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必須制度透明才能徹底根除，否則思想這個東西很微妙，一點小錯能蓋住覺得沒問題，時間長了就成了大錯，最終無法掩蓋做更多錯事進行彌補，但最後越補越大，最後索性就拉一個派系來掩蓋，所以說反腐反腐，無論反得多厲害，總歸人都有鬆懈的時候，有的時候腦子不笨，但就是一個不小心一個小問題沒有清除，最後釀成大錯，在充滿誘惑的社會里很少人能保證能處處小心不犯一點錯，只要有一個人不小心犯錯，可能就會拉下一幫人犯錯，所以不是他反腐失敗，而是權利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很容易死灰復燃，就像你在一屋子都是鞭炮的倉庫裡吸菸，點明火，用蚊香滅蚊，一天兩天還行，如果天天都這樣你在怎麼小心翼翼，就算你一個人可以謹慎做到不出錯，但10個，100個人，1000個人甚至更多的人在這樣環境下活動呢，總歸會有被點燃的時候，今天走了張三，明天又來一個李四，人思想多樣性的又不是機器，不可能腦子管得像機器一樣天天盯著，所以唯一根除腐敗的除了制度透明化以外沒有根除的方法，能夠大大減少貪腐，但制度不透明今年反了，過幾年又出來了。就像一個人一樣的，如果在你身上隨時放一個測謊儀，整個腦子都處於透民Sunny的狀態下，你還敢動撒謊的念頭嗎？因為被曝光的機率太大了就不敢了，第一個小錯時阻止了就不會有後面的大錯。除非你是一個高手否則不行，所以制度透明化才是徹底反腐的根本，否則永遠是一批來了再來一批，永遠都要反下去。僥倖的人，權利自信的人就會一波接一波。所以倒不是朱皇帝反腐嚴和松的問題，而是制度不透明無法根除的原因。

先說結論。

1.朱元璋反腐的目的不是肅清吏治，而是透過“白色恐怖”壓制官吏百姓，進而鞏固皇權統治。

2.全民告密，人人自危，誰都可以變成“法官”決人生死，必然導致社會混亂。

成為皇帝后，朱元璋設立“檢校”一職，主要工作是偵緝、告密。這些“檢校”無處不在，對在京大小衙門官員進行監察，事無鉅細都要向朱元璋彙報。

大臣錢宰被徵編《孟子節文》，罷朝回家後吟了一首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朱元璋就笑著對他說：“昨日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魂不附體，連忙磕頭謝罪。

大臣宋濂喜歡飲酒，常常與朋友不醉不休。朱元璋勸說他很多次，但他仍舊不改。某日早朝退後，朱元璋叫他，“你昨晚是不是又飲酒了？下酒菜是什麼？·宋濂老實地做了回答。朱元璋聽了，點點頭：“你沒有說謊。”

除了“檢校”外，朱元璋設立大名鼎鼎的錦衣衛，本來錦衣衛只是皇帝的儀仗隊，卻用來編織監視告密這張天羅地網，成為只對皇帝負責的特務機構。

《隔牆有耳：中國歷史中的告密往事》中寫道：

當然，朱元璋也是個讀過歷史的人，他對唐朝武則天時代鼓助全民告密的事情也有所耳聞，還是為了·把自己的統治機構，威慢力量，逐漸發展、鞏因，使之比前代更為完善”，他也鼓勵百姓告密。一些刁滑之人就臉著皇帝的這種鼓勵，紛紛告密，竟成為一種風氣。但與專業的告密者“檢校”與“錦衣衛”相比，刁滑之徒的告密實在是毛毛雨了。告密史的規律告訴我們，大多數皇帝支援的告密是伴隨著血腥的。朱元璋告密的天網之下，自然也不會是和風細雨的，而且與前幾代的告密史相比，簡直就是腥風血雨。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皇帝對功臣大清洗最有名氣的一位。與之相比，劉邦對功臣的屠戳顯然是小兒科。而朱元璋的大清洗主要就是透過特務告密來完成的。

全民告密並沒有真正起到反腐作用，朱元璋死後，明朝歷史還是出現瞭如王振、嚴嵩、魏忠賢等鉅貪。

所謂的告密其實最終目的是為了加強皇帝權威和鞏固皇權統治，必然走向失敗。

題目所說的是明太祖為防範“法外遺奸”於洪武十八年開始頒行具有特別刑事立法性質的《大誥》而言的，這是一部專門針對官吏和豪強犯罪的特別法。當時還特別規定:凡是手舉著《大誥》告狀的民眾，途中任何官吏不得阻撓，否則以其罪論處。後來朱元璋又將《大誥》納入科舉教材，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考課"，一時間，民間講讀《大誥》成風。

這《大誥》是明太祖在位時所頒行的《大誥》，失敗了嗎?並不是，明太祖死後，明成祖叛變奪位定都北京後，《大誥》在當時已經沒有了法律效力，原來《大誥》的很多內容被寫入明朝的各種條例之中而已。

《大誥》中的內容所針對的主要是官員和豪強犯罪的法律，在《大明律》的基礎上，補充和增加了專門用於懲治貪官豪強的特別刑法。其中涉及其官吏犯罪的條文達150多條，涉及豪強犯罪的條文30餘，涉及百姓犯罪的20餘條。它的出臺，既是《大明律》條文中律所不及的延伸，又是《大明律》的強化。如原來《大明律》中沒有的犯罪“斷指誹謗”、“寰中大夫不為君用”等;如原來同一刑罰中《大明律》輕《大誥》重，“有司濫收無籍之徒”明律定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大誥》則定刑為挑筋去膝蓋、剝皮等酷刑。酷刑手段讓人膽寒。

《大誥》的頒行實則是重刑重典的“吏治方式”在明太祖死後就中斷了，除了明成祖朱棣舉兵奪位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刑罰太重所致，以致後來廢《大誥》，而原來的內容則以條例的形式繼續保留著。

綜上，從《大誥》的“變遷過程”中可以發現，題主所說的“失敗”並不存在，而是隨著時間的變遷，不再以《大誥》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條例”的形式存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