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做事，是很講究、很敬業的，做出來的東西，哪怕是一隻淘米籮，不談藝術性，至少是規規矩矩、精緻堅固的；寫字，即便是帳房先生記流水帳，那字也一定周正精到，毫不苟且的。至於風雅之人做起風雅之事來，比如飲茶、做詩、作畫，那講究就更多。講究得有道理，能更好地支援主題立意；講究得喧賓奪主了，也能橫生出許多的趣味，要往好處說，這還是一種灑脫，是一種對功利的超越。古人正是在這些講究中體現出從容、優雅的生活質量。 古人彈琴講究——心正則琴聲正，心遠則琴意遠彈琴在古代就是一件雅事，是一件有點稀罕的事。從史籍文獻裡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對會彈琴的人是相當敬重的，文獻中有名有姓的彈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學識過人的高人。古人用重金買琴、用數十畝良田換一張琴的事情不少見。做事，要麼不做，要做就像模像樣。 看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林妹妹會彈琴，在第八十六回《受私賄老官翻案牘，寄閒情淑女解琴書》中，寶玉一時興起要向黛玉學琴，黛玉說了一大通話，歸納一下，黛玉所說的彈琴講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環境要好：或在大自然之中擇優美怡人之地、或在雅室之內焚香靜室。 二是時候要好：天高氣爽之時，明月清風之夜。 三是心態要好：心思集中，精神平和安定，神與道合。 四是聽者要好：有知音更好，沒有知音，便對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彈。 五是儀表要好：穿古樸、雅緻的衣裳。 六是姿態要好、方法得宜：身體要端正，指法要豐富、簡靜。 七是修養要好：要勤讀書。 我們今天可以在傳世繪畫中看到古人彈琴所處的環境，他們大都在景色優美的地方操琴，或空闊的水邊空地，或孤松下的巨石。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旁邊沒有閒雜人等，除了一二與彈琴者一樣風姿高邁的雅人，便是烹茶煮酒的童僕。完全符合“地清境絕”的要求。這樣的場景，古詩中也很多見。王維是“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裡館》）白居易是“月出鳥棲盡，寂然坐空林。是時心境閒，可以彈素琴。”（《清夜琴興》） 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命和精神最依戀山水，而自然對人的教益也最大。文獻記載伯牙向成連學琴的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道理。伯牙隨成連習琴，三年以後，以為自己已經把老師的琴技都學到了。成連說要請他的老師方子春教伯牙，帶伯牙乘船越海至蓬萊山。成連讓伯牙在此等候，他去請老師，便留下伯牙一人在島上，他自己刺船而去。許多天過去了，伯牙每天盼望名師駕臨，可眼前只有蒼茫大海、群鳥翔鳴。於是，在寂靜而又氣象萬千的山水之間，伯牙明白了老師的用意：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師。 似這種學習策略，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很常見，學畫者也有“師古人，不如師造化”的觀點。 古人擇景彈琴，其中是有深意的。從淺近處說，這是一種生活趣味，往深處說，這是他們安置精神安妥靈魂的一種獨特的生命方式。這種方式有著深在的哲學思索，同時它又是非常審美的。琴始終是作為人與物、與自然、與大道兩相觀照往來的媒介存在的。因此，琴與山水自然共為精神的載體，其本身又都是精神審美的物件，是精神本身。月下撫琴，臨流動操，在漫長的歲月中，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吸納著山水品格入琴，並藉琴將他們的精神揮入丘壑林澤。 在這一精神高度上，六朝人達到了最高境界。而此後，儘管琴與讀書人的關係依然密切，但由琴而生髮、探討的哲學高度、精神深度卻逐漸衰減，與其他中國古代的藝術一樣，走出了由格調境界而意境而趣味的線路，彈琴的地方也漸漸移至雅室之內，也可以說，由“大”走向了“小”，由精神追求變而為生命趣味的講究。 由此一來，琴人之於琴的關係不再像魏晉以前那麼深，境界的追求不再像以前那麼高，彈琴由境界流於趣味。清代李漁在《閒情偶寄》中說： 弈棋儘可消閒，似難藉以行樂；彈琴實堪養性，未易執此求歡。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彈，棋必整槊橫戈以待。百骸盡放之時，何必再期整肅？萬念俱忘之際，豈宜復較輸贏？常有貴祿榮名付之一擲，而與人圍棋賭勝不肯以一著相饒者，是與讓千乘之國而爭簞食豆羹者何異哉？故喜彈不若喜聽，善弈不如善觀。人勝而我為之喜，人敗而我不必為之憂，則是常居勝地也，人彈和緩之音而我為之吉，人彈噍殺之音而我不必為之兇，則是長為吉人也。或觀聽之餘，不無技癢，何妨偶一為之，但不寢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則為善彈善弈者耳。 這段文字，是被李漁放在該書的“頤養部·行樂”中的，這部分內容，講的都是在四季如何行樂、如何隨時即景行樂、如何坐睡行立飲談沐浴、如何看花聽鳥蓄養禽魚澆灌竹木，簡言之，便是如何讓自己快活享受，不要累著自己。這分明受明清以來世俗享樂洪流的影響，或許也可以稱之為人性的一次自覺，但其精神的高度和深度顯然與魏晉時人無法相比。 《文會堂琴譜》中將彈琴的講究歸納為“五不彈”、“十四不彈”及“十四宜彈”等。“五不彈”為：“疾風甚雨不彈，塵市不彈，對俗子不彈，不坐不彈，不衣冠不彈。”“十四不彈”為：“風雷陰雨，日月交蝕，在法司中，在市廛，對夷狄，對俗子，對商賈，對娼妓，酒醉後，夜事後，毀形異服，腋氣臊臭，鼓動喧嚷，不盥手漱口。”“十四宜彈”則為：“遇知音，逢可人，對道士，處高堂，升樓閣，在宮觀，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氣清朗，當清風明月。” 這些講究，總而言之，是以靜雅、潔淨為基本要求。不過，其中有的講究似乎有點經不住細緻地推敲。如若按此，則嵇康臨刑索琴彈《廣陵》、阮籍醉彈《酒狂》就是不合要求的了。事實上，有許多琴曲都有不平之氣，要求琴人不平則鳴。 彈琴要擇地擇境，其實還是對心境、對自己的要求。良辰美景的講究，旨在讓心思安靜清爽。如果地清景美而心不寧靜，目的也不能達到。相反，如果心思清靜平和，再喧囂的地方，依然可以心不旁騖地彈琴。如果沒有清靜之地便不能彈琴，那麼這種心態本身就有點問題。陶淵明說得清楚：“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心遠、心靜是關鍵。 彈琴的講究還包含對聽琴者的要求。有許多琴人可以在一般的地方彈琴，但決不願意坐中有俗耳。如果眼前沒有好山好水，他們寧肯自己彈給自己聽，也不願意彈給不懂琴甚或庸俗粗鄙的人聽。這裡既有自命清高的孤傲，更有對知音、對心思能為人所知的盼望。 琴史上不願為庸人彈琴的事蹟很多。東晉名士戴逵是個學識淵博、眾藝兼擅的藝術家，彈得一手好琴。但他無世俗名利之想，有高蹈出世之志。皇帝因他的才學多次徵召他為官，都被他拒絕。太宰司馬請他彈琴，戴逵把琴摔碎，明確表示不願為王門伶人。戴逵的兒子戴勃、戴也是彈琴名家，也都是隱遁之士。中書令王綏有一次帶著一幫人造訪戴勃，戴勃正在喝豆粥，王綏說：“聽說你琴彈得好，彈一曲聽聽。”戴勃毫不答理，繼續喝他的豆粥。王綏銜恨而去。唐宋時期，有不少琴人成為宮廷、皇帝的琴待詔（即以彈琴技藝為皇帝服務的人）。這些人儘管也是為了討生活而彈琴，但大多潔身自好、不卑不亢。 因此，說到底，彈琴的講究還在於彈琴者的“心”，雖說有“地不清則心不靜”的道理，但如果內心清澈寧靜，則會“心遠地自偏”，得大自在。心是彈琴的根本，只有根本厚實，才有可能傳達出有價值的內涵。一切藝術都是如此。從這個道理出發，我們也可以說，彈琴很大的講究在於養心，在於正心。心正則琴聲正，心遠則琴意遠。
古人做事，是很講究、很敬業的，做出來的東西，哪怕是一隻淘米籮，不談藝術性，至少是規規矩矩、精緻堅固的；寫字，即便是帳房先生記流水帳，那字也一定周正精到，毫不苟且的。至於風雅之人做起風雅之事來，比如飲茶、做詩、作畫，那講究就更多。講究得有道理，能更好地支援主題立意；講究得喧賓奪主了，也能橫生出許多的趣味，要往好處說，這還是一種灑脫，是一種對功利的超越。古人正是在這些講究中體現出從容、優雅的生活質量。 古人彈琴講究——心正則琴聲正，心遠則琴意遠彈琴在古代就是一件雅事，是一件有點稀罕的事。從史籍文獻裡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對會彈琴的人是相當敬重的，文獻中有名有姓的彈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學識過人的高人。古人用重金買琴、用數十畝良田換一張琴的事情不少見。做事，要麼不做，要做就像模像樣。 看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林妹妹會彈琴，在第八十六回《受私賄老官翻案牘，寄閒情淑女解琴書》中，寶玉一時興起要向黛玉學琴，黛玉說了一大通話，歸納一下，黛玉所說的彈琴講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環境要好：或在大自然之中擇優美怡人之地、或在雅室之內焚香靜室。 二是時候要好：天高氣爽之時，明月清風之夜。 三是心態要好：心思集中，精神平和安定，神與道合。 四是聽者要好：有知音更好，沒有知音，便對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彈。 五是儀表要好：穿古樸、雅緻的衣裳。 六是姿態要好、方法得宜：身體要端正，指法要豐富、簡靜。 七是修養要好：要勤讀書。 我們今天可以在傳世繪畫中看到古人彈琴所處的環境，他們大都在景色優美的地方操琴，或空闊的水邊空地，或孤松下的巨石。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旁邊沒有閒雜人等，除了一二與彈琴者一樣風姿高邁的雅人，便是烹茶煮酒的童僕。完全符合“地清境絕”的要求。這樣的場景，古詩中也很多見。王維是“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裡館》）白居易是“月出鳥棲盡，寂然坐空林。是時心境閒，可以彈素琴。”（《清夜琴興》） 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命和精神最依戀山水，而自然對人的教益也最大。文獻記載伯牙向成連學琴的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道理。伯牙隨成連習琴，三年以後，以為自己已經把老師的琴技都學到了。成連說要請他的老師方子春教伯牙，帶伯牙乘船越海至蓬萊山。成連讓伯牙在此等候，他去請老師，便留下伯牙一人在島上，他自己刺船而去。許多天過去了，伯牙每天盼望名師駕臨，可眼前只有蒼茫大海、群鳥翔鳴。於是，在寂靜而又氣象萬千的山水之間，伯牙明白了老師的用意：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師。 似這種學習策略，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很常見，學畫者也有“師古人，不如師造化”的觀點。 古人擇景彈琴，其中是有深意的。從淺近處說，這是一種生活趣味，往深處說，這是他們安置精神安妥靈魂的一種獨特的生命方式。這種方式有著深在的哲學思索，同時它又是非常審美的。琴始終是作為人與物、與自然、與大道兩相觀照往來的媒介存在的。因此，琴與山水自然共為精神的載體，其本身又都是精神審美的物件，是精神本身。月下撫琴，臨流動操，在漫長的歲月中，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吸納著山水品格入琴，並藉琴將他們的精神揮入丘壑林澤。 在這一精神高度上，六朝人達到了最高境界。而此後，儘管琴與讀書人的關係依然密切，但由琴而生髮、探討的哲學高度、精神深度卻逐漸衰減，與其他中國古代的藝術一樣，走出了由格調境界而意境而趣味的線路，彈琴的地方也漸漸移至雅室之內，也可以說，由“大”走向了“小”，由精神追求變而為生命趣味的講究。 由此一來，琴人之於琴的關係不再像魏晉以前那麼深，境界的追求不再像以前那麼高，彈琴由境界流於趣味。清代李漁在《閒情偶寄》中說： 弈棋儘可消閒，似難藉以行樂；彈琴實堪養性，未易執此求歡。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彈，棋必整槊橫戈以待。百骸盡放之時，何必再期整肅？萬念俱忘之際，豈宜復較輸贏？常有貴祿榮名付之一擲，而與人圍棋賭勝不肯以一著相饒者，是與讓千乘之國而爭簞食豆羹者何異哉？故喜彈不若喜聽，善弈不如善觀。人勝而我為之喜，人敗而我不必為之憂，則是常居勝地也，人彈和緩之音而我為之吉，人彈噍殺之音而我不必為之兇，則是長為吉人也。或觀聽之餘，不無技癢，何妨偶一為之，但不寢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則為善彈善弈者耳。 這段文字，是被李漁放在該書的“頤養部·行樂”中的，這部分內容，講的都是在四季如何行樂、如何隨時即景行樂、如何坐睡行立飲談沐浴、如何看花聽鳥蓄養禽魚澆灌竹木，簡言之，便是如何讓自己快活享受，不要累著自己。這分明受明清以來世俗享樂洪流的影響，或許也可以稱之為人性的一次自覺，但其精神的高度和深度顯然與魏晉時人無法相比。 《文會堂琴譜》中將彈琴的講究歸納為“五不彈”、“十四不彈”及“十四宜彈”等。“五不彈”為：“疾風甚雨不彈，塵市不彈，對俗子不彈，不坐不彈，不衣冠不彈。”“十四不彈”為：“風雷陰雨，日月交蝕，在法司中，在市廛，對夷狄，對俗子，對商賈，對娼妓，酒醉後，夜事後，毀形異服，腋氣臊臭，鼓動喧嚷，不盥手漱口。”“十四宜彈”則為：“遇知音，逢可人，對道士，處高堂，升樓閣，在宮觀，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氣清朗，當清風明月。” 這些講究，總而言之，是以靜雅、潔淨為基本要求。不過，其中有的講究似乎有點經不住細緻地推敲。如若按此，則嵇康臨刑索琴彈《廣陵》、阮籍醉彈《酒狂》就是不合要求的了。事實上，有許多琴曲都有不平之氣，要求琴人不平則鳴。 彈琴要擇地擇境，其實還是對心境、對自己的要求。良辰美景的講究，旨在讓心思安靜清爽。如果地清景美而心不寧靜，目的也不能達到。相反，如果心思清靜平和，再喧囂的地方，依然可以心不旁騖地彈琴。如果沒有清靜之地便不能彈琴，那麼這種心態本身就有點問題。陶淵明說得清楚：“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心遠、心靜是關鍵。 彈琴的講究還包含對聽琴者的要求。有許多琴人可以在一般的地方彈琴，但決不願意坐中有俗耳。如果眼前沒有好山好水，他們寧肯自己彈給自己聽，也不願意彈給不懂琴甚或庸俗粗鄙的人聽。這裡既有自命清高的孤傲，更有對知音、對心思能為人所知的盼望。 琴史上不願為庸人彈琴的事蹟很多。東晉名士戴逵是個學識淵博、眾藝兼擅的藝術家，彈得一手好琴。但他無世俗名利之想，有高蹈出世之志。皇帝因他的才學多次徵召他為官，都被他拒絕。太宰司馬請他彈琴，戴逵把琴摔碎，明確表示不願為王門伶人。戴逵的兒子戴勃、戴也是彈琴名家，也都是隱遁之士。中書令王綏有一次帶著一幫人造訪戴勃，戴勃正在喝豆粥，王綏說：“聽說你琴彈得好，彈一曲聽聽。”戴勃毫不答理，繼續喝他的豆粥。王綏銜恨而去。唐宋時期，有不少琴人成為宮廷、皇帝的琴待詔（即以彈琴技藝為皇帝服務的人）。這些人儘管也是為了討生活而彈琴，但大多潔身自好、不卑不亢。 因此，說到底，彈琴的講究還在於彈琴者的“心”，雖說有“地不清則心不靜”的道理，但如果內心清澈寧靜，則會“心遠地自偏”，得大自在。心是彈琴的根本，只有根本厚實，才有可能傳達出有價值的內涵。一切藝術都是如此。從這個道理出發，我們也可以說，彈琴很大的講究在於養心，在於正心。心正則琴聲正，心遠則琴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