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景公向孔子求教治國的道理，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很贊同回答說："對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就無處安身了！"。其實這段對話孔子是答非所問，齊景公不是沒聽懂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周的政治制度是天子、諸侯、家三級分封，嫡長子世襲繼承。到了春秋晚期在治權方面周天子式微、國君無權、家君當道，在繼承權方面嫡長子危如累卵、次子和家臣蠢蠢欲動。亂臣賊子不安其位、弒君殺父時有發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為了殘酷的現實。齊景公作為齊國的國君，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因此問政於孔子。齊景公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孔子的回答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齊景公應該追問如何才能實現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呢？孔子的答案將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齊景公沒有問，孔子當然就沒有答。往好了說齊景公是有自知之明，往壞了講齊景公是糊里糊塗。原因是如果孔子回答"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就相當於直接告訴齊景公，齊國的混亂朝政是景公不仁造成的。孔子的治國理念很明確，之所以亂臣賊子當道，主要責任人是君和父而不是臣和子。因為君不仁所以臣不忠，因為父不慈所以子不孝。

君主想要治理好國家，前提是自己要做仁者，這就是孔子的治國理念。沒有人天生是仁者，困而學之、學而知之、持之以恆就可以求仁得仁。什麼是"仁"孔子也給出了明確的定義，孔子將仁分為三個境界，從低到高分別是君子、仁者和聖人。"克己復禮"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修身成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安人做仁者，"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平天下當聖人。天子是聖人、國君當仁者、家君做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孔子的治國良策就很明確了，治國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君主克己復禮做君子；第二步、君主以身作則、推己及人使周邊的人成為君子，自己安人成仁者；第三步、君臣成為仁者和君子之後，施仁政、行王道，國泰民安水到渠成。孔子認為齊景公根本就沒有當仁者做君子的潛能，所以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把齊景公打發了。

孔子定義的聖人是天命所歸安定天下百姓的人，是生而知之絕頂聰明的人。不但自己沒資格當聖人，而且當時也沒人有資格當聖人，能夠成聖的都是古代聖王。所以文士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是仁者，最高追求是求仁得仁。孔子認為自己不是聖人，卻被後世尊為聖人，而且是上下五千年的至聖先師。原因在於孔子的思想利不在當代，功卻在千秋，被後世尊為至聖先師實至名歸。孔子建立了華人的第一個精神家園，而且這個家園歷久彌新，至今依然具有正人先正己的普世意義。

人是有精神的，人是有追求的，沒有精神和追求，人就和動物無異了。孔子為士人的精神追求找到了一個歸宿，在儒家的精神家園中，人生有目標、做人有方法。人生目標是做君子、當仁者，做人方法是仁、義、孝、友、忠、信、寬、恕、恭、敬。精神家園當然不止一個，與孔子同時代的大思想家，先秦諸子、印度佛陀、猶太先知和希臘哲人也構建出各自的精神家園，如佛教的"有生皆苦，修行求解脫"，基督教的"人有原罪，贖罪進天堂"，蘇格拉底的"未經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等。成為華人主流信仰的是儒釋道三教合流，儒家的求仁代表入世者的精神、道家的無為表達出世者的態度、佛教的解脫成為普通人的信仰。

然而孔子的治國理念和孔子的理想社會卻是背道而馳的。孔子理想中的治國是道德高尚、能力出眾之人居高位，居高位的仁者透過推己及人的方式使周邊的人成為君子，君主、大臣和子民的道德水準和能力與地位相匹配，這樣的國家自然不會有亂臣賊子犯上作亂。但是孔子理想中的社會卻是按照血緣世襲的宗法禮樂社會，士人身份的貴賤尊卑由血緣決定而不是由道德水準和能力決定。這就造成了儒家思想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理想中依據德行高低確定身份等級，現實中世襲的血緣決定地位的尊卑。

孔子當然知道問題所在，因此開辦學堂廣收弟子，傳授儒家思想治國之道，學成的弟子入世做官，輔佐君主成為仁者。這樣的方法過程曲折，效果未知，對君主又提出了修身克己的嚴格要求，孔子終於成為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不受重用的遊士，終其一生的努力與心中的理想漸行漸遠。孔子不得志的悲劇不僅體現在思想體系的內在矛盾，更體現在政治理想與時代腳步的背道而馳。

前一篇文章講到春秋到戰國是貴族沒落平民崛起、武士沒落文士崛起的時代。這個大時代對貴族是好事而不是壞事，禮崩樂壞使貴族打破了出身的限制，擁有了輔佐君主治國平天下的機遇。對平民是有喜有憂喜多憂少，擁有參戰權利使卑賤的平民看到了晉升的希望，累積軍功就能改變家族的命運。貴族和平民都不願回到過去，孔子的抱負無從施展。

君臣父子治國，指的應該是古代中國五種人倫關係和言行準則中的君臣、父子，即忠和孝的人倫關係。

孟子認為：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故應忠；父子之間有尊卑之序，故應孝，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的道理和行為準則。

孟子認為：父子之間有骨肉之親，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人倫中的雙方都是要遵守一定的“規矩”。為臣的，要忠於職守，為君的，要以禮給他們相應的待遇；為父的，要慈祥，為子的，要孝順。君義臣忠，乃是上下相憐，雖有位次而德業互欽，相扶相攜，同舟共濟，共荷道義，才是君明臣賢之道；父子有親，乃是慈孝相繼，父慈子孝，缺一不可之道。

於是，可以看出中國是個人倫極好的規則世界，五行順生，自然而然形成了仁禮信義智的人世美學，因此，不管中國如何戰如何亂，依然有著萬年不衰的文明政治，其間還有著王天下這個善道。

荀子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這一思想的系統展開是《易傳》和《禮記》中的兩段：“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夫婦關係是君臣關係的前提，家庭是國家的基礎，從血緣倫理關係中引申出了政治統治關係。

在權力結構方面，荀子說：“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封建家庭中，父權至高無上，“父為子綱”，“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諮稟於家長。”家長就是一家之君，他與妻子兒女之間的關係如同君主與臣民的關係，事無大小，皆由家長專斷。在家族範圍裡，父權轉化為族權，而在國家範圍內，父權轉化為君權，可以說，父權（族權）是君權的原形，君權是父權的族大。國家是君主一姓之產業，這就是所謂的“家天下”，“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盤石之者也。”。在“家天下”觀念中，帝王是天下最大的家長，被尊為天下萬民的君父，“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官吏是皇帝的臣子，百姓則是皇帝的子民，並且，“就象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做是這種父權的代表。”君臣、君民關係成了父子關係，政治規範被轉化為倫理原則。李大釗指出：“君臣關係的‘忠’，完全是父子關係的‘孝’的放大體，因為君主專制制度完全是父權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發達體。”

這種宗法制度基礎上的家國同構，使家族血緣關係、血緣組織與國家政治關係、政治組織相互交融，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的倫理型政治。

好吧我來回答吧，君臣父子，是儒家規範國家與家庭關係的重要規則。首先對君父提出了愛民愛子，聖賢仁義等素質與道德要求，這是培養合格的君父的原則。但“君臣之道”最核心的原則，是幾千年來一貫的“君叫臣死臣須死，父叫子亡子得亡”。這一條作為傳統文化中“君臣父子”之道的鐵律，體現了儒家文化的大智慧，大視野。現代人多數人受到西方叢林獸性文化影響，缺乏國家整體觀，追求叢林獸性文化的自由散漫主義，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君臣父子之道”多有妄自菲薄之論。 “君叫臣死臣須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就是說，不論君父的命令對錯，做臣子的必須執行，包括生命的剝奪。這是建立在對國、家的大局，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的基礎而設立的，必須不折不扣的執行。這是因為，如果不執行君父命令，就破壞了根本的國家體制，造成政令不行，體制一旦破壞，君父核心的命令就會被各級臣子以認為君父命令錯誤為藉口拒絕執行，那麼必然天下大亂，必然會亡國，這是亡國的必然性、絕對性。而君父的錯誤命令，最多也就是亂國亡國的可能性，而非絕對性。現代人自然科學進步是超越古人的，但人文科學哲學社會學的認識，卻遠不及古代聖人的認知。中華儒家文化的聖賢，正是站位在國、家的穩定的大局觀，以大智慧的對社會規律的認知，才提出“君叫臣死臣須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的君臣父子之道的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