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翻譯
縱覽歷史，凡是賢明的國家，成功源於勤儉，衰敗起於奢華。
為什麼非要琥珀才能作枕頭，為什麼那鑲有珍珠才是好坐車？
想要遠行，卻沒遇見千里馬，力單勢孤，難以拔動蜀山猛蛇。
有幾人曾聽過舜帝的南風歌？只有在蒼梧對翠華蓋哭泣份兒。
賞析
詩的首聯，是從總結歷朝歷代統治經驗出發，得出成功大都由於勤儉，破敗大都因為奢侈的經驗教訓。開頭兩句好像是抽象的議論，不像詩。實際上它不是在發議論，是說：像文宗那樣勤儉，應該使國家興盛的，怎麼反而破敗呢？這裡充滿著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議論。這樣透過表面上的議論來抒情的寫法是很特別的。
頷聯是對這一結論的具體印證。這種議論，有道理但並不全面，因為勤儉只是治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但不是惟一的經驗；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實上，非但沒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頹敗之勢有所好轉，反而越搞越糟。這中間的道理，或者說最本質的原因，當然是詩人所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論的觀點來解釋這一反常現象，歸之於運命。
頸聯推進一步，但也可以說是轉折，認為比勤儉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國運和國力，一旦運去，就是虞舜那樣的賢君也無回天之力，而只能遺恨終生。這才是這首詩的主旨。詩人雖然說不清“運”究竟是什麼，但他確實感到僅靠勤儉（包括皇帝個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衰頹之勢，而且在他看來，唐朝的國運似乎已去，難以挽回了。這種認識不免模糊含混，卻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說明唐代，還能用於觀照許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則是一定要為此詩找一個詠歎物件，找的結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節儉，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敗，也載於史冊。他可算自身勤儉而無力挽救國勢的典型。繼續引申，則“青海馬”是喻賢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現出來了，而尾聯就成了對文宗的哀悼。
尾聯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進而轉換為純然的抒懷了。文宗好詩，夏日念柳公權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稱為“辭清意足，不可多得”。張採田《會箋》稱文宗“詔太常卿馮定採開元雅樂，制《雲韶法曲》、《霓裳羽衣曲》。義山開成二年登第，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故結語假事寓悲，沉痛異常”。幾人曾經聽過文宗所頒佈的雅樂，參預過文宗賜題的考試，“終古”哀悼文宗在太監扼制下恨鬱死去。這裡，所表現的詩人對於文宗治國的悲劇，不是譏諷、挖苦，而是感慨、嘆息，詩人所抒發的正是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
儉成奢敗本是歷代興衰的常規，但文宗在位期間，作風勤儉，政治上也多次作過重振朝綱的努力，卻一事無成，最終在“受制於家奴”的哀嘆聲中死去。面對這種無法解釋的反常現象，詩人已隱約感覺到“運去”、“力窮”，唐王朝崩頹之勢已成，即使出現一兩位明君賢臣，也難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時，商隱對於他的闇弱，頗多譏評；而於其身後，則又加以哀惋。無論譏評還是哀惋，均出自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
正由於這種深切的關注，國運難以逆挽的崩頹之勢，成為詩人心頭難以解脫的宿命般的悲涼。如果說李商隱感傷詩風的發展成熟，就個體來說是性格、遭遇使然；那麼就時代因素來說，實是對衰颯大環境的呼吸領會。“運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隱感傷詩風的內外兩層背景，身世之感與末世情懷交相促發激盪，將詩人內心的感傷越釀越濃。
答：翻譯
縱覽歷史，凡是賢明的國家，成功源於勤儉，衰敗起於奢華。
為什麼非要琥珀才能作枕頭，為什麼那鑲有珍珠才是好坐車？
想要遠行，卻沒遇見千里馬，力單勢孤，難以拔動蜀山猛蛇。
有幾人曾聽過舜帝的南風歌？只有在蒼梧對翠華蓋哭泣份兒。
賞析
詩的首聯，是從總結歷朝歷代統治經驗出發，得出成功大都由於勤儉，破敗大都因為奢侈的經驗教訓。開頭兩句好像是抽象的議論，不像詩。實際上它不是在發議論，是說：像文宗那樣勤儉，應該使國家興盛的，怎麼反而破敗呢？這裡充滿著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議論。這樣透過表面上的議論來抒情的寫法是很特別的。
頷聯是對這一結論的具體印證。這種議論，有道理但並不全面，因為勤儉只是治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但不是惟一的經驗；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實上，非但沒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頹敗之勢有所好轉，反而越搞越糟。這中間的道理，或者說最本質的原因，當然是詩人所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論的觀點來解釋這一反常現象，歸之於運命。
頸聯推進一步，但也可以說是轉折，認為比勤儉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國運和國力，一旦運去，就是虞舜那樣的賢君也無回天之力，而只能遺恨終生。這才是這首詩的主旨。詩人雖然說不清“運”究竟是什麼，但他確實感到僅靠勤儉（包括皇帝個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衰頹之勢，而且在他看來，唐朝的國運似乎已去，難以挽回了。這種認識不免模糊含混，卻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說明唐代，還能用於觀照許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則是一定要為此詩找一個詠歎物件，找的結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節儉，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敗，也載於史冊。他可算自身勤儉而無力挽救國勢的典型。繼續引申，則“青海馬”是喻賢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現出來了，而尾聯就成了對文宗的哀悼。
尾聯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進而轉換為純然的抒懷了。文宗好詩，夏日念柳公權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稱為“辭清意足，不可多得”。張採田《會箋》稱文宗“詔太常卿馮定採開元雅樂，制《雲韶法曲》、《霓裳羽衣曲》。義山開成二年登第，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故結語假事寓悲，沉痛異常”。幾人曾經聽過文宗所頒佈的雅樂，參預過文宗賜題的考試，“終古”哀悼文宗在太監扼制下恨鬱死去。這裡，所表現的詩人對於文宗治國的悲劇，不是譏諷、挖苦，而是感慨、嘆息，詩人所抒發的正是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
儉成奢敗本是歷代興衰的常規，但文宗在位期間，作風勤儉，政治上也多次作過重振朝綱的努力，卻一事無成，最終在“受制於家奴”的哀嘆聲中死去。面對這種無法解釋的反常現象，詩人已隱約感覺到“運去”、“力窮”，唐王朝崩頹之勢已成，即使出現一兩位明君賢臣，也難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時，商隱對於他的闇弱，頗多譏評；而於其身後，則又加以哀惋。無論譏評還是哀惋，均出自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
正由於這種深切的關注，國運難以逆挽的崩頹之勢，成為詩人心頭難以解脫的宿命般的悲涼。如果說李商隱感傷詩風的發展成熟，就個體來說是性格、遭遇使然；那麼就時代因素來說，實是對衰颯大環境的呼吸領會。“運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隱感傷詩風的內外兩層背景，身世之感與末世情懷交相促發激盪，將詩人內心的感傷越釀越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