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得名因奉正塬。《高陵縣誌》載：“禹夏時期，大禹治水，導涇入渭，繞於縣南，成為雍州名地。本為西周封邑。境內有奉正塬，塬體高隆，稱塬為陵，故名高陵。”高陵地名文字最早記載見滕州市博物館館藏周宣王時期青銅器“不其簋”銘文。銘是中國早期刻在器物上的文字，許慎《說文解字》：“銘，記也。”該件青銅器銘文上記載了“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西北強族獫狁進犯周人西部邊境，秦莊公命虢季子白率不其禦敵於高陵，三戰全勝”的西戎戰役歷史事件。大篆字型渾厚有力，高陵兩字清晰可辨，這件青銅器是目前發現記載高陵地名最早的青銅器。
高陵縣名與高陵君淵源頗深。秦孝公十二年高陵置縣後，始皇帝嬴政統一中國為“天下安”實行“郡縣制”。《漢書·項羽本紀》載：“宋義使於齊，道遭齊使高陵君顯”。從而得知，已為縣名的高陵屬山東琅邪郡（見張澍《姓氏五書注》）。而“高陵君”何許人？《史記·穰侯列傳》：“秦昭王同母弟(顯)曰高陵君，昭襄王封其同母弟公子顯於高陵，故號為高陵君。”由此可知，高陵君嬴悝不僅是宣太后羋月的兒子，和秦昭襄王是兄弟手足，而且深受宣太后寵愛，當時位高權重名列“四貴”之一。而《鄭通志·氏族略》載:“嬴姓。秦昭王弟封高陵君，因氏焉。”加之《風俗通》：“其後因以為氏”，可以得出結論，高陵君姓名還來源於高陵，即“以高陵邑為氏”。另外，陝西曆史博物館有一尊“高陵君鼎”，該鼎典型的戰國時期風格，依其上銘文，這尊鼎是專為高陵君製作的銅鼎，還記載了當時的生產製度和度量衡標準，是秦嬴悝被封高陵併名號高陵君的有力佐證。
高陵地名歷史久遠，來源清晰，在人們口中代代傳稱，史志古籍中也屢屢出現：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十·孝文字紀第十》“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唐代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圖志》“高陵縣，畿。西南至府八十里……”東晉常璩著《華陽國志》“……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為沇陽侯相、高陵令。”最早記載高陵縣境大小的是，北宋宋敏求著《長安志》“縣境東西20.55裡，南北20.1裡。”高陵因這種四方四正的地形，民間還俗稱——手帕縣。
中國古代，一個地方的地名或因攻伐克守、易幟更主，或因皇權遞接、帝王專橫而被改名，高陵就曾出現兩次改名的經歷。
第一次是西漢王莽改名高陵為千春縣。清光緒《高陵縣續志》：“高陵，秦縣名。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於今縣城西南置高陵縣，屬內史。漢魏時期一段時間，曾改為千春縣、高陸縣，隋朝後一直沿用高陵縣名，是中國建縣歷史最早的縣份之一。”前文提到高陵因在奉正塬之北，大阜為陵，故得名高陵。到了西漢，王莽將高陵縣改名為千春縣。為什麼改為千春？一種說法是，王莽素有改地名“癖好”，所以，新莽天鳳二年（公元15）高陵被王莽改名千春。王莽的改名癖好，從在位16年103個屬郡域名改了75個，1587個城池改了730個，統管轄域地名竟改了一大半可以看出。而且王莽改名，既無章法、也少內涵。《漢書·地理志》記載，有的郡縣名後面小字標註“莽曰”，意思是王莽時期的稱呼。如：廣東“南海郡”注：“莽曰南海亭”，意思是王莽把“揭陽”改成“南海亭”。另一種說法是：秦漢時期，高陵縣城在今鹿苑鎮西部，鎮中心西一里有個村子叫千春村，所以更名為千春縣。西漢武帝時京輔地區分而為三，名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統稱三輔。其中左馮翊都城設於高陵，可見當時高陵已成為關中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時千春村還設有左輔都尉，東漢一度駐左馮翊（郡級）或可明證。王莽改名高陵的兩種說法或還有兩者兼而有之，也不得而知了。
高陵改名高陸是第二次更名。古時地名一定要避開皇帝名諱。如《隋書·地理志》記述，隋煬帝名楊廣為避“廣”字將幾十個地方改名：廣安改延安、廣州改番州、廣陵改江都等。有些朝代，地名因與帝王名字諧音、字型相像，也必須改。《三國志·吳主傳》載：“三國孫權立孫和為太子，五年正月，立和為太子，禾音諧，改禾興為嘉興。”所以發生在三國魏黃初元年（公元220），高陵更名高陸，概因於此。曹操建安十三年晉位丞相併加封高陵侯，死後葬於洛陽其陵墓被稱為“高陵”。想來，高陵與高陵侯陵墓同名，所以更名高陸縣且移治古城（今高陵縣西南一里），屬京兆郡。
一個地方的地名，無論如何改，都改不了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一馬平川的關中白菜心”，這絕佳地域成就了高陵先入為主的原始地名胎記，2300餘年高陵邑的歷史滄桑孕育出高陵成為恆久不變的人文盛地。加之兩次改名時間都較為短暫，所以王莽改名後到了更始元年（公元23）又複名高陵。三國更名高陸後到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又複名高陵。從此，高陵地名再無更改，“自隋唐後，一直沿用至今。”
值得補充的是，高陵縣在2015年8月4日撤縣設區前，曾出現“涇渭區”“城北區”等民間更名呼聲，最後被《國務院關於同意陝西省調整西安市部分行政區劃的批覆》確定，仍沿用千年來實至名歸的姓名——“高陵”區。 □高濤 2019年09月02日《西安日報》
高陵得名因奉正塬。《高陵縣誌》載：“禹夏時期，大禹治水，導涇入渭，繞於縣南，成為雍州名地。本為西周封邑。境內有奉正塬，塬體高隆，稱塬為陵，故名高陵。”高陵地名文字最早記載見滕州市博物館館藏周宣王時期青銅器“不其簋”銘文。銘是中國早期刻在器物上的文字，許慎《說文解字》：“銘，記也。”該件青銅器銘文上記載了“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西北強族獫狁進犯周人西部邊境，秦莊公命虢季子白率不其禦敵於高陵，三戰全勝”的西戎戰役歷史事件。大篆字型渾厚有力，高陵兩字清晰可辨，這件青銅器是目前發現記載高陵地名最早的青銅器。
高陵縣名與高陵君淵源頗深。秦孝公十二年高陵置縣後，始皇帝嬴政統一中國為“天下安”實行“郡縣制”。《漢書·項羽本紀》載：“宋義使於齊，道遭齊使高陵君顯”。從而得知，已為縣名的高陵屬山東琅邪郡（見張澍《姓氏五書注》）。而“高陵君”何許人？《史記·穰侯列傳》：“秦昭王同母弟(顯)曰高陵君，昭襄王封其同母弟公子顯於高陵，故號為高陵君。”由此可知，高陵君嬴悝不僅是宣太后羋月的兒子，和秦昭襄王是兄弟手足，而且深受宣太后寵愛，當時位高權重名列“四貴”之一。而《鄭通志·氏族略》載:“嬴姓。秦昭王弟封高陵君，因氏焉。”加之《風俗通》：“其後因以為氏”，可以得出結論，高陵君姓名還來源於高陵，即“以高陵邑為氏”。另外，陝西曆史博物館有一尊“高陵君鼎”，該鼎典型的戰國時期風格，依其上銘文，這尊鼎是專為高陵君製作的銅鼎，還記載了當時的生產製度和度量衡標準，是秦嬴悝被封高陵併名號高陵君的有力佐證。
高陵地名歷史久遠，來源清晰，在人們口中代代傳稱，史志古籍中也屢屢出現：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十·孝文字紀第十》“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唐代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圖志》“高陵縣，畿。西南至府八十里……”東晉常璩著《華陽國志》“……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為沇陽侯相、高陵令。”最早記載高陵縣境大小的是，北宋宋敏求著《長安志》“縣境東西20.55裡，南北20.1裡。”高陵因這種四方四正的地形，民間還俗稱——手帕縣。
中國古代，一個地方的地名或因攻伐克守、易幟更主，或因皇權遞接、帝王專橫而被改名，高陵就曾出現兩次改名的經歷。
第一次是西漢王莽改名高陵為千春縣。清光緒《高陵縣續志》：“高陵，秦縣名。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於今縣城西南置高陵縣，屬內史。漢魏時期一段時間，曾改為千春縣、高陸縣，隋朝後一直沿用高陵縣名，是中國建縣歷史最早的縣份之一。”前文提到高陵因在奉正塬之北，大阜為陵，故得名高陵。到了西漢，王莽將高陵縣改名為千春縣。為什麼改為千春？一種說法是，王莽素有改地名“癖好”，所以，新莽天鳳二年（公元15）高陵被王莽改名千春。王莽的改名癖好，從在位16年103個屬郡域名改了75個，1587個城池改了730個，統管轄域地名竟改了一大半可以看出。而且王莽改名，既無章法、也少內涵。《漢書·地理志》記載，有的郡縣名後面小字標註“莽曰”，意思是王莽時期的稱呼。如：廣東“南海郡”注：“莽曰南海亭”，意思是王莽把“揭陽”改成“南海亭”。另一種說法是：秦漢時期，高陵縣城在今鹿苑鎮西部，鎮中心西一里有個村子叫千春村，所以更名為千春縣。西漢武帝時京輔地區分而為三，名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統稱三輔。其中左馮翊都城設於高陵，可見當時高陵已成為關中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時千春村還設有左輔都尉，東漢一度駐左馮翊（郡級）或可明證。王莽改名高陵的兩種說法或還有兩者兼而有之，也不得而知了。
高陵改名高陸是第二次更名。古時地名一定要避開皇帝名諱。如《隋書·地理志》記述，隋煬帝名楊廣為避“廣”字將幾十個地方改名：廣安改延安、廣州改番州、廣陵改江都等。有些朝代，地名因與帝王名字諧音、字型相像，也必須改。《三國志·吳主傳》載：“三國孫權立孫和為太子，五年正月，立和為太子，禾音諧，改禾興為嘉興。”所以發生在三國魏黃初元年（公元220），高陵更名高陸，概因於此。曹操建安十三年晉位丞相併加封高陵侯，死後葬於洛陽其陵墓被稱為“高陵”。想來，高陵與高陵侯陵墓同名，所以更名高陸縣且移治古城（今高陵縣西南一里），屬京兆郡。
一個地方的地名，無論如何改，都改不了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一馬平川的關中白菜心”，這絕佳地域成就了高陵先入為主的原始地名胎記，2300餘年高陵邑的歷史滄桑孕育出高陵成為恆久不變的人文盛地。加之兩次改名時間都較為短暫，所以王莽改名後到了更始元年（公元23）又複名高陵。三國更名高陸後到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又複名高陵。從此，高陵地名再無更改，“自隋唐後，一直沿用至今。”
值得補充的是，高陵縣在2015年8月4日撤縣設區前，曾出現“涇渭區”“城北區”等民間更名呼聲，最後被《國務院關於同意陝西省調整西安市部分行政區劃的批覆》確定，仍沿用千年來實至名歸的姓名——“高陵”區。 □高濤 2019年09月02日《西安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