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和龍存在不存在一樣。

十二生肖的龍人人皆知，但是要讓人說出龍的事情大多都是傳說。找不到具體的證據。

歷史學界曾有部分人認為夏代是傳說時代，有的甚至持有夏代西來說，看來是要否定夏代，但從歷史教科書看來，約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是中國歷史上夏王朝的開始。古文獻上一再提到比商更早的是夏王朝。《尚書·召誥》：“我不可不鑑於有夏，亦不可不鑑於有殷”，《詩·大雅·蕩》：“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所以說，夏代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東周的文獻也確認了夏代的存在：黃河中游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與它相接而稍晚的二里頭文化，無論從地域分佈、地層關係、時代範圍以及文化性質上進行分析，都說明二者都應屬夏代文化。

夏，原來是一個部落聯盟的名字，以後才成為王朝的稱號。據《史記·夏本紀》所載，這個部落聯盟是由夏后氏、有扈氏等十二個姒姓的氏族部落組成的。

據古書記載，夏興起崇山，夏禹之父鯀也封於崇，禹建都於陽城。又說伊水、洛水兩岸是“有夏之居”，從這些記載來看，今河南嵩山到伊水，洛水流域這一範圍是夏人活動的地區之一。

今山西南部，也是夏人活動的地方。古書上說禹又都於安邑、平陽，西周初年，這一帶還被稱為夏墟，這裡的居民尚儲存著夏人的一些風俗習慣。夏後相曾建都於帝丘，則夏人的活動範圍，東面一直達到今河北、河南、山東交界處。

根據《竹書紀年》的記載，夏王朝自禹至桀，共十七君，歷時四百七十一年。夏禹傳子，是“天下為家”的開始”，從此以後，“大人世及以為禮”就是說父子、兄弟相傳便成為制度了。

王位世襲制的確立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變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階級和階級剝削已經存在的標誌。所以《禮記·禮運》把夏禹作為小康之世的開端，以區別於禹以前的大同之世。所謂大同之世，就是“天下為公”的原始社會，所謂“小康之世”，就是“天下為家”的階級社會。

傳說禹曾設官分職，並作贖刑。《左傳》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這反映出夏代已經形成了國家，並制定出最早的刑法。《孟子·滕文公》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即夏國家分給每個農民土地五十畝，農民向國家交一定的貢賦。貢賦的產生，也是出現剝削和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記。

從啟開始，夏國家建立起來了，但夏的政權並不是很穩固的。還發生了太康失國之事。到少康時又重新掌握了夏的政權。少康死子杼繼位，夏的統治到杼這時才趨於穩固，因此夏人對杼是十分的尊崇。從這時起直到夏末，夏王朝始終是黃河中下游的統治勢力。

根據古文獻記載，農業在夏代經濟中已佔重要地位。《論語·憲問》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論語·泰伯》說禹“盡力乎溝洫”。這些話說明夏人對農業是很重視的，夏人還制定出適合於農業的夏正，儲存至今的《夏小正》，就是曾經在春秋戰國時通行過的一本農曆。中國現今流行的“農曆”，自古以來都稱為“夏曆”或“夏時”。特別適合以農立國的民族，這種萌芽於夏代的歷法，有其一定的根據：夏代農業是在“裴李崗·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從孔甲時起，夏王朝內部矛盾日益激化而開始走向崩潰，孔甲以後的夏桀還是一個暴君，當時階級矛盾的尖銳達到了嚴重的程度。

“殷因於夏禮”，殷商王朝繼承夏王朝的禮樂制度，成為黃河中下游各方國的“共主”，是“三千諸侯”的領袖，不僅成為黃河流域一個最為強大的穩定因素和核心力量，同時還是當時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大國之一。鄭州南郊二里崗商城是一座商代以前的都城，展示了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商代都邑的生動情景，盤庚遷殷後，商代的青銅文化達到繁盛階段，聲威所及，疆域之遼闊，貴族世襲的系統之長久，歷史記事的史料之豐富，內服外服的政體之完善，都是居於世界前列，屬於第一流的水平。

“周因於殷禮”周革殷命，繼承了殷商的典制，同時還大量的吸收“夏禮”，因此，形成了“周監於二代（按即夏、商），鬱郁乎文哉”的光輝局面。西周以及春秋戰國的農業、畜牧業有較大發展，從豐鎬、成周以至一些中心地區以外的諸侯國出土的青銅器物來看，周人在繼承了商代高度發達的青銅冶鑄手工業的基礎上，又向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總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地區的夏、商、週三代，決不能加以割斷，無論在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築領域，三代依次繼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因革損益，發揚光大，形成中國古史上最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成為當時東亞甚至世界第一流的廣土眾民的大國，中華民族的祖先——華夏族，也在此時逐漸融合許多氏族部落，而逐漸形成一個穩定的共同體，應當看到，華夏族仍然是在黃河流域的舊石器人類和新時器時代諸文化型別的互相滲透的情況下，承先啟後，縱向的繼承，橫向的吸收。中華民族以黃河流域為舞臺，增殖裂變，創造出悠久的沒有中斷的古老歷史和優秀文化，所以說，黃河流域是華夏兒女、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