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瑩保衛臺灣 姚瑩是鴉片戰爭時期，領導臺灣軍民英勇抵抗英軍侵略的著名愛國官員。他與林則徐、魏源，同是當時主張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國家近代科學技術以抵抗外來侵略的代表人物。 姚瑩從小好學，對書無所不窺，往往“博證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議論閎偉”，其“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次年招入粵督百齡幕府，當時海寇騷擾，日事招討，因而得知海上事。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縣知縣，辦事幹練，誅奸抑暴，“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風俗一變”。次年，調任龍溪知縣，無論貧富，秉公斷獄，漳人大悅，被譽稱“閩吏第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調任臺灣知縣。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瑪蘭通判。在任期間，他多方規劃，建造城垣衙署，改築仰山書院，大力鼓勵人民開墾，興利除弊，積極促進漢族人民與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團結友好，對開發噶瑪蘭作了積極貢獻，因而“深得士民心”，政聲震一時。後來，因龍溪別案，受害革職，“臺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湯鵬等相交遊，講究經世之學，關注國計民生，時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間，任江蘇武進、元和知縣。當時，道光帝詔諭朝廷內外大臣舉薦人才，姚瑩為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所器重，力薦朝廷，皆認為“可大用”。林則徐推薦姚瑩的評語，尤為懇切。他說：姚瑩“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任閩省，聞其歷著政聲，自到江南，歷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於是，升為高郵州知州，未赴任便調署淮南鹽監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見，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諳練”，於次年授臺灣兵備道，賞加按察使銜。 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性過剛，同官鮮與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瑩至臺，彼此“亦有齟齬”，歷經兩年，姚瑩待之以誠，達洪阿深為佩服。某日登門謝過，他對姚瑩說：“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自後諸事悉聽君，死生福禍願與共之”。於是，結成兄弟之交，相互團結合作，以後他們在鴉片戰爭期間領導臺灣軍民抗英，屢次取得重大勝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瑩認為“非此不能力去沉痾，振啟聾瞶”，並會同臺鎮出告示嚴申禁菸，命營弁嚴加查拿，“有買賣鴉片者分別搜拿封毀”，“初犯者刑，再犯者死”，於是各地煙館，紛紛關閉，一時鴉片幾絕。林則徐赴粵查禁海口事件後，姚瑩對英國軍事侵略保持警惕，認為“夷情狡譎，絕其貿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勢之必然者。” 姚瑩會商總兵達洪阿，對守衛臺灣，採取“以守為攻，誘敵入境”策略，保固藩籬，“不禦敵於港門之外”而“誘之登岸以取勝”。認真訓練水師，嚴格選擇將帥，積極修整炮臺船隻，添置輪船彈藥，加強沿海巡邏、稽查，嚴防鴉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艦闖入臺灣鹿耳門外馬鬃洋麵挑釁，姚瑩即令水師出擊，英艦狼狽向西南大詳逃竄。七月，他向閩浙總督鄧廷楨提出募壯勇、練水勇、僱快船等七條防英急務。並且，親自巡視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淺，查明船隻炮位配備，進而制定臺灣十七口設防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艦第二次進犯臺灣，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艦“納爾布達”號駛入雞籠(基隆)，攻打二沙灣炮臺，參將邱鎮功發射八千斤巨炮，轟斷其桅捍，英艦退出口外，衝礁擊碎，英軍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有的鳧水上岸，有的搶搭舢板逃生，官兵與壯勇結合，分頭追擊，擊斃和俘虜英軍一百六十六人，繳獲新式大炮十門。 為了進一步加強防禦，姚瑩積極組織民力，即發諭示數百道，由各地耆壯，申約連莊，添練壯勇，“家自為守，人自為兵”，鄉勇從原一萬三千餘人增至四萬七千餘人；並且，揭露英軍野蠻逞兇罪狀，遍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又頒發告示，實行信賞必罰，“如兵民奮勇破夷，凡所獲夷船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於是，“臺灣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鹹奮於殺敵。” 九月，英軍攻陷定海後，藉口索還上次戰俘，於十三日凌晨，再到雞籠窺伺，進攻二沙灣、三沙灣，受到當地軍民還擊，英艦見我人眾山險，不敢仰攻，午時逃駛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艦三隻，進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瑩不與其海上交鋒，採取“計誘擱淺，設伏殲擒”戰術，密示巡檢高春如等，募漁民周梓偽裝奸細，把敵艦“安因”號引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即令該處伏兵奮力攻擊，打死打傷英軍六十人，漢奸五人，繳獲大小銅鐵炮十三門，鳥槍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後來，英軍勾結草鳥船，侵擾臺灣，又遭失敗。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與英軍頭目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英雙方交換戰俘。九月，璞鼎查在廈門發表文告，進行訛詐，誣衊姚瑩、達洪阿“冒功”，“枉殺”其“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遭風難民”，要求清朝政府將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償”，否則“干戈復起”。耆英勾結穆彰阿危詞恫嚇，相繼彈劾，充當侵略者幫兇，加罪姚、達，聲稱“該夷之慾求伸冤，尚非無端啟釁”，“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脅下，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閩浙總督怡良赴臺傳旨查辦。姚瑩據理駁斥璞鼎查“遭風難民”謊言，他說：“如系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臺？所有取獲大小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炮械尚在可證”；並且指出，“該夷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臺挫衄之恥”⒄。怡良不顧事實，強迫姚、達供認英船系遭風破碎，“實無兵勇接仗之事”。臺灣士民不肯為英方作證，而且，“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尤其“精兵千萬，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充分顯示臺灣軍民反對封建統治者投降媚外的愛國精神。 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已決定對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瑩和達洪阿還是被加以“欺飾冒功”罪名，遭革職查辦，並從臺灣押解，經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獄。刑部逮訊時，“臺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卻致書京都某大臣，聲稱：“不殺臺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但，在輿論壓力下，清朝政府不得不放他出獄。十月，貶謫川、藏。 姚瑩懷著愛國義憤，抨擊“和局”。“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凌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既遭蹂躪，大將數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而“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憤恨，思殄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汙穢。”回顧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正由中國書生狃於不勤遠略，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⒇，而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對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須首先了解外情。 其實，遠在嘉慶年間，姚瑩就開始“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二；在臺灣抗英鬥爭中，他重視仿求英艦“堅大”、“靈捷”要領，主張督造“鉅艦”，仿鑄“夷炮”；而鴉片戰爭後，他更加註意時事與世界大勢，熱心蒐購外國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書籍，並縱論時事，指陳得失，積極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在西南各地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著《康輶紀行》一書，旨在“知彼虛實”“徐圖制夷”，以“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他說：“瑩為此書，蓋惜前人之誤，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三。該書對英法歷史，英俄、英印關係，印度、尼泊爾、錫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問題，都有所闡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區情況，揭露英國侵藏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反抗外國侵略。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豐帝即位後，因鎮壓農民起義的需要，他與林則徐同時被重新起用，授湖北鹽法道，未行，擢為廣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廣西參與向榮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後辦糧臺，尾追太平軍至湖南，病死軍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復堂全集》。
姚瑩保衛臺灣 姚瑩是鴉片戰爭時期，領導臺灣軍民英勇抵抗英軍侵略的著名愛國官員。他與林則徐、魏源，同是當時主張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國家近代科學技術以抵抗外來侵略的代表人物。 姚瑩從小好學，對書無所不窺，往往“博證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議論閎偉”，其“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次年招入粵督百齡幕府，當時海寇騷擾，日事招討，因而得知海上事。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縣知縣，辦事幹練，誅奸抑暴，“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風俗一變”。次年，調任龍溪知縣，無論貧富，秉公斷獄，漳人大悅，被譽稱“閩吏第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調任臺灣知縣。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瑪蘭通判。在任期間，他多方規劃，建造城垣衙署，改築仰山書院，大力鼓勵人民開墾，興利除弊，積極促進漢族人民與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團結友好，對開發噶瑪蘭作了積極貢獻，因而“深得士民心”，政聲震一時。後來，因龍溪別案，受害革職，“臺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湯鵬等相交遊，講究經世之學，關注國計民生，時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間，任江蘇武進、元和知縣。當時，道光帝詔諭朝廷內外大臣舉薦人才，姚瑩為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所器重，力薦朝廷，皆認為“可大用”。林則徐推薦姚瑩的評語，尤為懇切。他說：姚瑩“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任閩省，聞其歷著政聲，自到江南，歷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於是，升為高郵州知州，未赴任便調署淮南鹽監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見，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諳練”，於次年授臺灣兵備道，賞加按察使銜。 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性過剛，同官鮮與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瑩至臺，彼此“亦有齟齬”，歷經兩年，姚瑩待之以誠，達洪阿深為佩服。某日登門謝過，他對姚瑩說：“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自後諸事悉聽君，死生福禍願與共之”。於是，結成兄弟之交，相互團結合作，以後他們在鴉片戰爭期間領導臺灣軍民抗英，屢次取得重大勝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瑩認為“非此不能力去沉痾，振啟聾瞶”，並會同臺鎮出告示嚴申禁菸，命營弁嚴加查拿，“有買賣鴉片者分別搜拿封毀”，“初犯者刑，再犯者死”，於是各地煙館，紛紛關閉，一時鴉片幾絕。林則徐赴粵查禁海口事件後，姚瑩對英國軍事侵略保持警惕，認為“夷情狡譎，絕其貿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勢之必然者。” 姚瑩會商總兵達洪阿，對守衛臺灣，採取“以守為攻，誘敵入境”策略，保固藩籬，“不禦敵於港門之外”而“誘之登岸以取勝”。認真訓練水師，嚴格選擇將帥，積極修整炮臺船隻，添置輪船彈藥，加強沿海巡邏、稽查，嚴防鴉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艦闖入臺灣鹿耳門外馬鬃洋麵挑釁，姚瑩即令水師出擊，英艦狼狽向西南大詳逃竄。七月，他向閩浙總督鄧廷楨提出募壯勇、練水勇、僱快船等七條防英急務。並且，親自巡視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淺，查明船隻炮位配備，進而制定臺灣十七口設防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艦第二次進犯臺灣，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艦“納爾布達”號駛入雞籠(基隆)，攻打二沙灣炮臺，參將邱鎮功發射八千斤巨炮，轟斷其桅捍，英艦退出口外，衝礁擊碎，英軍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有的鳧水上岸，有的搶搭舢板逃生，官兵與壯勇結合，分頭追擊，擊斃和俘虜英軍一百六十六人，繳獲新式大炮十門。 為了進一步加強防禦，姚瑩積極組織民力，即發諭示數百道，由各地耆壯，申約連莊，添練壯勇，“家自為守，人自為兵”，鄉勇從原一萬三千餘人增至四萬七千餘人；並且，揭露英軍野蠻逞兇罪狀，遍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又頒發告示，實行信賞必罰，“如兵民奮勇破夷，凡所獲夷船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於是，“臺灣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鹹奮於殺敵。” 九月，英軍攻陷定海後，藉口索還上次戰俘，於十三日凌晨，再到雞籠窺伺，進攻二沙灣、三沙灣，受到當地軍民還擊，英艦見我人眾山險，不敢仰攻，午時逃駛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艦三隻，進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瑩不與其海上交鋒，採取“計誘擱淺，設伏殲擒”戰術，密示巡檢高春如等，募漁民周梓偽裝奸細，把敵艦“安因”號引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即令該處伏兵奮力攻擊，打死打傷英軍六十人，漢奸五人，繳獲大小銅鐵炮十三門，鳥槍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後來，英軍勾結草鳥船，侵擾臺灣，又遭失敗。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與英軍頭目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英雙方交換戰俘。九月，璞鼎查在廈門發表文告，進行訛詐，誣衊姚瑩、達洪阿“冒功”，“枉殺”其“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遭風難民”，要求清朝政府將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償”，否則“干戈復起”。耆英勾結穆彰阿危詞恫嚇，相繼彈劾，充當侵略者幫兇，加罪姚、達，聲稱“該夷之慾求伸冤，尚非無端啟釁”，“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脅下，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閩浙總督怡良赴臺傳旨查辦。姚瑩據理駁斥璞鼎查“遭風難民”謊言，他說：“如系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臺？所有取獲大小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炮械尚在可證”；並且指出，“該夷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臺挫衄之恥”⒄。怡良不顧事實，強迫姚、達供認英船系遭風破碎，“實無兵勇接仗之事”。臺灣士民不肯為英方作證，而且，“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尤其“精兵千萬，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充分顯示臺灣軍民反對封建統治者投降媚外的愛國精神。 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已決定對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瑩和達洪阿還是被加以“欺飾冒功”罪名，遭革職查辦，並從臺灣押解，經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獄。刑部逮訊時，“臺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卻致書京都某大臣，聲稱：“不殺臺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但，在輿論壓力下，清朝政府不得不放他出獄。十月，貶謫川、藏。 姚瑩懷著愛國義憤，抨擊“和局”。“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凌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既遭蹂躪，大將數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而“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憤恨，思殄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汙穢。”回顧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正由中國書生狃於不勤遠略，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⒇，而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對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須首先了解外情。 其實，遠在嘉慶年間，姚瑩就開始“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二；在臺灣抗英鬥爭中，他重視仿求英艦“堅大”、“靈捷”要領，主張督造“鉅艦”，仿鑄“夷炮”；而鴉片戰爭後，他更加註意時事與世界大勢，熱心蒐購外國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書籍，並縱論時事，指陳得失，積極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在西南各地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著《康輶紀行》一書，旨在“知彼虛實”“徐圖制夷”，以“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他說：“瑩為此書，蓋惜前人之誤，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三。該書對英法歷史，英俄、英印關係，印度、尼泊爾、錫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問題，都有所闡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區情況，揭露英國侵藏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反抗外國侵略。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豐帝即位後，因鎮壓農民起義的需要，他與林則徐同時被重新起用，授湖北鹽法道，未行，擢為廣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廣西參與向榮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後辦糧臺，尾追太平軍至湖南，病死軍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復堂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