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兵曹胡馬 杜甫 胡馬大宛名， 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 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 真堪託死生。 驍騰有如此， 萬里可橫行。 這是一首詠物言志詩。注家一般認為作於開元二十八年（740）或二十九年，正值詩人漫遊齊趙，飛鷹走狗，裘馬清狂的一段時期。詩的風格超邁遒勁，凜凜有生氣，反映了青年杜甫銳於進取的精神。 詩分前後兩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寫馬，是實寫。詩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傳神之筆為我們描畫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馬”。它來自大宛（漢代西域的國名，素以產“汗血馬”著稱），自然非凡馬可比。接著，對馬作了形象的刻畫。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提出“六法”，第一為“氣韻生動”，第二即是“骨法用筆”，這是作為氣韻生動的首要條件提出來的。所謂“骨法”，就是要寫出物件的風度、氣格。杜甫寫馬的骨相：嶙峋聳峙，狀如鋒稜，勾勒出神峻的輪廓。接著寫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銳利勁挺，這也是良馬的一個特徵。至此，駿馬的昂藏不凡已躍然紙上了，我們似見其咴咴噴氣、躍躍欲試的情狀，下面順勢寫其四蹄騰空、凌厲賓士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兩個動詞極其傳神。前者寫雙耳直豎，有一種挺拔的力度；後者不寫四蹄生風，而寫風入四蹄，別具神韻。從騎者的感受說，當其風馳電掣之時，好象馬是不動的，兩旁的景物飛速後閃，風也向蹄間呼嘯而入。詩人刻畫細緻，維妙逼真。頷聯兩句以“二二一”的節奏，突出每句的最後一字：“峻”寫馬的氣概，“輕”寫它的疾馳，都顯示出詩人的匠心。這一部分寫馬的風骨，用的是大筆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細節一概略去，只寫其骨相、雙耳和賓士之態，因為這三者最能體現馬的特色。正如張彥遠評畫所云：“筆才一二，象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歷代名畫記》）這就是所謂“寫意傳神”。 詩的前四句寫馬的外形動態，後四句轉寫馬的品格，用虛寫手法，由詠物轉入了抒情。頸聯承上奔馬而來，寫它縱橫馳騁，歷塊過都，有著無窮廣闊的活動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險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賴。這裡看似寫馬，實是寫人，這難道不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勇敢的將士、俠義的豪傑的形象嗎？尾聯先用“驍騰有如此”總挽上文，對馬作概括，最後宕開一句：“萬里可橫行”，包含著無盡的期望和抱負，將意境開拓得非常深遠。這一聯收得攏，也放得開，它既是寫馬馳騁萬里，也是期望房兵曹為國立功，更是詩人自己志向的寫照。盛唐時代國力的強盛，疆土的開拓，激發了民眾的豪情，書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業，封侯萬里。這種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駿馬來表現確是最合適不過了。這和後期杜甫透過對病馬的悲憫來表現憂國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語。 南朝宋人宗炳的《畫山水序》認為透過寫形傳神而達於“暢神”的道理。如果一個藝術形象不能“暢神”，即傳達作者的情志，那麼再酷肖也是無生命的。杜甫此詩將狀物和抒情結合得自然無間。在寫馬中也寫人，寫人又離不開寫馬，這樣一方面賦予馬以活的靈魂，用人的精神進一步將馬寫活；另一方面寫人有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現。前人講“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粘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錢泳《履園談詩》），這個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房兵曹胡馬 杜甫 胡馬大宛名， 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 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 真堪託死生。 驍騰有如此， 萬里可橫行。 這是一首詠物言志詩。注家一般認為作於開元二十八年（740）或二十九年，正值詩人漫遊齊趙，飛鷹走狗，裘馬清狂的一段時期。詩的風格超邁遒勁，凜凜有生氣，反映了青年杜甫銳於進取的精神。 詩分前後兩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寫馬，是實寫。詩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傳神之筆為我們描畫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馬”。它來自大宛（漢代西域的國名，素以產“汗血馬”著稱），自然非凡馬可比。接著，對馬作了形象的刻畫。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提出“六法”，第一為“氣韻生動”，第二即是“骨法用筆”，這是作為氣韻生動的首要條件提出來的。所謂“骨法”，就是要寫出物件的風度、氣格。杜甫寫馬的骨相：嶙峋聳峙，狀如鋒稜，勾勒出神峻的輪廓。接著寫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銳利勁挺，這也是良馬的一個特徵。至此，駿馬的昂藏不凡已躍然紙上了，我們似見其咴咴噴氣、躍躍欲試的情狀，下面順勢寫其四蹄騰空、凌厲賓士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兩個動詞極其傳神。前者寫雙耳直豎，有一種挺拔的力度；後者不寫四蹄生風，而寫風入四蹄，別具神韻。從騎者的感受說，當其風馳電掣之時，好象馬是不動的，兩旁的景物飛速後閃，風也向蹄間呼嘯而入。詩人刻畫細緻，維妙逼真。頷聯兩句以“二二一”的節奏，突出每句的最後一字：“峻”寫馬的氣概，“輕”寫它的疾馳，都顯示出詩人的匠心。這一部分寫馬的風骨，用的是大筆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細節一概略去，只寫其骨相、雙耳和賓士之態，因為這三者最能體現馬的特色。正如張彥遠評畫所云：“筆才一二，象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歷代名畫記》）這就是所謂“寫意傳神”。 詩的前四句寫馬的外形動態，後四句轉寫馬的品格，用虛寫手法，由詠物轉入了抒情。頸聯承上奔馬而來，寫它縱橫馳騁，歷塊過都，有著無窮廣闊的活動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險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賴。這裡看似寫馬，實是寫人，這難道不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勇敢的將士、俠義的豪傑的形象嗎？尾聯先用“驍騰有如此”總挽上文，對馬作概括，最後宕開一句：“萬里可橫行”，包含著無盡的期望和抱負，將意境開拓得非常深遠。這一聯收得攏，也放得開，它既是寫馬馳騁萬里，也是期望房兵曹為國立功，更是詩人自己志向的寫照。盛唐時代國力的強盛，疆土的開拓，激發了民眾的豪情，書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業，封侯萬里。這種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駿馬來表現確是最合適不過了。這和後期杜甫透過對病馬的悲憫來表現憂國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語。 南朝宋人宗炳的《畫山水序》認為透過寫形傳神而達於“暢神”的道理。如果一個藝術形象不能“暢神”，即傳達作者的情志，那麼再酷肖也是無生命的。杜甫此詩將狀物和抒情結合得自然無間。在寫馬中也寫人，寫人又離不開寫馬，這樣一方面賦予馬以活的靈魂，用人的精神進一步將馬寫活；另一方面寫人有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現。前人講“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粘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錢泳《履園談詩》），這個要求杜甫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