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對比、映襯的手法塑造形象，在言與行的比照烘托中，見出人物的正邪之別。這對比、映襯分見於敵我兩個營壘，出現於不同場合。 其一，在出使匈奴之初，與副使張勝的對比。蘇武使匈奴，適遇緱王與虞常謀反的突發事件。副使張勝與虞常有舊，捲入其中。因謀反事發，虞常被捕，蘇武知之。料必牽連自己，有負於國，欲自殺。衛律召蘇武受辭時，蘇武深責自己屈節辱命，引刀自刺。蘇武傷愈之後就是“會論虞常”和再度逼降，虞常被斬，張勝心驚，當衛律“舉劍欲擊”之時，“勝請降”。反觀蘇武，在衛律“復舉劍擬之”的生死關頭，卻是“不動”。作為副使，張勝揹著蘇武行事，置兩國關係於不顧，欲貪功而陷於虞常謀反之事，累及蘇武，在匈奴的威逼之下，貪生請降。而蘇武在得知真情後，首先想到的是“見犯乃死，重負國”“雖生，何面目以歸漢”，立下竭忠盡節之志，自殺未果，
更不為敵方劍刃相加所動。透過與張勝的對照，更可見蘇武寧死不屈、鎮靜無畏的使臣風度和高貴品質。 其二，在威逼利誘之時，與叛徒衛律的對照。衛律因李延年推薦，出使匈奴，還漢之時，延年因罪全家被捕，衛律逃奔匈奴，被封為丁靈王。在劍斬虞常、張勝請降之後，衛律先是以言相逼：“副有罪，當相坐。”蘇武據理反駁，衛律理屈詞窮，舉劍威脅，蘇武“不動”。威逼不成，衛律轉以利誘來勸降，降之則是“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拒降則是“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但蘇武仍是“不應”。衛律見恬不知恥的現身說法不能奏效，又轉為威脅：“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對這種無恥之尤的言行，蘇武先是指斥衛律“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的叛變之舉，
繼而痛責衛律“反欲鬥兩主，觀禍敗”“欲令兩國相攻”的陰謀詭計。衛律的驕橫無恥、色厲內荏，蘇武的
堅定鎮靜、深明大義，使忠奸之別如同冰炭不能相容。 其三，在以情相勸之時，與降將李陵的對照。李陵與蘇武在漢時俱為侍中，相處素厚。他原來愧見蘇武，受單于指使，以“置酒設樂”之舉與蘇武相見，道明“說足下”之意，和單于“虛心欲相待”的誠心。他先曉之以“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之理，再動之以情，陳述了蘇武出使以來所未知的家庭變故：兄弟屈死，母親亡故，妻子改嫁，子女走失，繼而將心比心，陳述自己初降時的心情，最後又指出漢武帝年事已高、喜怒無常、大臣安危難卜的朝中實況。所說的這些，情理俱在，且陳述委婉，雖心如鐵石亦不能不為所動。但是，蘇武卻置家中命運和個人恩怨於度外，他所說的“臣事君，猶子事父也”，雖不無愚忠色彩，但為國事甘赴湯鑊，不避斧鉞，“殺身自效”，堅貞不屈，卻閃爍著奪目的思想光芒。在連飲數日之後，仍陳其“必欲降武”惟有“效死於前”之志，終使李陵讚歎與自責並作，與之泣別。李陵雖有韜略武功之長，但自恃太過，以致兵敗投降。蘇武並無過人之才，卻能在處
變置難之時，不負使命，孤忠自誓，大義凜然，這種歷久而不變的節操，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恩怨之上的高貴品德，較之一時的血氣之勇更為難能可貴。在與李陵“喟然嘆”“泣下
霑衿”的對照中，更見蘇武胸襟寬廣、信念堅定。
善用對比、映襯的手法塑造形象，在言與行的比照烘托中，見出人物的正邪之別。這對比、映襯分見於敵我兩個營壘，出現於不同場合。 其一，在出使匈奴之初，與副使張勝的對比。蘇武使匈奴，適遇緱王與虞常謀反的突發事件。副使張勝與虞常有舊，捲入其中。因謀反事發，虞常被捕，蘇武知之。料必牽連自己，有負於國，欲自殺。衛律召蘇武受辭時，蘇武深責自己屈節辱命，引刀自刺。蘇武傷愈之後就是“會論虞常”和再度逼降，虞常被斬，張勝心驚，當衛律“舉劍欲擊”之時，“勝請降”。反觀蘇武，在衛律“復舉劍擬之”的生死關頭，卻是“不動”。作為副使，張勝揹著蘇武行事，置兩國關係於不顧，欲貪功而陷於虞常謀反之事，累及蘇武，在匈奴的威逼之下，貪生請降。而蘇武在得知真情後，首先想到的是“見犯乃死，重負國”“雖生，何面目以歸漢”，立下竭忠盡節之志，自殺未果，
更不為敵方劍刃相加所動。透過與張勝的對照，更可見蘇武寧死不屈、鎮靜無畏的使臣風度和高貴品質。 其二，在威逼利誘之時，與叛徒衛律的對照。衛律因李延年推薦，出使匈奴，還漢之時，延年因罪全家被捕，衛律逃奔匈奴，被封為丁靈王。在劍斬虞常、張勝請降之後，衛律先是以言相逼：“副有罪，當相坐。”蘇武據理反駁，衛律理屈詞窮，舉劍威脅，蘇武“不動”。威逼不成，衛律轉以利誘來勸降，降之則是“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拒降則是“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但蘇武仍是“不應”。衛律見恬不知恥的現身說法不能奏效，又轉為威脅：“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對這種無恥之尤的言行，蘇武先是指斥衛律“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的叛變之舉，
繼而痛責衛律“反欲鬥兩主，觀禍敗”“欲令兩國相攻”的陰謀詭計。衛律的驕橫無恥、色厲內荏，蘇武的
堅定鎮靜、深明大義，使忠奸之別如同冰炭不能相容。 其三，在以情相勸之時，與降將李陵的對照。李陵與蘇武在漢時俱為侍中，相處素厚。他原來愧見蘇武，受單于指使，以“置酒設樂”之舉與蘇武相見，道明“說足下”之意，和單于“虛心欲相待”的誠心。他先曉之以“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之理，再動之以情，陳述了蘇武出使以來所未知的家庭變故：兄弟屈死，母親亡故，妻子改嫁，子女走失，繼而將心比心，陳述自己初降時的心情，最後又指出漢武帝年事已高、喜怒無常、大臣安危難卜的朝中實況。所說的這些，情理俱在，且陳述委婉，雖心如鐵石亦不能不為所動。但是，蘇武卻置家中命運和個人恩怨於度外，他所說的“臣事君，猶子事父也”，雖不無愚忠色彩，但為國事甘赴湯鑊，不避斧鉞，“殺身自效”，堅貞不屈，卻閃爍著奪目的思想光芒。在連飲數日之後，仍陳其“必欲降武”惟有“效死於前”之志，終使李陵讚歎與自責並作，與之泣別。李陵雖有韜略武功之長，但自恃太過，以致兵敗投降。蘇武並無過人之才，卻能在處
變置難之時，不負使命，孤忠自誓，大義凜然，這種歷久而不變的節操，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恩怨之上的高貴品德，較之一時的血氣之勇更為難能可貴。在與李陵“喟然嘆”“泣下
霑衿”的對照中，更見蘇武胸襟寬廣、信念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