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日本戰國時期的戰爭，首先我說明一下日本當時的制度體系，日本戰國時期是名田制，這種類似的制度早在中國秦漢時期使用的，而日本最早在平安時期開始使用，也就是大概在中國唐代的時候，當時在日本佔有名田的人被稱為名主，按照各自佔田多少來分為大名和小名。這也就是日本戰國時期被稱作大名的領主名稱的由來。在日本戰國時代，武士們的收入並非是錢幣，而是大米。或者可以說，在當時的日本大米就相當於貨幣。石是糧食的計量單位。所以一個武士階層的家族實力的強弱一般來說是要看該武士家族的領地內實際的大米收入也就是年貢，所以當時一個武士家族的年收入就是以石作為計量單位。當時年收入能夠達到一萬石以及一萬石以上的武士則會被稱作為大名。而當時一萬石大名所能動用計程車兵一般也就三百人至三百五十人左右。

日本戰國前期和中期的66個郡國下屬的各個大名之間的小混戰，戰鬥規模其實遠遠不如中國鄉下的械鬥規模。

比如民國時期《四邑平報》刊載了一起農村械鬥，發生時間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4月20日。首先是林姓拆沙塘圩，然後陳姓與林姓產生爭鬥。接著林姓請來縣兵助拳，直接攻入了陳沖，燒殺搶掠殺死了近百人。不僅如此第二天，林姓又聯絡其他七姓聯盟開始進攻錦江、山咀、天湖等村，導致陳姓死傷數以百計。衝突械鬥一直持續至8月底，當時縣知事賓毅最終派兵鎮壓並且乘機勒索了數千銀元。而最終結果是陳姓各村人全面敗走他鄉流離遍野。這次持續日久的械鬥導致陳姓各村被毀鋪房一萬兩千餘間，死四百二十七人，共被擄去婦孺二百五十二人。但是林姓也並非毫無損傷，林姓的嶺背也被焚屋二千四百餘間，朗頭被燒屋一千三百餘間。也就是說這場農村械鬥中光死亡的人數都要超出日本戰國時期一萬石大名的全部兵力還要多。

但是到了後期，實力弱小的大名都被兼併完畢以後，大名們的實力變強，這時的戰爭就不能稱之為械鬥了，一樣有上十萬大軍規模的大型戰役。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時日本大名過的其實還不如中國鄉下村長、鄉長。當時的時代日本的糧食產量甚至不足以供應全華人吃飽，日本的普通百姓想要保證不餓死，就算豐年也要上山挖野菜。日本有錢人的一食譜不過是一晚大米飯、兩指寬小魚一條、醃蘿蔔一小碟、白水煮野菜一盅、醬湯一小碗。在當時的日本，無論貴族或是武士，即便是島國沿海，都不會放開了去吃海鮮，他們正餐的葷菜一般就是一條小到只夠吃幾口的小魚，或者時幾片醃漬的貝類，而且一餐的葷菜只能出現一種，不會出現魚和貝類放在一起上桌的情況。日本的有錢人當時也不過維持著一葷兩素一碗湯的飲食規格。

德川家康像

而當時的德川家康，即使在統一戰國亂世後，手握大權，但是每天也就吃些醃蘿蔔就米飯。有記載他在曾經在家中聽到侍女們抱怨說：“現在的伙食實在是太不象話了，菜就只有醃蘿蔔！“結果德川家康說：“既然不愛吃那就不要吃。”然後把侍女們作為小菜的醃蘿蔔都給撤銷了。由此可見即便混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身為太政大臣、徵夷大將軍的德川家康，伙食也不過如此。

《明史》卷一五九《熊概傳》就記載了，明朝初期江蘇常熟有個叫虞宗蠻的地主，他住的弄堂叫“鹿皮弄”因為“殺鹿以食，積皮於其地，弄以此得名”。其弄旁還有勒血溝，因為“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止。其奢侈如此”而相比日本戰國時期大名們的生活，還真未必有江南地區的村長過得好

有道理啊，看看世界歷史上戰爭過後國家都是人口大減，城市殘破，經濟凋零的。而日本戰國時期竟然反過來了。你說奇怪不奇怪。

有點以偏概全了 豐臣秀吉攻打北韓 和明朝的主力部隊 打了一個平手 還是客場作戰 說明日軍當時作戰力 是不可小覷的...

日本戰國的戰爭確實是村長之間的械鬥。

日本的大名豪族制度實質就是徵夷大將軍把土地分封給大地主，大地主分封給小地主。其實大部分的爭鬥都是以搶奪水源或者財務，這些小地主才是參與的主體。日本的一些所謂的“城”也很可笑。其實就是木柵欄圍一圈也就成了城。

日本戰國合戰應該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的日本軍隊中主要由三部分構成，武士（就是地主）+足輕（職業軍人）+農兵（拿起鋤頭的農民），農兵佔了主體。所以戰爭都集中在在農閒的冬夏兩季。隨著大名家族地盤的擴張，實力增強，戰爭的頻發，軍隊主體變為武士+足輕的職業化。

除了個別位置好，道路交通便利，擁有發達的商業的地方。大名主要依靠的是農業收入。日本合戰的發生也與農業活動有關係。大大名為了社會地位，小大名為了財產土地，地方豪族僅為了一處水源或者一石糧食。

由此觀之，日本戰國的合戰的確是農名之間的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