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古代社會跟現代社會不一樣，古代社會人口流動性非常差，一個地方可能三五年都不見得會出現一個陌生人，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社會結構，古代很輕易的構建起了個人身份證+地方保甲連坐+關卡盤查的三級網格，也就是所謂的天羅地網。具體怎麼個操作法呢？

第一，身份證明。

早在商鞅變法時，秦國就在全國推行了照身貼制度，也就是現代社會的身份證，上面會由官府寫明你的詳細姓名和身份、籍貫，沒有這個東西，想去外地，門也沒有。歷史上的商鞅就用切身經歷向我們展示了“照身貼”的重要性。商鞅在逃亡過程中想要住旅店，結果因為沒有“照身貼”，被店主拒絕，商鞅無奈的感慨說“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秦國在統一六國後，自然也在全國推行了這一制度，並被後世所沿用。比如明朝的出行證明就更為細緻：除了有身份證明外，僧侶雲遊還需要有度牒，商旅和趕考的學子還需要由地方出路引等等，否則寸步難行。

第二，保甲連坐。

歷朝歷代皆有保甲連坐制，即如果你所在的村鎮有罪犯而你卻沒有檢舉揭發，那麼你也會受到連坐之刑。一般來說，像秦朝的亭長、後世的保長等，主要職責就是發現自己轄區內是否有行跡可疑的人出現，一旦有，就需要立即上報，由官府進行核實查證，否則出了問題，首先要問責自己。

當然，有了懲處手段，自然也得有獎勵手段。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就流行懸賞制，比如楚平王抓伍子胥時，賞額就高達五萬石糧食，宋朝時賞金更是高達5萬銅錢。有了這些舉措，地方上自然很樂意去檢舉身邊隱藏的陌生人了。

第三，關卡盤查。

古代道路不像今天這樣四通八達，在一些關鍵路段，往往有城池關卡，而且還不容易繞過去，比如伍子胥從楚國逃往吳國時，必經之路就是昭關。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能夠逃過關卡的盤查，那麼就只能從山野叢林裡穿行，這個風險是極高的，即便不迷路餓死，也容易碰到野獸。

所以，當一個罪犯逃亡後，朝廷的快馬會第一時間在沿途關隘下發海捕文書，速度絕對會比逃犯兩隻腳來得快。這樣，當罪犯到達一處關隘後，無法拿出身份證明，就會被當場抓住，但如果你拿出身份證明，捕快與海捕文書上的一比對，也會發現你就是被通緝之人。

這個時候逃犯就只能躲過城池關隘，向偏遠村落躲藏，但這個時候地方保甲制就起作用了，你也許剛到一個村莊，附近的村民就會發現，村裡來了一個陌生人，馬上會報告亭長過來盤查。

那麼既然靠這些手段就能抓逃犯，為什麼還要多此一舉畫上一副並不寫實的畫像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這是因為古代識字率不高，普通百姓看到通緝令也不一定認識，認識了也不一定記得住，所以，配上一副畫像，可以讓百姓直觀的記住被通緝的人是男是女，是不是大鬍子，臉上是不是有顆痣等等，方便檢舉揭發形似的人。

古代官府通緝令和現在一樣，不同的是沒有現在發達，現在是任何地方都藏不住。古代看官府執政情況，只要官民合一也是能抓到的。

當然可以了。

其實很多通緝令是直接畫在布上，傳告天下的。

在古代，抓住通緝犯並不困難，難的是抓住躲藏在深山老林的通緝犯。

古代和今天不同，人員流動是極少的。

古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農民，平時天天在家種地，一天離開土地都不行。

所以，農民平時頂多趕集去下鄉鎮的集市，其餘時候不出門，更別說出遠門。

在古代，出遠門的只有：官吏、商人、僧道、走江湖的藝人這四種職業。

官吏主要是去異鄉上任或者傳遞公文、押送犯人之內。他們很容易辨認，因為都有國家發給的身份證明，比如公文之內。通緝犯不可能偽裝成官吏。

商人，商人四處跑是為了賺錢做生意。所以，商人旅行必然帶著貨，沒貨的不可能是商人，通緝犯也難以偽裝成商人。

僧道，僧道需要雲遊四方。通緝犯雖說可以偽裝成僧道，但難度也大。當年僧道都有度牒，就相當於今天身份證。這玩意不容易偽造，因為有官印的。同時，僧道的舉止、外形很容易識別，通緝犯一般沒有這個水平偽裝。

走江湖的藝人：主要是歌舞妓、江湖藝人。歌舞妓是女人，古代很少有女人犯罪。至於江湖藝人，在古代也不算多，很少見的。這些人往往會被重點盤查，偽裝成他們很容易穿幫。

所以，說來說去，通緝犯在古代想要流竄非常困難，極其容易被抓。

況且，通緝令畫像雖不太相似，然而對於籍貫、外形特徵還是寫的很詳細的。

大家都知道，古代沒有普通話，大家都操各地方言，有著濃重的口音，很容易識別。

比如魯智深是陝西人，一口方言很容易認出來。

而當地人口流動又少，發現你的口音和通緝犯的籍貫一致，當然就重點排查你了。

再一看，外形特徵差不多，就寧枉勿縱，直接抓了。

古代可沒有什麼人權的概念，寧可錯抓沒有錯放的。

所以，通緝犯如果想要流竄逃亡，非常困難。

然而，如果通緝犯不講究，一頭鑽入深山老林躲避起來，就很難抓了。

大家想想看，都是宋代了，人來人往的景陽岡還有老虎，可見當時荒山野嶺還是很多人，沒有人煙，非常適合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