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歷史，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因為當時的人，跟我們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因為他們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

我根據你的問題類推，為什麼朱元璋不立朱棣為太子，這樣可以避免骨肉相殘，生靈塗炭。事實上朱元璋根本不知道朱棣會謀反。同理、于謙也沒有期望朱祁鎮能回來。

事實上推舉朱祁鈺為皇帝，並不是一個于謙人的意思。推舉朱祁鈺為皇帝的還有太后，眾大臣。皇帝被俘，本來就是奇恥大辱，眾臣已經作好了，他不能回來的準備。很明顯，當時並沒有天下太平，蒙古人還在“叩關”。如果立一個小孩子當皇帝難免軍心不穩，民心不定。

眾所周知，蒙古人是打倒北京城下的。蒙古人為什麼能打到北京城下呢？“功勞”就在朱祁鎮。因為蒙古人拿朱祁鎮做招牌，威逼其命令城門守將開啟城門。古人云：“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有命，臣將可以不聽嗎？

如果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為皇帝，蒙古人拿朱祁鎮做為籌碼，朱見深見到他“父皇”，這個城門，是開還是不開？百善孝為先，不開就是不忠、不孝。開了就會生靈塗炭，當時的蒙古人是什麼德行，你不會不知道吧？

還有就是於少保赤膽忠心，注重身名，他會為了以後不麻煩，立“少主”為帝嗎？何況立這個“少主”為帝是麻煩超過了不麻煩。為什麼還要麻煩呢？

于謙這樣幹，就沒有打算自己能活。說句實在話，我估計他自己，已經把生命系在了“大明”這個戰車上。

當時朱見深僅僅兩歲，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國家危在旦夕，皇家需要有主心骨帶領國家度過難關。朱見深才斷奶不久，顯然無法作出任何決策，承擔穩定人心的重任，郕王朱祁鈺雖然是攝政王，身份也無法徹底安定華人之心。於是朝中大臣向皇太后請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求速定大計。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明英宗傳來口諭。英宗被俘後，朝廷派出都指揮嶽謙使瓦剌瞭解情況。嶽謙回來後傳達英宗的口信說：“郕王長且賢，令其繼統以奉祭祀。”

在國家危難的關頭，于謙擁立郕王繼位，並非為了私利，也無暇顧及私利。而且當時很多朝中大臣和于謙的看法一樣，那就是皇太子幼衝，國賴長君。

以于謙為代表一批官員毅然以國家安為己任，果斷作出重立新君的是令人敬佩的。

第一，避免“主少國疑”。

英宗不顧勸阻親征漠北之前，立年僅兩歲的朱見深為皇太子，可以說已經確定了朱見深的儲君之位。但是眾大臣沒有立朱見深而是立郕王，還是因為朱見深年紀太小。朱見深只有兩歲，當時“土木堡之變”以後，明朝舉國震動，京城與北方大量富家商賈都將財產、家人向南方遷移，整個京畿亂作一團。若是此時立一個小兒為君，又如何能安定民心呢？

歷史上宋朝有“金匱之盟”，宋太祖趙匡胤的母親杜太后曾經讓趙匡胤傳位太宗，就是說當年如果不是世宗柴榮傳位幼子，天下根本不會落入趙家手裡。“國有長君，四海之福”。

明朝是宋朝之外，又一個文人主宰朝政的時代，當時的明朝文人士大夫，將名節看得比身家性命還要重要，如果立兩歲的朱見深為帝，勢必要有人代為執掌朝政。弄不好，將來留下罵名不說，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郕王朱祁鈺的生母吳太妃，出身微賤，但是朱祁鈺與英宗的感情也還好，英宗出征前，冊立朱見深為皇太子，而讓郕王代自己管理朝政。所以說，郕王雖然不是儲君，但是他也是奉旨監理朝政的，名正言順。于謙等人立郕王為新帝，也得到了英宗的生母上聖皇太后孫氏的肯定，所以，郕王繼承法統也是正當的。

朱祁鈺稱帝以後，對於擊潰瓦剌守住京城與明朝江山的確有很大功績，但是他戀棧權位也是事實。他稱帝后，一意孤行廢朱見深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兒子，甚至因此廢掉了阻止他的皇后汪氏，英宗回朝後將其軟禁。

其實看看整個明朝，一直有三股勢力在明爭暗鬥：皇帝、宦官勢力、文官集團。而其中的宦官勢力，實際上是服從於皇帝，算是皇帝的爪牙和背鍋俠。真正最大的鬥爭，來自皇權和文官集團。

土木堡之變，朱祁鎮被瓦剌抓住了，當了俘虜。對，僅僅是當了俘虜，還沒死呢！這邊就著急忙慌的立個新皇帝，為什麼？

因為在這之前，朱祁鎮已經透過宦官，透過錦衣衛，從內閣收回一定的權力了。朱祁鎮去親征，其實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讓自己有更大的功績，可以更順利的收回皇權。

但是朝廷的文官集團不願意啊，他們是不怕皇權的，他們有著自己的治國理念，你當皇帝可以，你有命令也可以，但是具體怎麼去幹，應該讓我們這些有知識有文化的官員來。

所以聽說朱祁鎮被俘虜了，文官集團們首先想到的不是怎麼救回皇上，而是打著安定朝政的理由趕緊新立一個皇帝。

那時候朱祁鎮沒有死，好吧，就算是非要立一個皇帝，朱祁鎮有一個兒子，朱見深。人家雖然年齡小，但是名正言順啊！

看看當時于謙等文官的理由吧，他們認為，立了太子朱見深為皇帝，朱祁鎮就是太上皇，對於瓦剌統領也先來說，朱祁鎮就非常有價值，可以拿著繼續要挾明朝。但是如果立了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為皇帝，朱祁鎮這個太上皇就毫無價值了，也先拿在手裡也沒用。

（上圖為明憲宗朱見深）

是啊，聽著很有道理啊，要是朱見深當了皇帝，也先拿著他爹要挾，你該怎麼辦？

但是，這其實是說不通的。不讓名正言順的太子繼位，另立新君，這個在封建王朝就是謀逆。說朱見深年齡小，這個理由也不成立，因為在歷史上，幼年皇帝繼位，透過太后輔政，或者攝政王攝政，或者乾脆由幾位大臣輔政，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

至於朱祁鎮怎麼辦？只要有了新的皇帝，不管他是不是太上皇，其實都已經沒有價值了。甚至說，有了新的皇帝，還很可能給朱祁鎮帶來生命危險。

文官集團為什麼這麼做，對名正言順的朱見深視而不見，偏偏拉來了朱祁鈺？

我覺得，首先是不想要朱祁鎮回來當皇帝，朱見深當了皇帝，最有可能的就是太后輔政，文官集團不願意看到的；要是哪一天朱祁鎮回來了，朱見深和他爹之間，啥都好說，文官集團也不願意看到。

於是，朱祁鈺就非常適合。為什麼呢？因為他名不正言不順，是文官集團把你捧上去的，你當了皇上之後，要感謝這些功臣才行！

所以當時于謙提出不讓朱見深繼承皇位，改立朱祁鈺，滿朝文官沒有一個人有意見！

再看看朱祁鎮回來之後，直接就被朱祁鈺軟禁起來了。每天被鎖在宮裡，一大群人在外面看管著。難道滿朝的文官都不知道？這可是正牌皇帝啊！沒有人管，大家全當朱祁鎮不存在。

“奪門之變”把朱祁鎮救出來的幾個人，當時都是在朝廷中受排擠的。

所以我覺得，文官集團和皇權一直在明爭暗鬥，皇帝利用宦官牽制文官，形成了明朝很特別的一種權力制衡。

多事之秋，國賴長君，這是由當時的客觀環境造成的。土木堡之變只是蒙古鐵騎此次軍事行動的一部分，在俘獲英宗之後，馬上襲擾宣大，兵圍北京城。這樣的情形，需要明朝政府即刻做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沒有給明朝任何從容處理皇儲問題的機會，是騾子是馬，馬上就要見高低，所以于謙等人才直接繞過了強大的宗法制度，從現實考慮，推出朱祁鈺。而在此問題上，唯一能對朝臣立儲提出否定的太后，和朝臣們意見一致，所以景泰皇帝臨危受命，省去一切繁瑣步驟，走馬上任。名正而言順，言順則上下一心，這才保證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如果非要學朱元璋，生搬硬套宗法制，很可能皇室自己也搞起宮鬥，立馬就禍起蕭牆。

首先要說，于謙在“土木堡之變”後，率領大明軍民抗擊瓦剌入侵，保衛了國家，他是民族英雄這一點毋庸置疑。

其次，關於“土木堡之變”于謙不立朱見深卻立朱祁鈺為帝，可能于謙考慮到：

（1）大敵當前，國不可一日無君，國家急需一位有能力號召全國軍民抵禦外敵的君主。

（2）朱見深年幼，沒有足夠的號召力，還不能承擔治國安邦的使命。

（3）自古也有皇位兄弟想承的先例。

也許基於以上原因，于謙才立朱祁鈺為帝。

第三、我要說，雖然于謙是民族英雄，但在立朱祁鈺為帝這件事上，他犯了個巨大的錯誤，原因如下：

（1）土木堡之變之前，明英宗朱祁鎮在出徵時，就立了太子，還留了于謙等人輔佐，就是想到自己萬一身陷不測，于謙等人可以立朱見深為帝，但是于謙卻立了朱祁鈺。

（2）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尚在人世，于謙卻急於另立新君，這在古代歷史上就是意圖謀反的大罪。

（3）土木堡之變後，于謙完全可以立朱見深為帝，完全可以和朱祁鈺一起輔佐新君，同樣可以率領大軍抵禦外敵，可他卻沒有這樣做。

（4）朱祁鈺是個很自私的人，自己坐上皇位，還廢了太子，最後又軟禁了歸來的英宗。

也許正是認識到自己犯的錯誤，在後來“奪門之變”時，大權在握的于謙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讓英宗順利奪回皇位，也由此導致了自己的死亡。

土木堡之變，于謙之所以不立朱見深為皇帝，最重要的原因是朱見深太小了，朱見深是1447年出生的，而土木堡之變發生在1449年，當時的朱見深才2歲，雖然當時的朱見深已經是太子，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需要立一個有威望，能穩定大局的人，即使立朱見深為帝，對穩定局勢一點作用也沒有，為了避免國無長君，于謙等大臣紛紛與皇太后商議，決定擁立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為皇帝。

現在我們說說當時的環境，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扣邊。當時賢明的太皇太后張氏已經駕崩，“三楊或死或貶”，大權掌握在太監王振手中。當時王振在朝中大肆安排自己的親信，當瓦剌入侵的時候，王振為了回家鄉炫耀，煽動和蠱惑明英宗率軍出征，當時的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都力勸不能大軍輕出，但是明英宗跟著魔一樣，非得御駕親征。

當時明軍精銳傾巢而出，但是指揮權卻在王振手中，王振一個太監，他哪會行軍打仗啊，在也先假裝撤退的時候，堅持北上，結果在先鋒軍被殲滅的時候，王振又膽怯了，又讓大軍後撤。在撤退的時候，打算途徑家鄉蔚縣，又害怕破壞自己的田園莊稼，又臨時改變路線，大軍已是疲憊不堪，到宣府時，瓦剌已經趕到，3萬明軍騎兵幾乎被全殲，大軍人心惶惶。

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一旦進入居庸關，大軍就算是安全了，王振不準。於是大軍在土木堡紮營，土木堡地勢很高，但是卻沒有水源，將士掘井兩丈仍沒有水，這時也先詐和，王振信以為真，於是命令大軍移師河邊，這時，也先派大軍突襲，明軍倉促應戰，大軍潰敗，王振也被護衛將軍樊忠錘死。

此役，明軍20多萬大軍，幾乎損失殆盡，損失20萬馬屁，輜重更是無數。要知道當時馬是很稀缺的戰略資源，就相當於今天的裝甲車一般。明朝精銳的“三大營”一隊基本上也是被全殲，文臣武將戰死52人，英國公張輔、駙馬都督井源都死於其中，這都是當時的名將，尤其是張輔。作為四朝老臣，張輔一生從無敗績，四徵安南，五徵漠北，張輔在明朝是軍神的存在。

土木堡之變傳到北京，群臣震恐，三大營沒了，張輔也死了，這給當時的群臣的打擊有多大。而蒙古大軍正縱馬加鞭的向北京趕來，當時朝廷已經大亂。當時朝廷有三派，第一是逃跑派，不少大臣已經提前讓家眷把錢財提前轉移到長江以南了，其中就以徐有貞為首，他還用天象來作為依據，讓更多的人堅信不已。

第二是慌亂派，這一部分人已經不知道該幹什麼了，他們還不如逃跑派，連個想法都沒有，要戰不戰，要跑不跑，其中就以皇后為首的後宮為主。

幸虧當時還有堅定的主戰派，當時于謙第一個說不可，他據理力爭：“如果今日難逃，趙宋便是下場，“靖康之變”便在今朝，而且永樂大帝把陵寢安置在昌平，就是為了朝向後代表明，京師不能動，不能置列祖列宗不顧”

這時，便需要一個能穩定大局的人站出來，當時已經得知明英宗被俘，為了避免瓦剌以明英宗騙開城關，急需另立新帝，同時這個人必須能穩定局勢，於是郕王朱祁鈺便被推舉出來，如果立朱見深為皇帝，只能加劇朝堂的恐慌，事實證明，立郕王朱祁鈺為帝，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北京城在朱祁鈺的統領下，于謙的指揮下，擊敗瓦剌侵略者，避免明朝重蹈宋朝的覆轍。

這是由於謙的性格決定的，《石灰吟》是他一生的寫照：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一生公正清廉，一生正氣，當時情況特殊，朱見深雖然是太子，但是隻有兩歲，而土木堡之變他父皇明英宗被瓦剌俘虜，內憂外患之下，為穩定朝政，于謙等大臣與皇太后商議，立皇帝明英宗的弟弟明代宗景泰帝為皇帝。所以說于謙當時是從大局出發，不立朱見深為皇帝的。

當時國難當頭，要得是一個能發號施今，當機斷事的皇帝。立個小屁孩，能斷事麼?

立朱祁珏這事上，于謙大公無私。他若有私心，必立幼主，好自己專權。他和文官團體立了成年的朱祁珏，恰恰說明於謙一黨的無私，以國為重!!

向敬之

主少國疑。

不論忠臣如何忠誠，如果他想力挽狂瀾，就必須得到一個成熟皇帝的支援。倘若皇帝少不更事，忠臣要想實行自己的主張，也不難有擅權蓋主、恣意妄為之舉。

就如清代康熙初年，索尼死後，鰲拜力圖獨專權柄，繼續掌控輔政大權，那也招致了少年天子和舉國上下的猜忌。即便他無意獲取皇位、篡奪皇權、取代皇帝之舉，也不免會被非議。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成了瓦剌兵的俘虜，而剛被立為皇太子的朱見深（當時還叫朱見濬），剛剛兩歲，少不更事。

瓦剌兵推著英宗做南征的旗幟，蠶食著大明的疆土。如果於謙擁立兩歲娃為皇帝，那麼一切決定，還得於謙做最後的拍板人。不論于謙怎麼忠心耿耿地護衛幼主，捍衛國家，那麼都難保大臣們心生芥蒂或左右掣肘。

重返歷史現場，于謙能在京師保衛戰中，擊潰瓦剌也先的陰謀，原因有三：一、以于謙為首，與王文、石亨等絕大多數文臣武將和衷共濟；二、他及時迎立已成年的朱祁鈺，保證了危難之際國有長君，使英宗失去了投鼠忌器的皇帝效益；三、英宗之母孫太后繼續以太后之尊，支援了于謙等在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

如果於謙擁立朱見深，那麼孫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好再做負總責的最高領導人。不論怎樣遙尊英宗為太上皇，也還是要敬若神明，因為他是皇帝的生父，不配合也先的陰謀，那就是不孝不忠。而被迫迎英宗，就是配合也先陰謀賣國。這一切的罪責，除了讓放手一搏拯救大明劫的于謙身陷兩難境地，而且還要揹負欺主幼稚、別有用心的罪名。

若干年後，朱見深登基後，給於謙平反，對他給予了高度讚賞：“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機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明史·于謙傳》）

朱見深並未因當年于謙不立他為恨，反而稱讚他是大忠臣，恢復了他的官職，並給予高規格的祭葬禮儀。因為他知道，如果當初于謙立他為皇帝，明朝或許早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