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尺，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魏巍《我的老師》課文一段描寫令人難忘：

最使我難忘的，是我小學時候的女教師蔡芸芝先生。

現在回想起來，她那時有十八九歲。右嘴角邊有榆餞大小一塊黑痣。在我的記憶裡，她是一個溫柔、美麗的人。

她從來不打罵我們。僅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在落下來，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石板上，大夥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兒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覺，她愛我們，並沒存心要打的意思。

蔡芸芝先生讓學生明白：戒尺，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是假打真愛！

我們敢管啊！只不過效果不好

也不是說“不敢管”。每個寒暑假結束以後，新的學期開始，我們老師的心態都會被調整到比較佳的狀態。新學期開始，我們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會盡力管理好學生，而學生因為經過寒暑假的調整的關係，也還算比較聽話。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的學生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紀律問題。我們老師也不遺餘力的管理。管理用的是常規方法：口頭教育，寫檢討書，罰站，罰搞衛生，哄“小孩”模式，最後就是叫家長。當這些方法迴圈利用以後，還是沒有效果，甚至是有反效果，我們老師就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我們老師根本沒有後招，也沒有依靠。可能有人會說：“實在不行，就交給學校處理啊”。但其實學校也沒有多少辦法，因為警告、處分這些手段如果不能導致開除，那麼就跟撓癢癢沒什麼區別，有時甚至學校比我們老師還要“軟弱”。

“不能管”？能管啊。按照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我們老師是不能體罰學生的，並不是說你“不能管”，只不過這個“能管”的唯一合法合規的手段就是“口頭教育”，其他的教育方式或多或少都會有一點踩界。我們老師能夠利用“能管”的手段“口頭教育”教育學生，只不過就是效果不太好而已。可能有人會說：“那是因為你們老師沒能力”。而如果這個能力是對標於“能把樹上的鳥哄下來”，那麼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沒有這個能力。我希望國家能找到大量擁有這個能力的老師，即使是把我換掉，我也認了。

綜上所述。我們老師能管，也敢管，只不過以現在合法合規的教育手段，我們管的不好而已。你們可以批判我們老師沒能力，也可以換掉我們老師，但前提是你要找到“能把樹上的鳥哄下來”的人才。至於“舉戒尺”就不討論了，誰敢“舉”，誰願意“舉”，就去“舉”吧。

究竟是什麼弱化了教師懲戒權?現在的教師緣何不敢舉“戒尺”?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獨生子女家庭教育缺乏正常引導

現在獨生子女家庭普遍，尤其是一批獨生子女已成為父母，他們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在新生家庭孩子身上繼續，認為孩子不能受到一絲傷害。其實絕大部分老師的懲戒並不是一種傷害，而是出於關愛。把子女看得過重，嬌生慣養對孩子的成長是很不利的，一些孩子從小過份嬌慣，抗壓能力弱，有的拿離家出走、跳樓當作對付家長的方法。

快樂教育深入人心，社會對教育懲戒不再寬容

近些年來，許多人潛移默化地不再認可教育懲戒是一種必須手段，似乎學習就應該是快樂的，老師只能對學生和顏悅色，久而久之導致一些學生對老師缺乏敬畏。一些學生不把老師放在眼裡，對老師沒有敬畏心。

一些教師缺乏職業道德的案例被輿論片面放大，削弱了教師群體的權威感。

不可否認，現實中存在一些素質不高、缺乏職業道德的教師：有的唯利是圖，利用教師職位向學生銷售商品以牟利，有的索取、收受家長的財物，有的課上不講課外講，牟取鉅額補課費，還有的肆意對學生施以拳腳，甚至進行性侵害。這些案例頻頻曝光後，在網路輿論的放大效應下，很容易讓人們形成對教師群體的負面印象，一些教師因而感覺底氣不足，難以行使懲戒權。

社會、家長、學校多方共識難達成

家長應該對適當的教育懲戒給予一定的理解和支援，健康的師生關係需要共同努力建立起來。濟南盛福實驗小學校長高紅燕認為，對於教育懲戒，應該達成更多共識，即教育懲戒不是非人道、反教育、落後的教育方式，而是現代教育的一部分。只有社會、家庭、學校有效結合，才能教育好中國的下一代。

懲戒尺度難把握

懲戒符合心理學、教育學規律，是有必要的。但是不科學不規範就會被濫用，一些教師認為懲戒就等於懲罰，甚至等於打學生，就會簡單粗暴。要使懲戒有效、規範，教師的教育素質本身要相應提高，有些孩子接受懲戒以後，因從眾心理表面上接受了，實際上心理被毀損。處罰和鼓勵相結合，孩子更能接受，教育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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