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乾嘉時期，清朝統治者為了籠絡士人，統一思想，一邊網羅人才大修官書，一邊又“寓禁於征”，大興文字獄，因此學者禁口，從而漢學勃興，訓詁之學風靡一時。乾嘉學者認為，讀書當先通訓詁，始能治經，而要研究訓詁，則離不開古代的傳注。但一個字的字義訓解往往散見於各書，查詢起來很不方便，在這種迫切的形勢下，戴震等許多學者都有心纂錄古訓成一書，以便檢索查詢，卻都因為條件限制而未能實施。後來，阮元完成了這項工作，《經籍纂詁》就是他主編而成的這樣一部訓詁學專著。第二部分阮元歷任封疆大吏，又倡導漢學，廣泛延請同時代的學術大師，共同編纂重大的書籍。他作為乾嘉學派的後輩，繼承戴震等先師的意願，在館閣時，就曾與陽湖孫淵如等人相約分工抄錄群經，但中途停止了。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調任浙江學政不久，即積極籌備編纂《經籍纂詁》。阮元親自擬定編纂義例，嘉慶二年（1797）組織人力於崇文書院分修，按照“分籍纂訓，以韻歸字”的方法，先由臧和貴、何蘭汀等33人分頭摘抄有關古籍正文和傳注中的註釋文字及古籍、漢碑中的假借字，然後依據《佩文韻府》排列次序，分別編入每一個字之下，一字數音的按其讀音分入各韻，字義不同的各作解釋，依照《佩文韻府》的體例，按平上去入分為106韻，一韻一卷。最後由精於訓詁的臧庸主持定稿，嘉慶三年八月纂成《經籍纂詁》106卷（後又續輯補遺若干條附註在每卷之後）。四年（1799）十二月刻成。第三部分《經籍纂詁》所收為單字，只在註釋中包括雙音詞，每字只講字義，不注音切，一字多義者，先列本義，次列引申義，各個義項之間都用一個圓圈符號隔開，並一一引證古籍正文及古訓解釋，然後再輾轉相訓。這樣依照韻部把要解釋的字歸類，就每個字而申明它的各個義項，又有本訓，有轉訓，其次序佈列，如網在綱，綱舉目張。本書取材廣泛，資料收集豐富，而散見於《說文》《爾雅》等小學專書及漢唐時期經籍正文和專注中的訓詁材料，層次分明、條分縷析地彙集在一起，正是“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為進一步開展訓詁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第四部分《經籍纂詁》不僅僅將大量的訓詁材料彙輯起來，而且反映了當時學術研究的成果。阮元曾說他的學問“多在訓詁”，說明他在學術上的自信，也反映了他在訓詁學上用力最多，成就也相當巨大。乾嘉時期訓詁學的一大成就就是得音義相通之理，以音訓義，而阮元繼承戴震、王念孫等人的成就，又有新的創見。他編纂《經籍纂詁》就始終貫穿這一精神，並融合進了自己在訓詁學上的見解。阮元手定編輯本書凡例“聲音訓詁，一以貫之”，因此，解釋字義時，有本訓，有轉訓，注意通假關係、音訓關係，收錄了漢碑中的通假字及古人名字中名與字互相訓義的，對於偏僻深奧難以理解的字詞，漢以來注家沒說清楚的，也從多個角度，旁徵博引以求得字詞本義的準確解釋，因此該書對文字的本義及通轉、假借關係分析得尤其精確詳細，彙集總結了乾嘉時代訓詁學研究的巨大成就。《經籍纂詁》資料豐富，又有學術價值，因此成為學者們必備的參考書，所謂“經典之統宗，訓詁之淵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至今對我們研究古文字、訓詁及典章制度仍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第一部分乾嘉時期，清朝統治者為了籠絡士人，統一思想，一邊網羅人才大修官書，一邊又“寓禁於征”，大興文字獄，因此學者禁口，從而漢學勃興，訓詁之學風靡一時。乾嘉學者認為，讀書當先通訓詁，始能治經，而要研究訓詁，則離不開古代的傳注。但一個字的字義訓解往往散見於各書，查詢起來很不方便，在這種迫切的形勢下，戴震等許多學者都有心纂錄古訓成一書，以便檢索查詢，卻都因為條件限制而未能實施。後來，阮元完成了這項工作，《經籍纂詁》就是他主編而成的這樣一部訓詁學專著。第二部分阮元歷任封疆大吏，又倡導漢學，廣泛延請同時代的學術大師，共同編纂重大的書籍。他作為乾嘉學派的後輩，繼承戴震等先師的意願，在館閣時，就曾與陽湖孫淵如等人相約分工抄錄群經，但中途停止了。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調任浙江學政不久，即積極籌備編纂《經籍纂詁》。阮元親自擬定編纂義例，嘉慶二年（1797）組織人力於崇文書院分修，按照“分籍纂訓，以韻歸字”的方法，先由臧和貴、何蘭汀等33人分頭摘抄有關古籍正文和傳注中的註釋文字及古籍、漢碑中的假借字，然後依據《佩文韻府》排列次序，分別編入每一個字之下，一字數音的按其讀音分入各韻，字義不同的各作解釋，依照《佩文韻府》的體例，按平上去入分為106韻，一韻一卷。最後由精於訓詁的臧庸主持定稿，嘉慶三年八月纂成《經籍纂詁》106卷（後又續輯補遺若干條附註在每卷之後）。四年（1799）十二月刻成。第三部分《經籍纂詁》所收為單字，只在註釋中包括雙音詞，每字只講字義，不注音切，一字多義者，先列本義，次列引申義，各個義項之間都用一個圓圈符號隔開，並一一引證古籍正文及古訓解釋，然後再輾轉相訓。這樣依照韻部把要解釋的字歸類，就每個字而申明它的各個義項，又有本訓，有轉訓，其次序佈列，如網在綱，綱舉目張。本書取材廣泛，資料收集豐富，而散見於《說文》《爾雅》等小學專書及漢唐時期經籍正文和專注中的訓詁材料，層次分明、條分縷析地彙集在一起，正是“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為進一步開展訓詁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第四部分《經籍纂詁》不僅僅將大量的訓詁材料彙輯起來，而且反映了當時學術研究的成果。阮元曾說他的學問“多在訓詁”，說明他在學術上的自信，也反映了他在訓詁學上用力最多，成就也相當巨大。乾嘉時期訓詁學的一大成就就是得音義相通之理，以音訓義，而阮元繼承戴震、王念孫等人的成就，又有新的創見。他編纂《經籍纂詁》就始終貫穿這一精神，並融合進了自己在訓詁學上的見解。阮元手定編輯本書凡例“聲音訓詁，一以貫之”，因此，解釋字義時，有本訓，有轉訓，注意通假關係、音訓關係，收錄了漢碑中的通假字及古人名字中名與字互相訓義的，對於偏僻深奧難以理解的字詞，漢以來注家沒說清楚的，也從多個角度，旁徵博引以求得字詞本義的準確解釋，因此該書對文字的本義及通轉、假借關係分析得尤其精確詳細，彙集總結了乾嘉時代訓詁學研究的巨大成就。《經籍纂詁》資料豐富，又有學術價值，因此成為學者們必備的參考書，所謂“經典之統宗，訓詁之淵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至今對我們研究古文字、訓詁及典章制度仍有極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