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最早是餘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說：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 古制中國，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貶謫。在數不清的遭貶人員之中，常常有飽讀詩書之人。貶了官，失了寵，摔了跤，悲劇意識就來了。這樣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過些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時過境遷，天子覺得此人不錯，撥亂反正，恢復名譽，於是受貶官員人品文品雙全，傳之史冊，通之後人。又因他們在受貶期間親熱過山水亭閣，足跡所到之處，便成了遺蹟，這些文化便形成了貶官文化。
1046年，范仲淹因倡導變革被貶，恰逢謫守岳陽友人騰子京重修了岳陽樓，便邀其寫一篇樓記。落寞之人，情感百轉，看浩瀚洞庭，想人生榮辱，因之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文章開頭即寫，巴陵洞庭，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而後又寫洞庭，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長煙一空，皓月千里……岳陽樓之大觀被范仲淹寫得淋漓盡致。
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感動，後人便在樓內將其文章以巨幅木刻列於岳陽樓中堂。由此，人、樓聲譽日大。
公元815年，被貶永州10年的柳宗元被一紙詔書召回長安。他按捺不住喜悅，急急趕去。從永州至長安，他經過了汨羅江，屈原的形貌在自己的心中立即交疊了起來。他隨口吟道：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柳宗元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提到了屈原。同是汨羅江畔，當年的屈原悲悲慼慼，今年的柳宗元喜氣洋洋，心態相仿，心境不同。然而，柳宗元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筆一劃，他又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朝廷像在與他做遊戲，讓他在大一統的版圖上走來走去。對朝廷而言，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帝王的唯我獨尊，不應有生命的實體，你不是你。
柳宗元戚楚南迴，與被貶廣東連州的劉禹錫同路。分手之際，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綻，隨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南行。”而後，他進入了當時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溼蒸鬱，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之地，並利用他的貶謫官職種樹、辦學、修寺廟。由此，那荒涼之地，不再寂寞。
柳宗元晚年所做之事，都按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並不考據各種政治規範。做了又以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因而成了一種特殊文化。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後，重蹈他覆轍的貶官在南下途中，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由此，柳宗元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進一步上升。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準確地說，貶官文化應是社會洪波中的一點波光，正是因為皇帝們的御批，才有了這些貶官和他們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中國的文采華章就更有了張力。
你好。最早是餘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說：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 古制中國，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貶謫。在數不清的遭貶人員之中，常常有飽讀詩書之人。貶了官，失了寵，摔了跤，悲劇意識就來了。這樣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過些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時過境遷，天子覺得此人不錯，撥亂反正，恢復名譽，於是受貶官員人品文品雙全，傳之史冊，通之後人。又因他們在受貶期間親熱過山水亭閣，足跡所到之處，便成了遺蹟，這些文化便形成了貶官文化。
1046年，范仲淹因倡導變革被貶，恰逢謫守岳陽友人騰子京重修了岳陽樓，便邀其寫一篇樓記。落寞之人，情感百轉，看浩瀚洞庭，想人生榮辱，因之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文章開頭即寫，巴陵洞庭，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而後又寫洞庭，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長煙一空，皓月千里……岳陽樓之大觀被范仲淹寫得淋漓盡致。
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感動，後人便在樓內將其文章以巨幅木刻列於岳陽樓中堂。由此，人、樓聲譽日大。
公元815年，被貶永州10年的柳宗元被一紙詔書召回長安。他按捺不住喜悅，急急趕去。從永州至長安，他經過了汨羅江，屈原的形貌在自己的心中立即交疊了起來。他隨口吟道：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柳宗元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提到了屈原。同是汨羅江畔，當年的屈原悲悲慼慼，今年的柳宗元喜氣洋洋，心態相仿，心境不同。然而，柳宗元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筆一劃，他又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朝廷像在與他做遊戲，讓他在大一統的版圖上走來走去。對朝廷而言，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帝王的唯我獨尊，不應有生命的實體，你不是你。
柳宗元戚楚南迴，與被貶廣東連州的劉禹錫同路。分手之際，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綻，隨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南行。”而後，他進入了當時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溼蒸鬱，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之地，並利用他的貶謫官職種樹、辦學、修寺廟。由此，那荒涼之地，不再寂寞。
柳宗元晚年所做之事，都按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並不考據各種政治規範。做了又以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因而成了一種特殊文化。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後，重蹈他覆轍的貶官在南下途中，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由此，柳宗元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進一步上升。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準確地說，貶官文化應是社會洪波中的一點波光，正是因為皇帝們的御批，才有了這些貶官和他們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中國的文采華章就更有了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