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啟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賦稅思想
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徵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同時梁啟超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在諸多領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學術貢獻。
新聞言論思想
梁啟超不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改革家，同時也是新聞史上重要人物，對中國早期報刊政論文有巨大貢獻。從事報刊活動27年，一生創辦領導報刊17種，被譽為“言論界之驕子”，創時務文體，中國早期新聞學者戈公振在《新聞學撮要》中評價：“中國報館之崛起，一切思想的發達，皆由先生啟其端”。
中國早期證券市場
梁啟超說：“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托拉斯者，原語為trust，譯言‘信’也....，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全委託少數之人，為眾用信用者。故得是名。”
宣統二年，梁啟超寫了一篇文章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而有力的法治國家才能生存。而中國，不知法治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責任心強因的國民才能夠成功。
梁啟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啟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賦稅思想
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徵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同時梁啟超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在諸多領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學術貢獻。
新聞言論思想
梁啟超不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改革家，同時也是新聞史上重要人物，對中國早期報刊政論文有巨大貢獻。從事報刊活動27年，一生創辦領導報刊17種，被譽為“言論界之驕子”，創時務文體，中國早期新聞學者戈公振在《新聞學撮要》中評價：“中國報館之崛起，一切思想的發達，皆由先生啟其端”。
中國早期證券市場
梁啟超說：“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托拉斯者，原語為trust，譯言‘信’也....，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全委託少數之人，為眾用信用者。故得是名。”
宣統二年，梁啟超寫了一篇文章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而有力的法治國家才能生存。而中國，不知法治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責任心強因的國民才能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