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出英雄。有什麼樣的環境條件就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事物，社會的需要就是產生適應這一需要的人、物、事件的必然環境條件。

紛紛亂世，國家需要統一，社會需要安定，人民需要和平，要達到這一目的，各國各派各人都在尋求安邦定國化民之策，思想自由，人身自由，行動自由，不太受死規矩死定式的束縛，戰爭頻仍，治國變革形式多樣，這就在如何治國安邦強兵方面產生了各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結果，在亂世中能取得成效顯著的人物，自然也就成了梟雄、謀士，成了霸主、英雄。而在大一統的和平之世就不同了，為了維護和平，思想認識必須統一，施政方略、規矩制度必須一致，國家一統，天下和平，戰爭就很少了，接受戰爭實踐鍛鍊的人也就少了，思想、言行、人身等都受到了相應的制約，該想什麼，不該想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都有了陳規定製，圈圈框框，自由發揮聰明才智受到了很大限制，再加和平時期往往貴賤分明，等級森嚴，有些人生下來就是貴族王侯，有些人卻只能做賤民奴隸，就嚴重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行動，自然在治國安邦強兵方面就很難產生傑出英雄人物。但是由此並不是說分裂割據的亂世就出人才，和平統一的太平盛世就不出人才，相反在紛紛亂世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經濟科技文化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毀滅倒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人才就大大減少了；而在和平安定的大一統王朝，人民生活比較安定，經濟科技文化得到發展，往往會產生出很多在政治、科技、經濟、文化等方面成績突出的人才，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民間有句老話：“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在紛紛亂世中，人的生命確實很低賤很微弱，甚至有的不如禽獸。一將功成萬骨枯。因此梟雄、謀士都是在屍橫遍野的情況下產生的，在歷史上我們情願少一些梟雄、謀士，而多一些大一統的相對和平安定之世。（隨手亂寫，望師友們多批評指正！）

英雄常有，而英雄總是多餘的

大英雄、偉丈夫從來不是孤單而來、孤單而去。

他們總是在合適的時候蜂擁而出，建立一番大功業，而後留下一長串的名字和一籮筐的故事。

戰國亂世，謀臣都堪經天緯地；武將都能安邦定國。

三國紛爭，詭譎的如鬼、武功的成聖、謀算的已妖。

非但戰國、三國，武帝要打匈奴，則漢朝堂立馬會有一眾能臣幹吏，邊地則立馬有一眾悍將強兵。

大唐拓土開疆之時，英雄滿滿；五代亂世之時，中原英雄從來不讓草原壯士；元末農民起義，那是騎在馬背上的漢人把騎在馬背上的蒙古人趕到了貝加爾湖。

可見，這個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英雄。

英雄一直都在。

但他們總是多餘的存在著，因為不是什麼時候都允許他們施展身手。

只有充分施展了自身才華，在歷史上釋放了更多的資訊，才能成為被我們記住的英雄。

所以，只有歷史需要，英雄才能施展才華。

生逢亂世，卻屬不幸。

而亂世的競爭才是最激烈的，所以歷史上的各方勢力才會高效整合。

沒了冗餘、沒了羈絆、沒了傾軋，但有才華便會被推上前臺，讓英雄們盡情施展。不怕你施展得的不夠精彩，就怕你不施展。

所以，時勢造英雄。競爭加劇的亂世，沉默的英雄自會爆發。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只有亂世，諸方勢力才會把“伯樂”的工作當回事，才會玩了命地去找千里馬。

英雄從來不是德才兼備的。所以，競爭白熱化的亂世裡，英雄才能瑕不掩瑜地站到聚光燈下。

陳平盜嫂受金，無論真假，在爭霸時期，都無所謂，只要他有奇謀。而和平時期，也就無論真假，但有此等口碑，也就只能屈居幕後。

《認知盈餘》的作者克萊•舍基舉過一個例子：

美華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2000億個小時，而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專案一年所需要的時間。如果我們將每個人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合體，一種認知盈餘，那麼，這種盈餘會有多大？

這是大眾，放之於每個人也是如此。

每個人都有堪當英雄的潛質，他們只是沒有成就精彩的機會。

他們有大量的認知盈餘沒有得到充分使用，白白地浪費了。

那些刻苦而努力，把認知盈餘充分利用了起來的人，也未必能夠成為英雄。

因為歷史、社會或掌權者，沒有給這些人才施展才華的機會。

所以，他們成為人才盈餘。

他們就是司馬公筆下的巖穴之士。

公元1600年，著名科學家布魯諾因為堅持日心說被教會視為異端而燒死在鮮花廣場。臨刑前，布魯諾的學生悲痛地說：“一個沒有英雄的國家是可悲的！”

布魯諾卻回答：“不，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可悲的！”

其實縱觀世界歷史，當一個民族需要英雄的時代都是民不聊生、災禍橫行的時代。如今我們稱頌的戰國七雄、三國群英背後其實是無盡的普通百姓的血淚史。

而三國時期這樣的亂世之中，之所以英雄豪傑會如同繁星閃爍，層出不窮。是因為他們除了造反，除了拼死一搏之外都沒有了出路！博出結果的成了英雄人物，沒有博出結果的，則化作了路邊的白骨。

舉幾個三國時期的例子吧。

賈詡字文和，是曹操的五大謀士之一。如今在網路上被稱為毒士，以眼光毒辣和計策毒辣見稱。

其實賈詡這一生，害死了無數的人，但他的初衷只不過是自保，想活下去而已。

賈詡是西涼武威人，年輕時候的賈詡跟著一隊商人做生意路過羌氐人的地盤，結果被人攔路搶劫，並且準備殺人滅口。

賈詡無奈之下決定冒充以平定羌氐叛亂著稱的，大漢將領段熲的外孫。並且警告強盜，放我回去有豐厚的贖金，留下我大家一起死。

強盜想了想段熲的威名，又被錢財誘惑，於是就放了賈詡，但是同行的商人都被殺掉了。

後來賈詡因為老鄉的關係，在董卓女婿牛輔身邊任職。等到董卓被殺，牛輔也死了，涼州士兵軍心惶惶，紛紛謠傳王允和呂布要殺光涼州人。

賈詡一看自己身為牛輔、董卓一脈，要是王允搞清算，肯定在名單前列。於是就給同為西涼一脈的李榷郭汜出主意，反正要死了，乾脆以給董卓報仇的名義造反，事情不行了再逃跑都行。

要是沒有天下大亂，賈詡估計只不過是西涼的一個普通官員罷了。

許諸字仲康，是譙國譙人（今安徽亳州）。

許家在譙縣雖然不是豪門也算是大戶。黃巾之亂的時候，許多個這樣的家族都結合起來共同修建堡壘抵禦黃巾軍。許諸因為身高八尺，腰圍十圍，武力值很高被選為首領。

這幾千戶人在許諸的帶領下和黃巾軍打的有來有回，不分勝負。

黃巾軍後來見打不動許家的堡壘，就決定和平共處，搞物物交換，許家同意用牛交換黃巾軍的糧食。

結果在交易現場，黃巾軍拿到牛後準備撤退，但突然牛驚了，一下子又跑回來許家。許諸大怒，說這不是讓別人說我不講信譽麼！

於是抓著牛尾，倒拉著牛走了百餘步要交給黃巾軍。賊寇一看許諸如此厲害，大驚失色，不敢要牛就走了。從此淮、汝、陳、梁之地，但凡黃巾軍聽到許褚之名都感到畏懼。

許諸也正是憑藉這樣的名聲，後來一投靠曹操就得道重用，從此在歷史上博得了虎痴的赫赫威名。

但要是在和平年代，許諸也只不過是譙縣的一個莽夫罷了，又如何會成為英雄呢？

最後說黃巾軍。

東漢末年，漢朝賣官鬻爵成風，有錢人花了錢買官，上任之後自然要十倍、百倍的收回來。所有的成本都轉嫁給了老百姓，自然民不聊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以醫者仁心的形象深入民間，打著治世救民的旗號準備起義。

但凡能跟隨黃巾軍起義造反的百姓，大都是活不下去才逼迫走上這一條道路的。

不論是黃巾賊還是後來的黑山賊、白波賊，其實大部分都是老百姓，要是百姓能活下去誰會造反呢？

所以說，歷史上但凡有英雄湧現的時代都是老百姓逼不得已揭竿而起的亂世。

秦朝末年，群雄逐鹿；東漢末年，群雄並起；隋朝末年，豪傑如雨……這些英雄豪傑輩出年代的後面，可以說都是普通百姓的血淚啊。

我們要銘記歷史，銘記英雄，保持國家的發展，這樣我們才不會再次陷入紛亂之中，老百姓要求的很簡單：寧為盛世犬，不為亂世人。

歷朝歷代人都一樣，中國從來不缺聰明人。看明清八股取士，人如過江魚鯽，其中應試人才車載斗量即可看出，世無伯樂，但多千里馬。

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一個世間趨向什麼，崇尚什麼。什麼讓人尊敬。可讓人獲得自己所要一切，人們就會往那個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縱不能人人達成目標，成為英雄，獲得自己想要一切，但出幾個人才卻肯定是會有的。

同樣以戰國春秋七百年，人口兩三千萬，無數代，漢末三華人口五六千萬，時間持續上下百年出現千，百，萬個人才也很正常。

不過是這個時代需要謀士，梟雄武將，也只有謀士，武將，梟雄才適應這個時代，能在這個時代生活更好，其它了為了生存，為了過得更好，不得不向這方面努力，最終在千百萬人之中脫穎而出吧了。

人生萬向，如壩提中洪水可向任何方向，前進，施加，以圖釋放，當你開一個口其都會向這個方向全部湧來。

秦漢之耕戰制度，隋唐之後之科舉，現在之重商莫不如此，造就一個個大佬，鉅子。

故我認為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