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中，有一個組織嚴密，層級分明，人數眾多，遍佈天下的幫會，它號稱天下第一大幫。
這個勢力龐大的幫會，均由乞丐組成，也即丐幫。
事實上，丐幫可不是武俠小說的杜撰，它在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過，而且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歷史學家王爾敏在《明清社會文化生態》一書中的話來說：「丐幫之存在，是國家大問題，需要嚴肅研究，不是點綴，亦非兒戲。」
01.
還真有這麼一個歷史學家，嚴肅地研究起乞丐和乞丐的行會組織丐幫來，他撰寫的學術專著，甚至還獲得學術界的獎項認同。
這位歷史學家就是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歷史系教授的盧漢超老師，他收集整理中國歷史與乞丐相關的史料和社會調查資料，寫了《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這樣一本豐富生動，饒有趣味的歷史學著作。
可是，他為什麼要研究乞丐呢？
在一篇回顧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城市史的文章中，盧漢超老師這樣說道：
「在中國文化中，城市往往與一些消極的事物連在一起。城市是衙門和官府所在地，是訟訴和納稅的地點，是商人和市井之輩雲集之處。在中國重儒輕商、重人治輕法治的傳統社會里，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災荒時，城市又是人們賣兒鬻女的地方。城市又是與地痞流氓、無賴惡霸等連在一起。」
乞丐和上述的人事物一樣，不但是城市中的「消極」群體，而且還是城市特有的現象（這倒不是說農村絕對沒有，但就像蕭公權所指的那樣，18、19世紀農村的乞丐多半是強盜之流）。假如我們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城市人群奔湧的地鐵，霧霾深鎖的天橋，繁華喧囂的街頭，總是會遇見或唱歌拉琴，或磕頭作揖，或靜臥不語的乞丐。
所以，要了解中國城市，乞丐這樣一種既特殊又普遍的現象自然得納入研究視野之中了。
02.
《叫街者》這本書就是盧漢超老師研究中國城市史的代表作，他所描寫的是18世紀到1949年這段時期，中國數十個地區的乞丐群像。群體還是那個群體，乞丐的一些文化在當代中國差不多消失殆盡，他們無法像以往一樣，對上層社會的文化形成影響。
比如說，古代的乞丐能夠透過有償服務的形式，在城鎮人家的婚喪嫁娶等儀式中提供服務獲得少量的報酬，但在今天，這種有償服務幾乎不可得見。
又比如說，在中國古代的各地習俗中，人們對乞丐有種近乎迷信的認知：乞丐因歷經人世的種種苦難，於是有了抵抗厄運的強大生命力。在這種認知之下，人們為了沾染「福氣」，為保護小孩子健康成長，會認乞丐為乾爹（或乾孃），吃「百家飯」，穿「百衲衣」。放在今天，簡直不可想象。
如此看來，古代的乞丐並不討人嫌。不僅不討人嫌，連乞丐的食物，像叫花雞、佛跳牆，也成為主流社會的美食。
除了食物，乞丐還有榜樣力量。盧漢超列舉了不少歷史人物，諸如晉文公重耳、伍子胥、韓信、朱元璋，他們都或多或少有過乞食的經歷，因而成為「天將降大任之人」。隨著傳說的演繹，這些大人物甚至成為乞丐行會的保護神。
以上這些都只是乞丐群體文化層面上的表現，對乞丐自身影響並非至關重要。
對乞丐而言，最關鍵的還是丐幫。從丐幫行使的功能來看，乞丐的古今境遇可以說是沒有太多改善，讀來令人唏噓。
03.
歷史上的丐幫作為秘密社團，對溝通國家與社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清朝來看，政府對乞丐的管理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救濟性質的，比如建立濟貧院、施粥廠，但救濟需要資金，且不說在災荒年月，街頭乞丐人數激增，哪怕是應對日常乞丐所需，政府也是不堪重負。
另一種是控制性質的，清代政府建立了保甲制度，「國家企圖透過保甲制度來管理和控制社會，特別是掌握和控制城市人口，而街頭遊民則是城市人口中最難掌控的一部分。」按照保甲制度的規定，乞丐必須在衙門登記註冊，便於管理和防止遊民造成社會問題，乞丐們都有相應的腰牌，標明姓名、年齡、棲息處、犯罪記錄等等。然從實際情況來看，佩戴腰佩的規定是很難執行，保甲制度對於管理乞丐也是收效甚微。
於是乎，在這兩者之外，出現了丐幫這種社會組織。這些乞丐的首領一般被稱為丐頭、甲頭、團頭、老大等等，他們劃分地盤，分割槽管理乞丐的乞討行為，收取丐捐。不僅如此，丐幫老大還承擔者照顧乞丐的作用，例如乞丐生病不能乞討時，首領便會分發食物給乞丐；遇到乞丐傷亡事故，乞丐團體還會負責醫藥喪葬等事務。
按照學者周德鈞整理的資料，清末明初的丐幫組織發展日趨完善，通商貿易的繁華城市，都有相應的丐幫。如北京的「藍杆子」、「黃杆子」；河北和山東地區的「窮教行」；無錫的「流門」、「矗門」等等。
清代丐幫的組織形式大同小異，政府對它們組織活動基本是默許的，一個原因就是丐幫承擔了政府本該負起的救濟責任。而且丐幫有自己的組織首領，各地政府只要處理好與這些首領的關係，基本就可以讓地方免於乞丐因飢寒病苦造成的混亂。
假如乞丐失序又會怎樣呢？
我們讀美國學者孔飛力的名作《叫魂》就可知一二，《叫魂》裡描述過乞丐造成的社會恐怖狀況：18世紀的清王朝，乞丐往往被認為是「叫魂」這種巫術的施加者，恐慌從民間蔓延到了朝野，以至於驚動了乾隆皇帝。
所以說，丐幫的存在，解決了清代，乃至於民國時期地方政府最為頭疼的社會秩序問題。
04.
但是50年代以後，像清代那樣有影響力的丐幫幾乎就不存在了，但乞丐的問題仍然存在。50年代初，那些流離在城市街頭的額乞丐被強行遣送回鄉，或是送到單位集體工作，美其名曰「自食其力」。爾後，乞丐被當做是社會不穩定的炸彈，一直在城市管理者的眼皮底下勉強過活，「活下去」便是活著的目的。謀生能力強一點的，或許能夠靠賣藝、賣慘「發家致富」。
從清代到現在，丐幫依然存在，差別只是官方是否默許的合法性問題。但貧窮致乞，始終是個未曾解決的社會問題。
冰冷的救助站，廢舊衣物回收站，這些能有效幫助乞丐群體，也惠及他們下一代嗎？又或者說將城市乞討人員視作城市的「毒瘤」，一股腦將其攆出大城市？
真正的解決之道，也許就像盧漢超老師在書的末尾所說的那樣：
「當華人中的絕大多數能夠重視人道的尊嚴，懂得法制的精神，並博愛為懷時，治理遊民乞丐問題的道路也就暢通了。」
這本書的關懷便在於此。
金庸小說中，有一個組織嚴密，層級分明，人數眾多，遍佈天下的幫會，它號稱天下第一大幫。
這個勢力龐大的幫會，均由乞丐組成，也即丐幫。
事實上，丐幫可不是武俠小說的杜撰，它在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過，而且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歷史學家王爾敏在《明清社會文化生態》一書中的話來說：「丐幫之存在，是國家大問題，需要嚴肅研究，不是點綴，亦非兒戲。」
01.
還真有這麼一個歷史學家，嚴肅地研究起乞丐和乞丐的行會組織丐幫來，他撰寫的學術專著，甚至還獲得學術界的獎項認同。
這位歷史學家就是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歷史系教授的盧漢超老師，他收集整理中國歷史與乞丐相關的史料和社會調查資料，寫了《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這樣一本豐富生動，饒有趣味的歷史學著作。
可是，他為什麼要研究乞丐呢？
在一篇回顧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城市史的文章中，盧漢超老師這樣說道：
「在中國文化中，城市往往與一些消極的事物連在一起。城市是衙門和官府所在地，是訟訴和納稅的地點，是商人和市井之輩雲集之處。在中國重儒輕商、重人治輕法治的傳統社會里，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災荒時，城市又是人們賣兒鬻女的地方。城市又是與地痞流氓、無賴惡霸等連在一起。」
乞丐和上述的人事物一樣，不但是城市中的「消極」群體，而且還是城市特有的現象（這倒不是說農村絕對沒有，但就像蕭公權所指的那樣，18、19世紀農村的乞丐多半是強盜之流）。假如我們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城市人群奔湧的地鐵，霧霾深鎖的天橋，繁華喧囂的街頭，總是會遇見或唱歌拉琴，或磕頭作揖，或靜臥不語的乞丐。
所以，要了解中國城市，乞丐這樣一種既特殊又普遍的現象自然得納入研究視野之中了。
▲《清明上河圖》中的城市乞丐02.
《叫街者》這本書就是盧漢超老師研究中國城市史的代表作，他所描寫的是18世紀到1949年這段時期，中國數十個地區的乞丐群像。群體還是那個群體，乞丐的一些文化在當代中國差不多消失殆盡，他們無法像以往一樣，對上層社會的文化形成影響。
比如說，古代的乞丐能夠透過有償服務的形式，在城鎮人家的婚喪嫁娶等儀式中提供服務獲得少量的報酬，但在今天，這種有償服務幾乎不可得見。
又比如說，在中國古代的各地習俗中，人們對乞丐有種近乎迷信的認知：乞丐因歷經人世的種種苦難，於是有了抵抗厄運的強大生命力。在這種認知之下，人們為了沾染「福氣」，為保護小孩子健康成長，會認乞丐為乾爹（或乾孃），吃「百家飯」，穿「百衲衣」。放在今天，簡直不可想象。
如此看來，古代的乞丐並不討人嫌。不僅不討人嫌，連乞丐的食物，像叫花雞、佛跳牆，也成為主流社會的美食。
除了食物，乞丐還有榜樣力量。盧漢超列舉了不少歷史人物，諸如晉文公重耳、伍子胥、韓信、朱元璋，他們都或多或少有過乞食的經歷，因而成為「天將降大任之人」。隨著傳說的演繹，這些大人物甚至成為乞丐行會的保護神。
以上這些都只是乞丐群體文化層面上的表現，對乞丐自身影響並非至關重要。
對乞丐而言，最關鍵的還是丐幫。從丐幫行使的功能來看，乞丐的古今境遇可以說是沒有太多改善，讀來令人唏噓。
03.
歷史上的丐幫作為秘密社團，對溝通國家與社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清朝來看，政府對乞丐的管理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救濟性質的，比如建立濟貧院、施粥廠，但救濟需要資金，且不說在災荒年月，街頭乞丐人數激增，哪怕是應對日常乞丐所需，政府也是不堪重負。
另一種是控制性質的，清代政府建立了保甲制度，「國家企圖透過保甲制度來管理和控制社會，特別是掌握和控制城市人口，而街頭遊民則是城市人口中最難掌控的一部分。」按照保甲制度的規定，乞丐必須在衙門登記註冊，便於管理和防止遊民造成社會問題，乞丐們都有相應的腰牌，標明姓名、年齡、棲息處、犯罪記錄等等。然從實際情況來看，佩戴腰佩的規定是很難執行，保甲制度對於管理乞丐也是收效甚微。
▲保甲制度下的乞丐登記腰佩設計圖於是乎，在這兩者之外，出現了丐幫這種社會組織。這些乞丐的首領一般被稱為丐頭、甲頭、團頭、老大等等，他們劃分地盤，分割槽管理乞丐的乞討行為，收取丐捐。不僅如此，丐幫老大還承擔者照顧乞丐的作用，例如乞丐生病不能乞討時，首領便會分發食物給乞丐；遇到乞丐傷亡事故，乞丐團體還會負責醫藥喪葬等事務。
按照學者周德鈞整理的資料，清末明初的丐幫組織發展日趨完善，通商貿易的繁華城市，都有相應的丐幫。如北京的「藍杆子」、「黃杆子」；河北和山東地區的「窮教行」；無錫的「流門」、「矗門」等等。
清代丐幫的組織形式大同小異，政府對它們組織活動基本是默許的，一個原因就是丐幫承擔了政府本該負起的救濟責任。而且丐幫有自己的組織首領，各地政府只要處理好與這些首領的關係，基本就可以讓地方免於乞丐因飢寒病苦造成的混亂。
假如乞丐失序又會怎樣呢？
我們讀美國學者孔飛力的名作《叫魂》就可知一二，《叫魂》裡描述過乞丐造成的社會恐怖狀況：18世紀的清王朝，乞丐往往被認為是「叫魂」這種巫術的施加者，恐慌從民間蔓延到了朝野，以至於驚動了乾隆皇帝。
所以說，丐幫的存在，解決了清代，乃至於民國時期地方政府最為頭疼的社會秩序問題。
04.
但是50年代以後，像清代那樣有影響力的丐幫幾乎就不存在了，但乞丐的問題仍然存在。50年代初，那些流離在城市街頭的額乞丐被強行遣送回鄉，或是送到單位集體工作，美其名曰「自食其力」。爾後，乞丐被當做是社會不穩定的炸彈，一直在城市管理者的眼皮底下勉強過活，「活下去」便是活著的目的。謀生能力強一點的，或許能夠靠賣藝、賣慘「發家致富」。
從清代到現在，丐幫依然存在，差別只是官方是否默許的合法性問題。但貧窮致乞，始終是個未曾解決的社會問題。
冰冷的救助站，廢舊衣物回收站，這些能有效幫助乞丐群體，也惠及他們下一代嗎？又或者說將城市乞討人員視作城市的「毒瘤」，一股腦將其攆出大城市？
真正的解決之道，也許就像盧漢超老師在書的末尾所說的那樣：
「當華人中的絕大多數能夠重視人道的尊嚴，懂得法制的精神，並博愛為懷時，治理遊民乞丐問題的道路也就暢通了。」
這本書的關懷便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