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建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東漢末年州牧割據，戰禍延綿，人民妻離子散，四出逃亡，或死於亂軍之中，或死於饑荒癘疫。建安文人生活於這個鉅變的年代，目擊種種社會的慘狀，極有切身的感受。故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有反映現實的主題，描寫戰亂、人民疾苦和渴望國家統一的作品大量產生。可見時代環境的刺激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是有重大影響。
儒學的衰微亦助長建安文學的興盛。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在思想上佔據著統治的地位。儒學傳統的文學觀點乃是原道宗經，文學一直只是經學的附庸，窒礙了文學的自由發展。東漢傾頹，傳統的儒學已失去了統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學開始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傳統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為明顯。他們不再將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學的道路更為開闊。
另外，文學批評的盛行和發展也帶動了建安文學的興盛。正由於社會紛亂，儒學式微，建安文人對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對各種文體的特點、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關係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經常相互探討批評，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一篇文學批評之作，可知建安文學的發展與文學批評不無關係。
當時領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學更為興盛。曹操父子不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更是政治的領袖人物，“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愛好文學，廣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舉”，促成了一群有水準的文人共同創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材之餘，自己亦有優秀的文學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對建安文學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他們喜好文學，對文士自然禮遇有加，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之視作“俳優”，相反卻是一同從事創作，討論文章，相處如賓如友。是以文學風氣變得活躍，建安文學興盛，與統治者的態度有莫大關係。
最後，建安文學的興盛，實際也是文學發展的規律。兩漢文學為建安之興起了準備作用，詩、賦等等，皆啟發了建安的作家們。例如建安文學的現實精神，就是師承於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三祖陳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樂府舊題名篇反映現實。古詩十九首等亦為建安抒情詩提供了借鑑。
答：建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東漢末年州牧割據，戰禍延綿，人民妻離子散，四出逃亡，或死於亂軍之中，或死於饑荒癘疫。建安文人生活於這個鉅變的年代，目擊種種社會的慘狀，極有切身的感受。故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有反映現實的主題，描寫戰亂、人民疾苦和渴望國家統一的作品大量產生。可見時代環境的刺激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是有重大影響。
儒學的衰微亦助長建安文學的興盛。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在思想上佔據著統治的地位。儒學傳統的文學觀點乃是原道宗經，文學一直只是經學的附庸，窒礙了文學的自由發展。東漢傾頹，傳統的儒學已失去了統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學開始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傳統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為明顯。他們不再將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學的道路更為開闊。
另外，文學批評的盛行和發展也帶動了建安文學的興盛。正由於社會紛亂，儒學式微，建安文人對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對各種文體的特點、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關係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經常相互探討批評，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一篇文學批評之作，可知建安文學的發展與文學批評不無關係。
當時領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學更為興盛。曹操父子不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更是政治的領袖人物，“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愛好文學，廣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舉”，促成了一群有水準的文人共同創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材之餘，自己亦有優秀的文學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對建安文學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他們喜好文學，對文士自然禮遇有加，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之視作“俳優”，相反卻是一同從事創作，討論文章，相處如賓如友。是以文學風氣變得活躍，建安文學興盛，與統治者的態度有莫大關係。
最後，建安文學的興盛，實際也是文學發展的規律。兩漢文學為建安之興起了準備作用，詩、賦等等，皆啟發了建安的作家們。例如建安文學的現實精神，就是師承於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三祖陳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樂府舊題名篇反映現實。古詩十九首等亦為建安抒情詩提供了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