不懂的行政領域、軍事領域，超脫了既定的司法偵查權領域，從皇權手中的工具變成了皇帝本身。

本來，太監透過制衡文官的行政系統、“廠衛特務統治”掌控司法偵查權、“鎮守太監”監視軍事系統，從皇權內部劃出一部分權力用以“代替”皇帝監視文武。但他們從未管理過國家，管理國家的仍然是文官系統。但萬曆之後，這一傳統被打破，“礦監”地出現本身就是亂象開始。

（4）大明亡國並非僅僅“黨爭”，它是“綜合原因”導致而非一點

國家的失敗和滅亡，很難有一種原因、一個因素。例如外戚專權？西漢、東漢立國前後四百餘年，期間外戚專權就達三百多年。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朝代不會因為一個問題沒搞好而滅亡的，只能是綜合性原因。

小玥來回答：

東林黨指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閹黨指依附於宦官權勢的官僚所結成的政治派別。明末的東林黨，可以說是整個國家的精英分子，可是就是這些人，罔顧民族大義，享有各種特權，反而成為整個國家的“蛀蟲”。

閹黨在明太祖開國之初就是用來制約文官力量的。閹黨統治期間，能收到商業稅，還免除了好幾次農業稅。

在歷史上東林黨爭議很大，外人不好評述。但是其在明朝滅亡的時候，東林黨沒有給予朝廷任何的幫助，反而有抵制徵稅等行為，在清朝建立後，東林黨也意圖拒絕向清朝交稅，結果清朝絕對不客氣，殺頭、充軍、剝奪功名等等（可參考奏銷案、哭廟案、通海案等）。從後期明朝滅亡後來看、閹黨殉國一大片、東林黨人幾乎跪在了李自成的眼前。

所以有“信太監亡國，信文人亡天下”之說。

東林黨和閹黨是明末的兩個重要黨派，明朝之所以快速淪陷滅亡，與這兩黨的黨爭不如關係。那麼，究竟該如何評價這兩黨呢？

（品德高潔的東林黨）

一、東林黨和閹黨有本質的區別。

東林黨的官員，大都是品德高潔的人。他們不貪汙腐化，不追求個人的利益。一生以天下為己任。“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們的人生信條，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東林黨的所作所為，也是非常符合古代傳統知識分子的形象定位和道德要求的。如果我們否定東林黨的形象定位和道德追求，也就是否定古代正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這顯然是不對的。

閹黨則不一樣。閹黨是以巴結討好魏忠賢，被魏忠賢委以重任而形成的一個團體。在這個團體中，因為需要巴結討好魏忠賢，自然存在行賄受賄，存在利益輸送。而且，閹黨成員在討好魏忠賢的時候，為了和魏忠賢拉近關係，還爭著去當魏忠賢的乾兒子。這就不僅僅是利益輸送，而且還是道德淪喪了。

如果忽略了閹黨內部的這種道德淪喪，也就是顛覆了我們的傳統價值觀。這顯然也是不對的。

（崇禎皇帝劇照）

二、東林黨和閹黨在效果上沒有區別。

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閹黨，都沒能力挽狂瀾，挽救明朝末期的頹勢，保住大明王朝的江山。

有人說，崇禎皇帝上臺後，打壓閹黨是一個錯誤。如果崇禎皇帝不打壓閹黨，依靠閹黨來追剿農民軍和抗擊清軍，明朝還不至於滅亡。首先，這種假設是沒有意義的。崇禎皇帝上臺後，如果不除去閹黨，那麼閹黨就會除去崇禎皇帝。崇禎皇帝不是朱由校，他不會甘心做木工活，他要把權力掌控在自己手裡，自然會和魏忠賢，和閹黨水火不容。其次，閹黨都是一批趨炎附勢，沒有真才實學的人。同時也是一批唯利是圖的人。唯利是圖的人，就會特別怕死。因為害怕死了以後，老婆孩子財產都失去了。所以，依靠他們來對付清軍和農民軍，肯定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但是東林黨確實又在崇禎皇帝的時候，沒有發揮什麼作用。沒有發揮作用的原因。一是東林黨人只重視道德修養，並沒有獲得治國理政的才能。或者說，由於在朱由校的時候，飽受打擊和貶謫，他們沒有得到鍛鍊。因此，等崇禎皇帝上臺，需要他們發揮作用的時候，他們面對複雜的局勢，無法想到切實有效的辦法。二是東林黨人知行不統一。“知行”本來是明朝思想家王陽明特別提倡的，目的是避免知識分子好空談，落不到實處。但東林黨人恰恰存在的問題就是有些空談。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在東林黨人那裡有深刻的教訓。

（魏忠賢劇照）

三、東林黨在明末政治氣候下不如閹黨。

我們固然說閹黨如果掌控明末的政壇，並不能挽救明朝滅亡的命運。但是，相對來說，就當是的情況下，閹黨執政，可能比東林黨要好一些。為什麼這麼說呢？

當時最重要的就是要團結，上下一心。不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實現團結，總之團結肯定比分裂要好得多。閹黨因為有一個統一的意志，大家都聽魏忠賢的，都對魏忠賢唯馬首是瞻，因此，團結更容易實現一些。

東林黨人存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大家互相扯皮指責。這樣，往往形不成統一的意見。甚至很多時候，崇禎想要做一個什麼決定，大家也不執行。不執行並不是這個大臣不忠，恰恰是很忠心的表現。“文死諫，武死戰”，就算是死，也要反對皇帝的意見。反對正是為了盡忠。但是在明末那樣一種情況下，其實並不是意見對不對，而是能不能把某種意見執行下去。執行，在當時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大家都執行，不好也不會壞到哪兒去。東林黨人所體現出來的，就是執行不力。因此，對江山社稷，沒有什麼幫助。

（參考資料：《明史》）

明朝末年，東林黨和閹黨的出身不同，是在朝廷裡面不同利益的人形成的團體。東林黨更代表江南富人，閹黨更像是皇權的延伸。

東林黨人主要以江南的文人為主，他們大多出身富豪之家，做官的目的在於光大家庭門楣，謀求政治上的發展。他們的家族比較殷實，所以東林黨人很少貪汙，主要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另外，由於東林黨人是富豪出身，家裡大多經商，所以東林黨人不主張收商業稅，來保護自己的利益。由於東林黨人家底比較富有，所以對進行俸祿的依賴較低，他們有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原則。

閹黨在出身方面與東林黨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大多出身一般的家庭，甚至是貧困的家庭。魏忠賢在進宮前本來是有妻室的，就是因為還不起賭債，才將自己的女兒賣了，自己進宮做了太監。由此可見，閹黨人做官大多為了生計，他們的長處在於透過辦事來掙俸祿，養家餬口。閹黨這部分人由於根基不足，要靠朝廷來生活，他們對於皇帝的依賴就更強，更能無所顧忌地為皇帝所用。

東林黨和閹黨其實代表了不同的側面，東林黨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優勢，他們崇尚孔孟之道，有著高大的理想和追求；閹黨在做事方面更勝一酬，可以做一些具體的事。這本是國家需要的兩種能力，既要有理想，也要腳踏實地。如果兩類人合一塊共同為大明王朝效力，那十個努爾哈赤也未必能夠崛起。這兩類人偏偏是勢如水火，黨爭起來永不停止。究其根本原因在於，東林黨和閹黨的利益是嚴重對立的。

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的根源是帝國財政的問題。我們知道，明朝的時候中國的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在發展，出現了大量的手工場以及機戶和機工，這種生產方面在江南最為流行。他們創造了大量新的社會財富。隆慶年間以後，中國透過大量出口茶葉、瓷器、絲綢等商品，從海外賺取了大量的白銀，從而穩定了國家的財政，朝廷從此主要以白銀為稅收。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也在江南，也就是說江南是白銀流入的主要通道。這一切都使得江南的財富遙遙領先大明的其他地區。但是這些財富很多集中在商人的手裡，明朝實行抑商政策，至少不會去主動保護商人的利益。所以如何對商人徵稅就成了國家的核心問題。

從國家發展和存亡的角度講，國家應該多收稅，無論是農業稅還是商業稅，集中力量對付女真和蒙古。可以從商人自己的角度講，國家沒有合理的制度保障，過度收稅會嚴重侵害他們的利益。東林黨人就是江南富豪出身，他們肯定會保護家鄉商人的利益，讓朝廷少在江南收取商業稅。但是明末的局勢又非常混亂，必須用錢來解決，朝廷又非得多增稅不可。所以，兩難的問題就擺在明朝人面前。

在天啟年間的時候，魏忠賢之所以能夠得勢，主要原因就是天啟皇帝的寵信。天啟皇帝之所以寵信魏忠賢，並不是吃飽了撐的。他是要解決朝廷財政問題，重點是要籌集遼東和後金打仗的軍餉。如果直接增加江南的賦稅，勢必會遭到東林黨人的大力反對。所以，天啟皇帝以魏忠賢為打手，命魏忠賢查察東林黨人的劣跡，迫害東林黨人。在大肆迫害東林黨人以後，朝廷才能加徵江南的稅收，以保障各地軍餉。細看明史就會發現，明朝對後金的戰爭幾乎都是一敗塗地，可是僅有的兩次重大勝利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都是在天啟年間取得的，分別是天啟六年和天啟七年，袁崇煥能在前方浴血奮戰，少不也魏忠賢對他的支援。後來，魏忠賢被崇禎皇帝流放，時間不久，袁崇煥也被殺，從此明朝對後金的戰爭再也沒勝利過。可見，魏忠賢對遼東戰爭還是起過很大的積極意義的，原因就是他加徵的賦稅保證了前線的軍餉。

但是東林黨人就完全不一樣了，由於他們自己就是大富豪出身。在魏忠賢倒了以後，對於稅收問題，東林黨人更主張收農業稅。可是農民早已窮困不堪，再加上無盡的旱災，莊稼顆粒無收，這個時候崇禎皇帝又裁轍了一些驛站的驛卒，讓他們丟了飯碗，這裡面就有一個人叫李自成。所有的因素湊到一塊，爆發了明末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明朝從些一直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終於在崇禎十七年滅亡。

總而言之，明朝末年在財政問題上出現了死節。江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巨量財富，如何透過稅收，將財富轉化國家統治的力量，是明朝始終面臨的一個問題。專制的封建皇權，不可能建立起對商業的保障制度，而過量徵收可能導致其胎死腹中，可是不徵收又無法解決明朝面臨的內憂外患問題。東林黨人代表了商人的利益，閹黨更象徵著皇權，是在天啟皇帝授意下做大的。於是，朝廷上的東林黨人和閹黨便展開了無休止的黨爭，直到把明王朝的決策能力和辦事能力消磨殆盡，王朝也隨之覆亡。

館主來了，我是無月，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明朝滅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毀於黨爭。

東林黨和閹黨，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這兩個黨的“黨”字，都代表朋黨的意思。

除此以外，兩者完全不一樣。

我們先來說說閹黨，想必大家都對閹黨更為熟悉一點。

《龍門客棧》的情節還記得吧，裡面的太監是不是很可恨？

嗯，閹黨，並不是說這一黨裡的人全是閹人，而是以大閹人魏忠賢為首。那時候的明朝皇帝是那個出名的木匠皇帝，整日不問政事。魏忠賢正是藉此機會，和他的對食客氏籠絡了皇帝的歡心，由此把持朝政。

魏忠賢權勢滔天，貪贓枉法，巧取豪奪。只要他想要的，沒有得不到的；只要他想害的，皇親貴胄都逃不過。一時間，那些雞鳴狗盜、目無王法之輩紛紛向魏忠賢靠攏，彼此利用，閹黨聲勢更為壯大。

其實閹黨的結構比較簡單，就跟歷來的權奸當政一樣。法度敗壞，倫理喪失。只要皇帝不追究魏忠賢，就沒人能動得了他。

閹黨這夥人行事沒有底線，純粹的聚眾耍流氓，為非作歹，他們不管國家，不顧朝廷，眼裡只有個人利益。長此以往，明朝必定被這夥人徹底掏空毀滅。

東林黨是閹黨主要的打擊物件，一來當時的朝中內閣首輔和主要大員正好是東林黨人，二來東林黨人作為清流一直抨擊朝政弊端和閹黨人士，因此，兩派積怨甚深。

在對抗閹黨的過程中，很多東林黨人展示了文人氣節，正義凜然，慷慨赴死，令人欽佩。

但擊敗閹黨的東林黨人，也給走向末期的明朝帶來持續的打擊。主要問題還是出在黨爭上。為了維護自己一黨人的利益，東林黨人不斷與閹黨殘餘、各地方朋黨展開互相攻擊。很多政見不是出自客觀事實，而是出自派系利益考慮，這種公私不分的為政方式，必將把明朝這艘千瘡百孔的破船拖入更深的深淵。

而東林黨人還代表這江浙商人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主張開放貿易，取消向商人收稅。明末本身財政就入不敷出，如此一來，更是減少財政收入，從而進一步增加農民的負擔。最終導致農民不堪壓迫，暴亂四起。

關於這兩派的事情，攤開來說就長了，就簡單說到這裡吧。

無月文化，品讀經典，品味文化

翻開明末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明末官場，有這樣兩類官員：一是為國為民、公正廉潔的東林黨；二是貪汙腐敗、禍國殃民的閹黨。表面上看，這兩類官員有很大區別，但其實，所謂的東林黨與閹黨，並無本質區別，他們都是官僚集團的一部分。

只是，因為東林黨控制著話語權，再經過滿清王朝有意無意的推波助瀾，所以我們後世看到的歷史，大都是站在東林黨視角去看歷史。所以，我們就會覺得東林黨是正義的化身，而所謂的閹黨就是邪惡的化身。

事實上，大家別看東林黨與閹黨總是一副不共戴天的樣子，但他們在維護官僚集團的共同利益上，態度總是能夠保持驚人的一致。不信，我們翻看明末歷史，就會發現東林黨從來沒有去慫恿、鼓動皇帝查閹黨官員的經濟問題？也沒有見過他們慫恿和鼓動皇帝抄閹黨官員的家？

恰恰相反，每當皇帝流露出類似的意思，東林黨就會想盡辦法阻止，想盡辦法破壞。當然，閹黨也是同樣的作風。為什麼會這樣呢？

顯然是大家都懂得，貪汙腐敗是普遍的官場規則，不管是東林黨也好，還是閹黨也好，都是一個樣子。如果大家在爭權奪勢時，真敢去揭露各自的經濟問題，那最後得利的就是皇帝，因為大家都這樣玩，皇帝就等於守著一個養豬場，因為，缺錢了，隨時拉出兩頭肥豬一殺一抄家，就有錢了。這樣一來，官僚們的利益自然都會受到損害。

也正因為此，無論東林黨上臺，還是閹黨上臺，帝國軍事、政治、經濟形式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別。甚至而言，由於東林黨是靠引導輿論和控制輿論起家，所以他們上臺後，只能繼續扯淡而不幹實事。

在這種背景下，大明帝國的官場直接充滿一種大言不慚的風氣。比如，東林黨在天啟初年執政，王化貞高呼六萬大軍蕩平遼陽；結果六萬大軍蕩平遼陽的呼聲還停在耳邊，大明帝國的軍隊就把整個關外的土地弄丟，不得不集體退回山海關。

再比如，東林黨在崇禎初年執政，袁崇煥高呼五年平遼；結果五年平遼的聽聲還停在耳邊，皇太極的軍隊就打到北京城之下；關鍵是，最後出事了，東林大佬雖然都身居高位，卻是一臉的無辜。好像，這些事都與他們無關。

他們給皇帝的答案永遠是，只要皇帝清除奸臣、重用忠臣，帝國就會變好的。其實說得直白點，就是皇帝只要讓我們當官，帝國就會變好的。但問題是，皇帝讓他們當了官，帝國並沒有變好，相反變得更亂。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時也勢也，但問題是，就是讓閹黨執政，頂到天上去，也就是這種結果吧！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東林黨也好，閹黨也好，都是官僚集團的一部分，他們真正關心的永遠是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他們當官的目的也都是為了升官發財，而不是中興帝國。所以，皇帝重用閹黨，閹黨只敢打打蒼蠅；重用東林黨，東林黨也只敢扯扯雞毛蒜皮的事情。

平日裡，閹黨和東林黨搞黨爭鬥得個你死我活，但面對正經軍國大事時，永遠都是一副差不多就行了的樣子，永遠都是英雄所見略同。

並且，只要事關官場共同利益，他們兩派馬上就會建立起無懈可擊的攻守同盟。所以，你別看表面上有什麼閹黨、東林黨之分，實際上大家都是來自一個黨派，那就是官僚集團，而他們的理想都只是升官發財而已。

萬曆中期以來，皇帝昏庸無能，神宗怠於政事，使大權旁落，吏治更加腐敗。嘉靖以來逐漸形成的朋黨風氣，更加膨脹。大臣們一味秉承皇帝的心意，結朋樹黨，相互攻擊。明末黨爭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京察”（考核官吏）開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終沒有停止過。

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魏忠賢外結閹黨，內控皇帝，竊取了朝政大權。而江南東林黨人為了挽救王朝的頹勢與閹黨等反動政治力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派系之爭，歷史上稱為“東林黨爭”。

東林黨中的“東林”之名是因何得來的呢？

歷史上看，東林黨並不是一個政治團體，更不是一個“黨”，所謂“東林黨”實際上是政敵把它誣為“朋黨”之後的一種稱呼。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職，他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家鄉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一時政治上不得志計程車大夫等皆進書院聽講。書院除誦習古書外，兼議論時政、批評人物，一時成為全國輿論中心，他們漸漸形成了一個在野集團，稱為“東林黨”。他們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等意見，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的激烈反對。

與東林黨同時，浙江寧波人沈一貫糾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結成東林黨的反對派，被稱作“浙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為主的楚黨，和山東的齊黨皆依附於浙黨，合稱“齊楚浙黨”，其他以地緣關係結成的黨派還有宣黨和昆黨。宣黨、昆黨、楚黨、齊黨、浙黨與東林黨人之間也有矛盾，他們相互攻擊，“東林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從萬曆時代的國本之爭、明末三大案就有東林黨爭的影子。

圍繞皇位繼承權進行爭鬥的同時，東林黨人同反東林各派展開了尖銳的權力之爭。這表現於許多方面，主要是爭“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種制度，規定六年一次，稱職者予獎或晉升，不稱職者處罰或斥退。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東林黨人楊時喬主持。

他嚴正廉直，不講情面，在京察中提出要處分的人，有幾個是首輔沈一貫的黨羽。由於沈一貫矇蔽了萬曆帝，他的黨羽錢夢泉等人受到包庇，沒有受到處分，而楊時喬反而受到指責。然而東林黨人和其他一些朝中大臣再奏劫沈一貫蒙上箱下、遍置私人，迫使沈一貫謝病不出，並在次年辭職歸家。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時，東林黨人、大學士葉向高主持朝政，這一次，齊、楚、浙、宣、昆等黨一些人物被罷了官。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浙黨方從哲主持京察，齊、楚、浙等黨在朝中多居要職，於是大肆斥逐東林黨人。

在萬曆年間，東林黨人大部分時間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處於不利的地位。直到他們支援熹宗即位後，才受到重用。

萬曆四十八年（ 1620年） ，發生移宮案，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因為護駕有功，趙南星、高攀龍、周宗建、夏嘉遇、顧大章等人被重新重用。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是首輔，趙南星則以左都御史身份參與主持京察，他們逐齊、楚、浙黨，痛斥齊黨廳詩教、楚黨官應震等“四凶” ，堅決罷了他們的官。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為當時黨派紛爭的工具。

東林黨人當中，大多數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對於個人名聲看得比國家利益還要重。

其他與他們志趣不同者，一概被視作小人，齊、楚、浙黨人在受到排斥後勢力衰弱。就在齊、楚、浙黨人走投無路時，大多數人投靠在了魏忠賢門下，結成同盟，被東林黨稱為“閹黨” 。魏忠賢的助手魏廣微的父親魏允貞生前與趙南星、顧憲成是好友。在魏廣微當了大學土後，曾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趙南星卻是閉門不納，逢人便說“見泉無子”，魏廣微因此深恨不已，立誓與趙南星勢不兩立，慫恿魏忠賢殘酷鎮壓東林黨人。高陽批評趙南星“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遊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

明熹宗時期，政治十分腐敗，太監魏忠賢獨攬朝中大權， 自稱“九千歲”。魏忠賢是司禮秉筆太監，又提督東廠，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目。他在朝廷內外， “遍置死黨” ，從而把持朝綱，為所欲為。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閹黨”掌權。魏忠賢對持不同意見者實行血腥鎮壓，他控制衛廠特務機構，隨意施行刑罰。

天啟五年（1625年）閹黨魏忠賢採取了殘酷的鎮壓政策，他借熊廷弼事件，誣東林黨的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有貪賊之罪，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冤死獄中；把東林、首善書院等“盡行拆毀，變價入官”。

崇禎帝繼位後，閹黨對東林黨的迫害活動才告停止，東林黨在崇禎初年暫時抬頭，雖然又一度入閣，但為時不長。在崇禎帝處斬袁崇煥後，大規模地起用宦官，東林黨人又被迫退出了內閣，東林黨的聲勢開始衰弱，皇帝最後只能信任宦官，閹黨的勢力再次興起。

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明朝自萬曆皇帝以後進一步利用宦官掌握政權，打擊奉法計程車大夫，一些有識之士縱有憂國憂民之心，也只能束手無策。明朝皇帝無疑是自毀長城，難怪後人斷言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明確：

閹黨是東林黨打壓下形成的，不是現有閹黨才有東林黨，而是現有東林黨才有閹黨。

即閹黨是東林黨的對立面。

要想了解什麼東林黨、什麼是閹黨。他們的價值觀和利益代表等問題，就對比了解東林黨。

什麼是東林黨？

東林黨的雛形是嘉靖末年對抗嚴嵩父子的徐玠集團。

東林黨的價值觀是陽明學和程朱理學的調和——本質上更多偏向程朱理學。根本來說，王陽明創立的陽明學，本來就是反對程朱理學的。

程朱理學的最形象的概括就是：存天理、滅人慾。天理，是指上天賦予的本性；人慾，就是人的慾望。

存天理、滅人慾，簡單說就是透過修煉、自省達到限制自己私慾的擴張，保留和擴大上天賦予的本性（天理），進而達到仁的境界，達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的狀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存天理、滅人慾的最佳操作方案和步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個不走必須迴圈進行，不能忽略任何一步，更加沒有彎道超車。

格物致知，也是程朱理學出示態度。要想致知（治世），前提是格物（掌握所有知識和規律）。

循序漸進、禁止彎道超車，這是程朱理學的基本觀點。

陽明學是王陽明對南宋陸九淵的心學的擴大和提升。陽明學和程朱理學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是否允許彎道超車。

陽明學反對循序漸進，提倡邊想邊做，即實踐出真知。

心即理，反對的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你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就是你做事的資本，不需要你全部都準備完畢才能去做，能做什麼就先做什麼，邊做邊學。

知行合一，反對的是程朱理學的先知後行，提倡知道了就要去做，而不是等全部都知道了才去做。

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原則和指導方向。知行合一是以致良知為方向的，喪心病狂的事，不是知行合一。簡單說，邊做邊學，要有良好的動機和出發點。

惟求其是，說的是判斷標準，不以自己的觀點做為判斷標準，而以實踐效果作為判斷標準。

士農工商，是階級平等觀念，反對傳統計程車是高等、農工商是低賤階層的概念，提出販夫走卒也能成為聖人。

以東林黨三大君子為例來說明東林黨的思想。顧憲成贊同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修養功夫，不同意陽明學的心即理；贊同陽明學的致良知，但反對王陽明的無善無惡觀點。

趙南星為人清廉正直有名聲，對價值觀不同的極度關愛，對於價值觀不同的極度打擊。和清朝光緒時期的翁同龢是一樣的性格。

鄒元標，專心研究理學。

這就是為什麼東林黨人更注重名節名聲、更多的是提方案、提建議而沒有去做，原因他們更偏重循序漸進的程朱理學，而非注重知行合一的陽明學。

比較東林黨和閹黨，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東林黨主要是讀書人，閹黨主要是部分反對循規蹈矩的讀書和中下層出身的人；

東林黨注重修養和名節，遵循格物致知；閹黨更多是注重惟求其是，看重的是知行合一的事功。

當然有本質區別。閹黨相當於明朝的左派，東林黨相當於明朝的右派。東林黨煽動三大仇恨：仇恨稅收、仇恨內閣、仇恨宦官，形成嚴重的社會分裂，臣民之間互立壁壘，使得明朝政府的執政能力幾乎為零，而百姓之間互相防備，人情冷漠，合作能力幾乎為零。所以清軍一來，就如摧枯拉朽。而閹黨貪汙受賄，結黨營私，把持朝政，欺壓百姓，激起民變。二者合作，活生生把個明朝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