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故里安徽亳州市曹安莊，黃巢故里山東曹州市九里鄉黃格莊！劉邦故里江蘇沛縣劉官莊，朱元璋安徽鳳陽鳳台區孤樹莊！

蘇東坡的家鄉

蘇東坡的老家——四川眉山，是鵝鵝最嚮往的地方，沒有第二處。

中國文學星空上最亮的星宿是誰，不用鵝說，大家異口同聲，蘇東坡。

為什麼呢？

林語堂在其《蘇東坡傳》的序言說道：“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假道學的憎恨者，一個瑜伽術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心腸慈悲的法官，一個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一個月夜的漫步者，一個詩人，一個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

他認為蘇東坡比中國其他詩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慧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爛漫的小孩，正如耶穌所說“具有蟒性的智慧，兼有鴿子的溫柔敦厚”。

說實在話，林語堂的《蘇東坡傳》，鵝鵝耐著性子看了一遍沒看完，去年夏天又看，總是覺得不滿意，不順暢，太水。

開頭好大一篇幅，就是寫蘇東坡和他老爸蘇老泉以及弟弟蘇轍，離開眉山至長江三峽坐船，奔赴京城趕考的過程。記得光是景色描寫就有5,6頁紙的樣子，鵝鵝就想，這個林語堂挺有商業頭腦光想撈錢，寫了一大堆字，淨是水分——人物傳記能這麼寫麼？想必是這個老頭佔據蘇軾資料不夠多，於是注水。至今鵝鵝還是這麼認為。(在此附加一條，臺灣有位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教授所作的《蘇東坡傳》，史詩性質很是不錯，有條件的朋友可以讀讀看，說給鵝鵝聽一聽。)

鵝鵝後來讀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那個感受就完全不同，立論論證考據辭章，真不是一個數量級，郭老不愧大家，大手筆就是不凡。

咱數一數，現代大文豪郭沫若，其成就大約可以與魯迅先生相提並論，再加上詩仙李白都是四川人，您說四川是否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呢？

言說至此，鵝鵝也不是專業導遊，丞相祠堂何處尋，杜甫很忙的草堂在哪裡，就不用鵝鵝多說了，開車北斗導航即可。

能同時產生中國歷史文化神仙︵李白︷蘇東坡︹郭沫若(郭老在現代，其全面性無人可及)三位一體之地，足夠吸引鵝鵝帶著虔誠的一顆心，去找尋靈魂可以安放之處。

春風大雅能容物，去吧朋友們，歸來後，您就會“秋水文章不染塵”，說不定可以在夢中與蘇東坡一試高下，誰勝誰負，到時告訴鵝鵝鵝吆。

河南南陽范蠡的故里，名列南陽“四聖”之一的春秋時期越國上將軍范蠡，因其“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商以致富”，而成名天下。相傳范蠡還是造缸先師，造秤先師，製鹽始祖，被後人尊為“商聖”。至今江浙齊魯一帶供奉的財神像就是范蠡。他隨越王勾踐“臥薪償膽”，在越國復國後，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化名為“鴟夷子皮”西出姑蘇，泛一葉扁舟於五湖之中，遨遊於七十二峰之間。期間三次經商成為鉅富，三散其財，自號陶朱公。吾喜歡者范蠡，張良，陶淵明。南陽其它三聖為：醫聖張仲景；科聖張衡；智聖諸葛亮。

要說我最最喜歡的歷史人物的家鄉，那要是浙江紹興。

說起浙江紹興，就會想到如畫的風景，這裡有充滿韻味的徽派建築，每個小村落都有著古樸的氣息，這裡有我喜歡的魯迅故居。

他的文章中提到過“三味書屋”，實際就是古代的私塾。裡面的擺設也還原了當時的場景。刻著“早”字的桌子吸引著無數人的視線，屋子正中央的牌匾更是引得人們讚歎，筆法蒼勁有力，散發濃濃的力道和風骨。

魯迅故居是他青少年時期生活的地方，建築雖然經過修繕和改變，但主要建築未被破壞，高大莊嚴的徽派建築體現著肅穆與文化。後院的“百草園”就是給魯迅帶來很多童年快樂的地方，夏季捉蟬，冬季捕鳥，站在這裡，彷彿課本上那一幕就在眼前浮現。

我喜歡的歷史人物矛盾的故鄉——烏鎮。

烏鎮，一個在水上的城市，撐著小船在這裡行走，真正的江南。每年的網際網路大會，也在烏鎮舉行，讓烏鎮超越了一般景區的概念，更是一個新時代的渡口。

水鄉古鎮的風格與建築。放眼望去，一條條河與古鎮融為一體，整個畫面非常的安逸和諧，正如馬致遠的一首詩中曾經描繪的“小橋流水人家”這種優雅閒致的景象。

在烏鎮有個烏村，這裡像是桃花源一樣的生活。村民捕魚、捉蝦，或者坐在美麗的風景處聊天，體驗閒適愜意的生活。

木心的晚年生活在烏鎮，這個鎮上的美術館，滋潤了不同以往鄉村的藝術感覺。

司馬遷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於公元前90年，55歲終。（補註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

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採用前說）補註：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僕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遊各地回來後的事，那麼，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餘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

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後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遊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若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鑑》，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 補註2：司馬遷出生於何地？《太史公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陝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陝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後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後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並列陝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慾望，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蹟，採集傳說。透過對歷史遺蹟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迴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徵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

此（原載《讀書》1997年3期刊發時有刪節，現全文刊佈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華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陝西省韓城縣)。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司馬談一直準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託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憤著 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1、力求真實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鑑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蹟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複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讚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並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對於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並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戰爭，最後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烏遷是完全持肯定態度的。 對於歷史上許多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讚賞。他當年遊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並在江畔憑弔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弔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並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治者不辨忠奸的醜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蹟作了實地考查。後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裡，讚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讚賞。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於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遊俠。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隻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讚賞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司馬遷對名醫扁鵲、諄於意等有益於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蹟和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治者的醜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裡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後，與趙禹一起制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一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只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此治罪。張湯不僅善於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個案件會使無數人家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透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制統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於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於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後，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髮展進化的這一結論。 3、史家絕唱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龍紋的布帛披在一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著。於是，一千多頭牛帶著熊熊火焰，像怪獸一樣衝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著武器衝向了敵人，還有一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著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屍體遍佈於戰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著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一幅圖畫一般出現於讀者的腦海中。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型別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鉅鹿戰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後沉掉所有的船隻，並下令只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沉舟、與秦軍決一死戰的決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一個抵十個，消滅了數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治的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鬥結束之後，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一個人敢抬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透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後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挽回失敗命運的複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後，在東城決戰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只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一聲，把漢軍嚇得後退了好幾裡。看到這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眾約法三章，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罵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一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作，張良卻在一旁暗示他別發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麼假王呢？"這裡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於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採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迴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一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一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複而簡潔，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為人物特徵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精神態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地強調、誇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這一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一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蹟，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釐百工，庶績鹹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眾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現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麼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麼悲觀消沉，要麼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古史雜識之 不可鄙薄司馬遷葛劍雄先生《貨殖何罪》（《讀書》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縱橫恣肆，古今事例信手點化，可謂文理俱佳，令人獲益匪淺。但說“深感太史公的遠見卓識，不僅在一般學者之上，也比當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擬不當的意味。司馬遷何止比現在某些史家高明。關於為史一道，司馬遷無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識。再往寬泛處看，司馬遷身後還沒有任何學人能在對歷史、社會、人事諸多方面的綜合把握上可與之比肩，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馬遷說過：“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向來將其著述之舉視為同《春秋》等量齊觀的事業，這一點應該說也做到了。恕筆者孤陋，似乎還沒看到什麼人對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自許說三道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應該算是完成了聖人般的事業。既然司馬遷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過哪怕片刻，如同孔聖人般的社會崇敬呢？答案是，從來沒有。於是，司馬遷又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命題：為何寫出過“聖人級”專著的作者，得不到聖人級的待遇？之所以要這樣說，是因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絕不會轉換成“才深感孔夫子的遠見卓識……也比當代的某些……高明”。而且從古至今，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轉換句式。 其實，司馬遷留下的這個命題，他自己已先行破解過，他說：“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自古而恥之。”（《報任安書》）原來大質已虧的刑餘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資格。所以，司馬遷又說：“雖累百世，垢彌甚耳。”看來司馬遷椎心疾首還不僅僅是因為塵世間的屈辱以腐刑為最，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創，其人其書再也不會被後人視為聖人聖物。果不其然，不僅後世學人每每發出“史遷不察”之類的詞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覺地將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馬遷這杆大秤掂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的偉大不僅在於能打理前史，也在於其能預見其身後之事。當人們為司馬遷驚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噓不已的同時，又免不了墮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後仍延綿不去的世俗觀念中去，從而不會以虔誠的崇敬面對司馬遷。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司馬遷已先行預見了兩千年之後的世態，但也無法料定自己的命運。或許會有人說，司馬遷受宮刑是咎由自取。這種認識無疑是指責司馬遷燒糊過洗腳水，完全是厚顏無恥地替統治者的殘暴張目。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漢代也是尋常之事，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衛將軍驃騎列傳》裡就記有一個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聞失侯奪爵。所以對司馬遷的受刑原由還應當遵從他本人的說法，即“上以為僕沮貳師”，也就是蒙受了莫須有的腹誹罪。因此，可以斷言，兩千年前司馬遷蒙受的冤屈，是.的罪過。 當然，葛先生絲毫沒有認為司馬遷是罪有應得。這可以從文章處處表現出來的對.統治的厭惡及對司馬遷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結論。但葛先生的無意識還是受了世俗觀念的影響，以至於他把自己不以為然的人和現象與司馬遷扯到了一起。須知，不論對什麼人來說，只要能與司馬遷放在一處較高下，都是一種抬舉，而不是相反。另外，有關貨殖問題，胡適先生曾有過與葛先生類似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