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從託老工作態度就能看出他為何能如此般的受人敬仰。
《戰爭與和平》這部宏篇大著他寫就寫了七遍，當你捧起他的那本時！你能告訴我現在的作家誰還能有這樣的寫作態度！ 對托爾斯泰一直不太有好感。在讀過他冗長的《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我再不想讀他那本更冗長但名氣更大的小說。在我的心目中，托爾斯泰是一個高尚的正人君子，一個喜歡說教的古怪老頭，一個靠德行而不是靠思想更不是靠藝術才氣贏得聲譽的作家。
後來，受到伯林那篇著名文章的誘惑——伯林在《刺蝟與狐狸》中將托爾斯泰說成是一隻“很想當刺蝟的狐狸”，我重新注意托爾斯泰及有關資料。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另一個托爾斯泰——一個與我原先印象中不同的形象。我很想把這個托爾斯泰稱為“粗鄙而親切的托爾斯泰”，但我怕觸犯眾怒，於是我改稱為“托爾斯泰的另一個面孔”。
我發現，我們也許只要在欣賞托爾斯泰粗鄙和親切的一個側面之後，才能發現和更好地欣賞他那宏偉的思想和藝術。下面就是那個喜歡說教、被列寧稱為宗教犯的托爾斯泰的另一面。我們一起欣賞這個使人感到親切的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對以前、同時代作家的評價，每每遭人非議。例如，他極不喜歡莎士比亞，併為此撰文作長篇分析，這一行為使我想起了牛頓在研究物理學、數學的百忙之中還抽出時間去證明上帝是存在的“愚行”。托爾斯泰一直不喜歡他的同胞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當聽說法國的丹納聲稱願意用整個法國小說去換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頁小說時，便斥之為不可思議的荒謬。顯然，托爾斯泰犯有某種感覺的盲視症，他的趣味可能頗成問題，但我們可以敬佩他的勇氣。
當然，托爾斯泰並非只有勇氣，他也有深刻的洞見。他對法國象徵派詩人的批評，在睿智之中還多精彩妙語，頗能使我們想見托爾斯泰的為人。
在《〈童年〉第二稿（片段）》中，托爾斯泰寫道：當他讀到法國詩人拉馬丁用“宛如珍珠落入銀盤”的比喻來描寫從雙槳上滴落到海里的水珠是如何美麗時，托爾斯泰議論說，“讀了這句子，我的想象立時神馳於婢女下房。我想象一個侍女捲起袖子，俯身在銀盤上洗濯她太太的珍珠項鍊，無意間弄脫了幾顆珠子——des perles tombants dans un bassin d"argent（法語：宛如珍珠落入銀盤），而海和借詩人之助想象力在瞬間給我描繪出的那幅畫面，我卻忘得一乾二淨了。”
托爾斯泰譏諷的是那種唯美但實際上卻是俗套的“詩意”。所以對於當時上流社會把傳奇、史詩、古談稱為是“詩意”題材，把少女、牧人、天使、月光夜鶯等看成是“詩意”的人物和事物，托爾斯泰極為反感。他舉的例子頗能使人頤顏：有一位有教養但並不聰明的夫人，叫托爾斯泰去聽她念她創作的一部小說；小說的開頭是，女主人公穿著詩意的白色衣服、披散著詩意的頭髮，在詩意的林中水邊讀詩……突然，從樹叢後面出現了戴著威廉·退爾式帽子的男主人公，身邊跟著兩條詩意的白狗。因為托爾斯泰對遠離灰塵飛揚現世生活的“詩意”深惡痛絕，因此他對屠格涅夫的“詩意”也同樣感到難以忍受。在致費特的信中，托爾斯泰批評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對女主人公的描寫，並模仿屠格涅夫的口氣諷刺說：“咳，我多麼愛你……她的睫毛是長長的。”
托爾斯泰並非只是對人毫不留情，對自己也多嬉笑、打趣。同樣是給友人的信中，托爾斯泰拒絕談論自己的所謂寫作風格，並用了“擤鼻涕”的比方來說明不同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特點：“各人有各人擤鼻涕的方式，您要相信，我就象我所說的那樣，喜歡擤鼻涕”。
所以，當我們讀到普魯斯特比較托爾斯泰與巴爾扎克成就的有關分析時，便無須對文雅的普魯斯特在流暢文筆中竟夾帶進如此粗鄙但又詩意盎然的情調感到驚訝。我猜想托爾斯泰也一定喜歡這種說法：“巴爾扎克給人偉大的印象；托爾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偉大，就象大象的排洩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樣。《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些收穫、狩獵、溜冰等巨大的場面，如同有意隔斷其餘部分的大片空地，給人一種更加遼闊的印象。在渥倫斯基兩次談話之間的整個夏天，似乎有一大片綠色的牧場需要刈草。”
如果我只談到托爾斯泰的粗鄙和親切而不談到其嚴肅、莊重的一面，那是不完全的。托爾斯泰的粗鄙——我們姑且稱為粗鄙的言論，其實蘊涵著對生命的崇拜。高爾基在回憶中說到，與托爾斯泰初次交談的人往往會被他的“粗俗”甚至“猥褻”的話所震驚。據高爾基說，托爾斯泰能夠若無其事地講到男女之間的某些事情，這與他給世人的印象完全不相符合。高爾基後來才明白：托爾斯泰的這種“粗鄙”和“猥褻”，體現了對大地上一切肉體生命的熱愛。正因為洞察到托爾斯泰的思想秘密，托馬斯·曼才把托爾斯泰稱為“自然人”，並把托爾斯泰與荷馬類比。對托爾斯泰的粗鄙與莊嚴關係的分離，我是在讀了托馬斯·曼藉助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分析而形成的以下精彩洞見後才融合起來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把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別視為洞察肉體秘密與洞察靈魂秘密的傑出作家代表，而托馬斯·曼則在托爾斯泰的思想之中聽出了更為宏偉的旋律：“確實，托爾斯泰藝術發出的健康之光，蓋出於肉的生活的歡樂。”
這種“肉的生活的歡樂”是什麼？美華人據小說《戰爭與和平》改變拍攝的演員陣容強大、特別是奧黛麗·赫本出演娜塔莎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影片，在結尾時引自小說的那段話是否就是答案？這段話是這樣說的：“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是愛生命，甚至在受苦時也要愛生命，因為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愛生命就意味著愛上帝。”
就從託老工作態度就能看出他為何能如此般的受人敬仰。
《戰爭與和平》這部宏篇大著他寫就寫了七遍，當你捧起他的那本時！你能告訴我現在的作家誰還能有這樣的寫作態度！ 對托爾斯泰一直不太有好感。在讀過他冗長的《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我再不想讀他那本更冗長但名氣更大的小說。在我的心目中，托爾斯泰是一個高尚的正人君子，一個喜歡說教的古怪老頭，一個靠德行而不是靠思想更不是靠藝術才氣贏得聲譽的作家。
後來，受到伯林那篇著名文章的誘惑——伯林在《刺蝟與狐狸》中將托爾斯泰說成是一隻“很想當刺蝟的狐狸”，我重新注意托爾斯泰及有關資料。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另一個托爾斯泰——一個與我原先印象中不同的形象。我很想把這個托爾斯泰稱為“粗鄙而親切的托爾斯泰”，但我怕觸犯眾怒，於是我改稱為“托爾斯泰的另一個面孔”。
我發現，我們也許只要在欣賞托爾斯泰粗鄙和親切的一個側面之後，才能發現和更好地欣賞他那宏偉的思想和藝術。下面就是那個喜歡說教、被列寧稱為宗教犯的托爾斯泰的另一面。我們一起欣賞這個使人感到親切的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對以前、同時代作家的評價，每每遭人非議。例如，他極不喜歡莎士比亞，併為此撰文作長篇分析，這一行為使我想起了牛頓在研究物理學、數學的百忙之中還抽出時間去證明上帝是存在的“愚行”。托爾斯泰一直不喜歡他的同胞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當聽說法國的丹納聲稱願意用整個法國小說去換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頁小說時，便斥之為不可思議的荒謬。顯然，托爾斯泰犯有某種感覺的盲視症，他的趣味可能頗成問題，但我們可以敬佩他的勇氣。
當然，托爾斯泰並非只有勇氣，他也有深刻的洞見。他對法國象徵派詩人的批評，在睿智之中還多精彩妙語，頗能使我們想見托爾斯泰的為人。
在《〈童年〉第二稿（片段）》中，托爾斯泰寫道：當他讀到法國詩人拉馬丁用“宛如珍珠落入銀盤”的比喻來描寫從雙槳上滴落到海里的水珠是如何美麗時，托爾斯泰議論說，“讀了這句子，我的想象立時神馳於婢女下房。我想象一個侍女捲起袖子，俯身在銀盤上洗濯她太太的珍珠項鍊，無意間弄脫了幾顆珠子——des perles tombants dans un bassin d"argent（法語：宛如珍珠落入銀盤），而海和借詩人之助想象力在瞬間給我描繪出的那幅畫面，我卻忘得一乾二淨了。”
托爾斯泰譏諷的是那種唯美但實際上卻是俗套的“詩意”。所以對於當時上流社會把傳奇、史詩、古談稱為是“詩意”題材，把少女、牧人、天使、月光夜鶯等看成是“詩意”的人物和事物，托爾斯泰極為反感。他舉的例子頗能使人頤顏：有一位有教養但並不聰明的夫人，叫托爾斯泰去聽她念她創作的一部小說；小說的開頭是，女主人公穿著詩意的白色衣服、披散著詩意的頭髮，在詩意的林中水邊讀詩……突然，從樹叢後面出現了戴著威廉·退爾式帽子的男主人公，身邊跟著兩條詩意的白狗。因為托爾斯泰對遠離灰塵飛揚現世生活的“詩意”深惡痛絕，因此他對屠格涅夫的“詩意”也同樣感到難以忍受。在致費特的信中，托爾斯泰批評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對女主人公的描寫，並模仿屠格涅夫的口氣諷刺說：“咳，我多麼愛你……她的睫毛是長長的。”
托爾斯泰並非只是對人毫不留情，對自己也多嬉笑、打趣。同樣是給友人的信中，托爾斯泰拒絕談論自己的所謂寫作風格，並用了“擤鼻涕”的比方來說明不同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特點：“各人有各人擤鼻涕的方式，您要相信，我就象我所說的那樣，喜歡擤鼻涕”。
所以，當我們讀到普魯斯特比較托爾斯泰與巴爾扎克成就的有關分析時，便無須對文雅的普魯斯特在流暢文筆中竟夾帶進如此粗鄙但又詩意盎然的情調感到驚訝。我猜想托爾斯泰也一定喜歡這種說法：“巴爾扎克給人偉大的印象；托爾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偉大，就象大象的排洩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樣。《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些收穫、狩獵、溜冰等巨大的場面，如同有意隔斷其餘部分的大片空地，給人一種更加遼闊的印象。在渥倫斯基兩次談話之間的整個夏天，似乎有一大片綠色的牧場需要刈草。”
如果我只談到托爾斯泰的粗鄙和親切而不談到其嚴肅、莊重的一面，那是不完全的。托爾斯泰的粗鄙——我們姑且稱為粗鄙的言論，其實蘊涵著對生命的崇拜。高爾基在回憶中說到，與托爾斯泰初次交談的人往往會被他的“粗俗”甚至“猥褻”的話所震驚。據高爾基說，托爾斯泰能夠若無其事地講到男女之間的某些事情，這與他給世人的印象完全不相符合。高爾基後來才明白：托爾斯泰的這種“粗鄙”和“猥褻”，體現了對大地上一切肉體生命的熱愛。正因為洞察到托爾斯泰的思想秘密，托馬斯·曼才把托爾斯泰稱為“自然人”，並把托爾斯泰與荷馬類比。對托爾斯泰的粗鄙與莊嚴關係的分離，我是在讀了托馬斯·曼藉助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分析而形成的以下精彩洞見後才融合起來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把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別視為洞察肉體秘密與洞察靈魂秘密的傑出作家代表，而托馬斯·曼則在托爾斯泰的思想之中聽出了更為宏偉的旋律：“確實，托爾斯泰藝術發出的健康之光，蓋出於肉的生活的歡樂。”
這種“肉的生活的歡樂”是什麼？美華人據小說《戰爭與和平》改變拍攝的演員陣容強大、特別是奧黛麗·赫本出演娜塔莎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影片，在結尾時引自小說的那段話是否就是答案？這段話是這樣說的：“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是愛生命，甚至在受苦時也要愛生命，因為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愛生命就意味著愛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