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抗日影片中，漢奸、特務、日本翻譯，統統被稱為日本人的“走狗”。其實，“走狗”一詞在先秦時期是一箇中性詞。一指獵犬，如《戰國策·齊策四》載：“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走狗”也指替人效力者，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狡兔死，走狗烹。”後來，詞意發生改變，現比喻受人豢養的幫兇或無恥小人的代名詞。

在中國文藝史上，“走狗“一詞，還用來比喻甘願做他人的門生。鄭板橋曾給自己刻過一枚“徐青藤門下走狗”的圖章。這個提法既意味著對前輩的尊敬和推崇，也有自謙的用意。

齊白石老人為先人之才智、氣節所折服，深覺能做諸人門下之“走狗”，不勝榮幸。他曾作詩云：“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願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意思是說，齊白石老人不僅願意做徐渭的“走狗”，還想做吳昌碩和朱耷兩位大家的“走狗”，要輪值於三家門下。

“走狗”一詞發展到宋元時期，由於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演變成為一個貶義詞，意指受主人豢養的爪牙、諂媚的人或阿諛奉承的人。

南宋寧宗時，宰相韓侂冑在都城臨安吳山修建了一座別墅，取名“南園”。一日韓宰相遊其間，感到美中不足：“南園”狀盡田園景色，惜缺犬鳴。結果，頃刻，園內傳出“汪汪汪”的“優美動聽”之狗叫聲。原來是一個姓趙的臨安知府在學狗叫。韓宰相聞之大樂，“遂親愛之”，立刻破格提拔趙知府為工部侍郎。時人譏之“狗叫侍郎”。

清人袁枚善於結交顯貴，在《隨園詩話》中以大量筆墨來吹捧高官畢沅母親的詩作。鄭板橋因此罵袁枚為“斯文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