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到北齊的文學史上，溫子升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文學家、詩人。他創作的詩文淬到江南，梁武帝很常識他的文筆，深有感慨地說：“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將傅鏢出使到吐谷渾，看到那裡國君的床頭上放著數卷書籍，都是溫子升的作品。當時文人對溫子升的文學成就給以很高的評價，王暉業說：“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我子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楊彥遵作《文德論》，認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升彬彬有德素。《北史·文苑傳》評論溫子升的孫彥舉說：“並自孤寒，鬱然特起。鹹能綜採繁縟，興屬清。”古人的這些讚美之詞可能有所誇張虛飾，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溫子升在當時的文壇上確實產生過很大影響。

溫子升的詩流傳下來的不多，形式和技巧方面都有摹仿南朝的印記。由此，一般文學史家對溫子升的文學成就往往估計不高，也不那麼重視研究他。講到溫子升時，只是認為他的詩文全是摹仿南朝風氣，“雖以詩名，俱無特色”。其實這種論斷未免失諸片面。應當看到，溫子升的某些作品自有其特色。他的詩以《搗衣詩》為最有名，藝術性也最高，開了唐人閨怨詩的先河。他的《白鼻蝸》則類似《梁鼓角橫吹曲》中的《高陽王樂人歌》。高陽王元雍是北朝後期人，其樂人所唱可能本是民歌或據民歌改作。溫詩和《樂人歌》寫的都是豪門少年相聚酒肆的事。這種題材在南朝詩歌中極為罕見。他的《涼州樂歌》二首更有新意，如第二首：“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川遠。”此詩反遠行看作樂事，在文學史上顯示出與眾不同的高亢激昂的精神風貌，從中也可以看到溫子升詩的特有容。

溫子升寫的駢文能儲存學約、任枋、那種用典少、不求生僻、便於時用的風格，不同於南朝流行的“徐庾體”駢文那樣動輒用典，拘礙過甚。如溫子升所作《寒陵山寺碑》，若與庾信的一些碑誌相比，確實是寫得流暢、簡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