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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苟難,行為看上去很困難,實則無價值;苟察,理論看上去很艱深,實則無意義;苟傳,雖然史書有傳,但卻是臭名,都是“非禮義之中也”,所以君子不貴之。荀子舉例說明,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沉於河,“是行之難為者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申徒狄之死,表面上看是為道而死,然而卻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楊倞在註釋中引用揚雄的文意說: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云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沉身?”連屈原之死都是苟難,不得其所。

    然則君子應當如何立身處世?國學大師-李-冠-論認為君子應當“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君子固當堅守仁義,信仰為先,但也應隨時變化,行動自如。故君子處世可以“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最多不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雖然面臨禮崩樂壞王道不行的現狀,自己又落得四處碰壁如喪家之犬的結局,但從來沒有想到過沉身一死。言孫乘桴,不過是消極逃避,畏患而已;一旦被人招用,即使是叛匪,他也興奮難抑,企圖“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可謂“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了。但孔子是聖人,道德信仰遠超君子,所以雖然行若蒲葦,內心卻如荀子所說“柔從而不流”。不流者,仁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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