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刺客列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帶劍入殿，作為敵國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劍立於朝堂之上？何況，其時秦國正與東方諸國全力相搏，面對來意不善的敵國之使，焉能如此麻痺大意？ (你先看看上面的這些，然後在繼續看下面的） 《唐雎不辱使命》事出虛妄，當可定論。當代學者繆文遠先生在《戰國策考辨》一書中斷定，是章出自秦末漢初縱橫家之“擬託”。朱東潤先生也認為：“本文情節當出於虛構，不能視為真實的歷史記載。” 首先，基本情節不合事理。作為一方域僅“五十里”之小國，當天下板蕩之際，只能成為臣服大國強國的附庸，事實上是很難作為一個“國家”獨立存在的。即令魏國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橫掃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師一支以擊，彈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須卑詞“易地”，自討沒趣，進行一嘲外交鬥爭”？秦王舉措固然令人費解，而唐雎之行則愚昧至極。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國既滅，安陵豈能以“五十里之地”對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換取秦王一紙承諾，在“兵革不修、詐偽並起”“氵昏然道德絕矣”（劉向《戰國策書錄》）的戰國末期，缺少實力保障，這種承諾也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戰國策》注者鮑彪認為：“唐雎之使愚矣！雖抗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戰國策士的遊說活動皆有明確的功利目的，唐雎怎麼會“知其不可而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準確。該文的兩個人物唐雎和秦王，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反差。歷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縱橫捭闔巧舌如簧的策士，並不是專諸、聶政、要離之類的玩命角色。“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嚇，“挺劍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勢，非唐雎一類的策士所願為所能為。而作為唐雎對手的秦王嬴政，絕不是懦弱無能易於就範的庸主，那種色厲內荏前踞後恭的性格，和喑口惡叱吒一統天下的嬴政的個性特徵難以吻合。只要讀一讀《史記·刺客列傳》就可以知道，面對荊軻鋒利的匕首，猝然之間，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見其人身手矯健處變不驚，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角色。那種“色撓，長跪而謝之”的形象，和歷史上的秦王嬴政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複次，重要細節嚴重失實。矛盾的徹底解決依靠了那柄來歷不明的“劍”。《史記·刺客列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帶劍入殿，作為敵國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劍立於朝堂之上？何況，其時秦國正與東方諸國全力相搏，面對來意不善的敵國之使，焉能如此麻痺大意？ 由此觀之，《唐雎不辱使命》不僅違背了歷史的真實，作為文學作品，也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其文出於虛構“擬託”，而且虛構“擬託”的手法也實在算不上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