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篇文章. 也許是因為人缺了什麼就更喜歡什麼吧，我的兩條腿一動不能動，但我卻是個體育迷。

我不光喜歡看足球、籃球以及其他球類比賽，也喜歡看田徑、游泳、拳擊、滑冰、滑雪、腳踏車和汽車比賽，總之我是個全能體育迷。當然都是從電視裡看，體育場館門前都有很高的臺階，我上不去。如果這一天電視裡有精彩的體育節目，好了，我早晨一睜眼就覺得像過節一般，一天當中無論幹什麼心裡都想著它，一分一秒都過得愉快。　　其實我是第二喜歡足球，第三喜歡文學，第一喜歡田徑。我能說出所有田徑專案的世界紀錄是多少，是由誰保持的，保持的時間長還是短。譬如說男子跳遠紀錄是由比蒙保持的，20年了還沒有人能破，不過這事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處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這8.90米的，而劉易斯在平原跳出的八米七二事實上比前者還要偉大，但卻不能算世界紀錄。這些紀錄是我順便記住的，田徑運動的魅力不在於紀錄，人反正是幹不過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優美卻能從那奔跑與跳躍中得以充分展現，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來都顯得矯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虛。也許是我見過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劉易斯或者摩西跑起來，你會覺得他們是從人的原始中跑來，跑向無休止的人的未來，全身如風似水般滾動的肌膚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　　我最喜歡並且羨慕的人就是劉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寬腿長，像一頭黑色的獵豹，隨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內，隨便一跳就在八米開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賽中他的動作也是那麼舒展、輕捷、富於韻律。不怕讀者諸君笑話，我常暗自祈禱上蒼，假若人真能有來世，我想，那時的人又會普遍比現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時的百米速度也會普遍比現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幾。寫小說的人多是白日夢患者。好在這白日夢並不令我沮喪，我是因為現實的這個史鐵生太令人沮喪，才想出這法子來給他寬慰與嚮往。我對劉易斯的喜愛和崇拜與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麼辦法能使我變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價；如果來世我能有那樣一個健美的軀體，今生這一身殘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夠的報償。　　奧運會上，約翰遜戰勝劉易斯的那個中午我難過極了，心裡彆彆扭扭地一直到晚上，夜裡也沒睡好覺。眼前老翻騰著中午的場面：所有的人都向約翰遜歡呼，所有的旗幟與鮮花都向約翰遜揮舞，浪潮般的記者們簇擁著約翰遜走出比賽場，而劉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劉易斯當時那目光茫然若失，就像個可憐的孩子，讓我一陣陣的心疼。一連幾天我都悶悶不樂，總想著劉易斯此刻會怎樣痛苦；不願意再看電視裡重播那個中午的比賽，不願意聽別人談論這件事，甚至替劉易斯嫉妒著約翰遜，在心裡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說明還是劉易斯最棒；自然這全無濟於事，我竟似比劉易斯還敗得慘，還迷失得深重。這豈不是怪事麼？在外人看來這豈不是精神病麼？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為一個美的偶像被打破了麼？如果僅僅是這樣，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陣再去豎立起約翰遜嘛，約翰遜的雄姿並不比劉易斯遜色。是因為我這人太戀舊，骨子裡太保守嗎?可是我非常明白，後來者居上是最應該慶祝的事。或者是劉易斯沒跑好讓我遺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績。到底為什麼呢?最後我知道了：我看見了所謂“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劉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義動搖了繼而粉碎了。上帝從來不對任何人施捨“最幸福”這三個字，他在所有人的慾望前面設下永恆的距離，公平地給每一個人以侷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侷限的無盡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麼史鐵生的不能跑與劉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喪與痛苦的根源。假若劉易斯不能懂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個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在百米決賽後的第二天，劉易斯在跳遠決賽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好樣的。看來他懂，他知道奧林匹斯山上的神火為何而燃燒，那不是為了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戰敗，而是為了有機會向諸神炫耀人類的不屈，命定的侷限儘可永在，不屈的挑戰卻不可須臾或缺。我不敢說劉易斯就是這樣，但我希望劉易斯是這樣，我一往情深地喜愛並崇拜這樣一個劉易斯。　　這樣，我的白日夢就需要重新設計一番了。至少我不再願意用我領悟到的這一切，僅僅去換一個健美的軀體，去換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簡單，我不想在來世的某一箇中午成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著侷限。我希望既有一個健美的軀體又有一個了悟人生意義的靈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賜，後者卻必須在千難萬苦中靠自己去獲取——我的白日夢到底該怎樣設計呢?千萬不要說，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個?不要這樣說，因為人活著必要有一個最美的夢想。　　後來得知，約翰遜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為服用興奮劑。對此我們該說什麼呢?我在報紙上見了這樣一個訊息，他的牙買加故鄉的人們說：“約翰遜什麼時候願意回來，我們都會歡迎他，不管他做錯了什麼事，他都是牙買加的兒子。”這幾句話讓我感動至深。難道我們不該對靈魂有了殘疾的人，比對肢體有了殘疾的人，給予更多的同情和愛嗎？ 　　——寫於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