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出自《種樹郭橐駝傳》，是唐代柳宗元的作品。
本文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論色彩的傳記文，一個諷喻性極強的寓言故事。郭橐駝種樹的本事已不可考，後世學者多認為這是設事明理之作。
本文題目雖稱為“傳”，但並非是一般的人物傳記。文章以老莊學派的無為而治，順乎自然的思想為出發點，借郭橐駝之口，由種樹的經驗說到為官治民的道理，說明封建統治階級有時打著愛民、憂民或恤民的幌子，卻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仍舊民不聊生。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爭”的老莊思想的具體反映。唐代從安史之亂以後，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養生息，才能恢復元氣。如果封建統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揮，使老百姓疲於奔命，或者以行“惠政”為名，廣大人民既要送往迎來，應酬官吏；又不得不勞神傷財以應付統治者攤派的任務，這隻能使人民增加財物負擔和精神痛苦。
本文針對當時官吏繁政擾民的現象，透過對郭橐駝種樹之道的記敘，說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是“養樹”的法則，並由此推論出“養人”的道理，指出為官治民不能“好煩其令”，批評當時唐朝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行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願望。
本文是柳宗元早年在長安任職時期的作品。郭橐駝種樹的本事已不可考，後世學者多認為這是設事明理之作，本文是針對當時官吏繁政擾民的現象而為言的。中唐時期，豪強地主兼併掠奪土地日益嚴重，“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僅有一點土地的農民，除了交納正常的捐粟外，還要承受地方軍政長官攤派下來的各種雜稅。據《舊唐書·食貨志》記載，各地官僚為鞏固自己的地位，競相向朝廷進奉，加緊對下層的盤剝，於是“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民不聊生。這就是柳宗元寫作本文的社會背景。
柳宗元在參加“永貞革新”前兩年，即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監察御史裡行，是御史的見習官，可以和御史一樣“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可以到各地檢查工作，民事、軍事、財政都可以過問，品秩不高而許可權較廣。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間寫的，是針對當時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作的。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參加“永貞革新”的先聲。
即“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出自《種樹郭橐駝傳》，是唐代柳宗元的作品。
本文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論色彩的傳記文，一個諷喻性極強的寓言故事。郭橐駝種樹的本事已不可考，後世學者多認為這是設事明理之作。
本文題目雖稱為“傳”，但並非是一般的人物傳記。文章以老莊學派的無為而治，順乎自然的思想為出發點，借郭橐駝之口，由種樹的經驗說到為官治民的道理，說明封建統治階級有時打著愛民、憂民或恤民的幌子，卻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仍舊民不聊生。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爭”的老莊思想的具體反映。唐代從安史之亂以後，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養生息，才能恢復元氣。如果封建統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揮，使老百姓疲於奔命，或者以行“惠政”為名，廣大人民既要送往迎來，應酬官吏；又不得不勞神傷財以應付統治者攤派的任務，這隻能使人民增加財物負擔和精神痛苦。
本文針對當時官吏繁政擾民的現象，透過對郭橐駝種樹之道的記敘，說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是“養樹”的法則，並由此推論出“養人”的道理，指出為官治民不能“好煩其令”，批評當時唐朝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行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願望。
本文是柳宗元早年在長安任職時期的作品。郭橐駝種樹的本事已不可考，後世學者多認為這是設事明理之作，本文是針對當時官吏繁政擾民的現象而為言的。中唐時期，豪強地主兼併掠奪土地日益嚴重，“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僅有一點土地的農民，除了交納正常的捐粟外，還要承受地方軍政長官攤派下來的各種雜稅。據《舊唐書·食貨志》記載，各地官僚為鞏固自己的地位，競相向朝廷進奉，加緊對下層的盤剝，於是“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民不聊生。這就是柳宗元寫作本文的社會背景。
柳宗元在參加“永貞革新”前兩年，即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監察御史裡行，是御史的見習官，可以和御史一樣“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可以到各地檢查工作，民事、軍事、財政都可以過問，品秩不高而許可權較廣。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間寫的，是針對當時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作的。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參加“永貞革新”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