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歧視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系統性問題，短期內改變不了。

從歷史上來看，早在1619年，非洲黑人就來到美州大陸。剛開始的時候，在這塊英國的北美殖民地上，充當英國殖民者的契約僕人的是較為貧窮的歐洲白人。但後來隨著殖民地不斷開拓，對勞動力的要求快速增長，英國殖民者發現這些從非洲來的勞動力，體力好又聽話還便宜，漸漸地，就開始系統性地販賣人口：把非洲的人口源源不斷地運到殖民地，奴隸制慢慢形成，並迅速蔓延至北美殖民地。

據歷史學家估計，僅在18世紀就有600萬至700萬被奴役的非洲黑人被引進到新大陸，剝奪了非洲大陸最寶貴的資源——最健康、最有能力的男女。

1831 年 8 月，出生於弗吉尼亞州南安普敦縣的一個小種植園的奴隸納特·特納領導了美國曆史上唯一有效的奴隸叛亂。雖然叛亂最後以失敗後納特·特納被處以絞刑告終，但這次奴隸叛亂將恐懼帶入了南方白人的心裡。

南方農場主對黑人的鎮壓加強了北方各州的反奴隸制情緒，南北方矛盾加劇，導致美國內戰。

1863年元旦林肯頒佈《解放宣言》宣佈解放黑奴，允許黑人參加北方軍隊，之後又頒佈“宅地法”，允許所有美華人得到西部的土地。

最後，內戰以北方聯邦軍獲勝告終，1865年底透過的第13修正案正式廢除了奴隸制。但是，林肯只是廢除了南方叛亂諸州的奴隸制，這些黑人雖然被解放了，但是仍受到多方面的歧視和種植場主的剝削，並沒有獲得和白人一樣的權利。

經過努力，後來黑人的權益進一步的提高：1870年透過的第15修正案保證，公民的投票權不會因種族、膚色或先前奴役條件而被剝奪。

1896年，白人至上反撲，"吉姆·克勞"(Jim Crow)法出臺

隨著南方重建接近尾聲，白人至上主義勢力再次抬頭，南部各州立法機構開始頒佈第一部種族隔離法，即"吉姆·克勞"(Jim Crow)法。名字取自一位經常把臉塗黑表演小品的白人演員，這個名字明顯帶有貶義。

根據這部法律，大多數南部各州都制定了法律不僅要求黑人和白人上的學校要分開，到了1900年，"有色人種"必須在火車車廂和車站、酒店、劇院、餐館、理髮店和其他場所與白人分開。

1896年5月18日，美國最高法院對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作出判決，以8比1的多數，法院支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項法律，該法律要求對鐵路車廂的乘客進行隔離。

這次判決是對非裔美華人享有完全和平等公民身份含義的第一次重大考驗。

最高法院聲稱，只要向兩個群體提供合理的平等條件，就不能算作違反平等保護條款，因此確立了"分開但平等"的理論，該理論隨後被用於評估種族隔離法的合憲性。

該案一直被認為是民權案件中壓倒一切的司法先例，直到1954年，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的判決推翻了這一先例。

司法先例，就是說對於同類案件，高階法院做的判決，下級法院照抄就行了。高階法院怎麼判，下級法院也怎麼判。

無疑，這是對非裔美華人爭取真正平等權利的一次打擊和倒退。

進入到20世紀，許多非裔美華人開始意識到透過自我改善，特別是透過教育，是逃避他們遭受侮辱的最大機會。許多黑人積極地接受工業或職業培訓，擁有一技之長。

二戰中的美國黑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非裔美華人準備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所稱的"四項自由"——言論自由、禮拜自由、免於匱有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戰，即使他們自己在國內缺乏這些自由。

戰爭期間，超過300萬黑人登記服役，其中約50萬人被派往海外參戰。

即便在戰時，黑人和白人官兵也被組織成單獨的單位，為此黑人軍人相當沮喪，對於他們來說，他們要爭取取得兩場戰爭的勝利：打擊種族主義和抗擊法西斯。

1954年5月17日，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

1954年5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在Brown訴教育委員會一案的判決中作出一致裁決，認為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反了第14修正案關於平等保護美國憲法法律的任務。

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推翻了法院在Plessy訴Ferguson（1896年）中確立的"隔離但平等"原則。

在歷經58年後，此項法律觀念才被推翻，而一連串的非裔美華人民權運動才正式開始。

在布朗的裁決中，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有句名言："分開的教育設施本質上是不平等的“。

雖然高法的裁決具體適用於公立學校，但它暗示其他隔離設施也違憲，從而實行《吉姆·克勞》法律的美國南方激起了嚴重的抵制，判決也很難執行，甚至需要聯邦政府的干預才行。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高峰是在1963年8月，馬丁·路德·金博士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館前廣場聚集了二十五萬名群眾，並發表他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這次集會所產生的輿論壓力，終於迫使國會在翌年透過民權法案，宣佈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為非法，成為美國民權運動史的關鍵事件。

百年前林肯雖解放了黑奴，但黑人平等的公民權在南方卻從未獲落實，直到金博士領導民權運動才獲得成功，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興起，那一年，約翰·肯尼迪將新的民權立法作為總統競選綱領的一部分;他贏得了70%以上的非裔美華人選票。1963年11月，肯尼迪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遇刺身亡時，國會正在辯論他的民權改革法案。1964年6月，美國曆史上支援種族平等的最深遠的立法法案——《民權法案》在林登·約翰遜（以前並不以支援民權著稱）和羅伯特·肯尼迪的推動下，獲得國會透過。金博士也因此獲頒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

不幸的是，1968年4月4日，金博士在田納西州孟菲斯被射殺身亡，當時正籌劃帶領一群同志參與該市的罷工活動。非裔美華人民權運動亦算是在該年告一段落。

在民權運動最初幾年的狂潮之後，許多非裔美華人的憤怒和沮喪情緒日益高漲，他們清楚地看到，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實現真正的平等，仍然未能實現。

大概是400年來，“奴隸制”、“種族歧視”、“隔離但平等”、“平權法案”等等一系列看似進步但著實漫長的平權過程，把美國黑人和白人的心態都固化了。

便是在21世紀的今天，每次被高度報道的非裔美華人在警方羈押期間死亡都會引發抗議，比如2014年，43歲的黑人煙販迦納在紐約斯塔滕島一家便利店外賣煙，紐約警察懷疑他出售沒有納稅的香菸，試圖對他實施逮捕，迦納拒絕就範。潘塔萊奧從身後勒住迦納脖子，最終導致迦納死亡。但抗議活動絕大多數是在黑人社群。

而上週末在紐約進行的調查統計中，白人抗議者佔61%；在華盛頓特區的抗議者中，白人佔65%。週日在洛杉磯，53%的抗議者是白人。

首先，那段長達9分鐘的影片，顯示明尼阿波里斯的一名白人警察拒絕將膝蓋從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移開，導致非裔男子當即死亡。這段影片震驚了幾乎所有美華人。特別是在美華人對種族的態度已經整體多少發生了變化的今天，尤其是白人自由派人士。

大多數美國白人同情類似“惡棍霸凌受害者”故事，就像弗洛伊德死亡的影片展示的那樣，但對更抽象的虐待和歧視，白人的同情率要低得多，比如把黑人社群裡的公交車站潑灑屎糞。

美國白人或許正在經歷一波自我反省的浪潮，他們購買有關種族主義的書籍，與黑人朋友交談，在自己的家庭中爭論。

不過，這其中有多少轉化為更廣泛的變化——種族歧視的消除——還有待觀察。

往往遊行結束後，所有站在抗議前線的白人都回到了他們的白人社群，回到了白人佔絕大多數、條件更好的學校。白人可以和黑人一起抗議，但不與他們生活在一起。

當然黑人更是自覺地回到自己的社群，哪是白人活動的地方，哪是黑人活動的地方，黑人心裡門兒清，也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甚至，倒垃圾時，如果白人黑人社群隔著一條街的話，黑人也不過穿過這條街，把垃圾倒到白人社群的垃圾箱裡。

所以，這一次，儘管人們真的很想要那種進步的說法，但它還不存在。

雖然大的進步並不存在，但必須承認，轉變還是有的。美國白人的種族態度一直在轉變。布朗大學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年來，白人自由主義者（民主黨居多）對黑人的看法突然發生了急劇轉變，變得更加同情他們。

種族群體往往對自己的群體感到最溫暖。白人喜歡白人，黑人喜歡黑人。但到2018年，白人自由主義者對黑人、拉美人和亞洲人的看法比對白人更積極。

收集到遊行者資料的研究人員發現，參加遊行的人絕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者年齡在34歲以下，82%的白人抗議者有大學學歷，67%的黑人抗議者有大學學歷。

可見，年輕一代的美華人比前幾代人在種族上更加多樣化，而且往往對種族有不同的看法。

其次，反對特朗普總統似乎是另一個強有力的驅動因素去參加遊行示威。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5%的白人認為特朗普是他們參加抗議的動機，而只有32%的黑人這麼認為。

白人以往最有可能參加的遊行是為女性爭取權益，然而現在，在爭取種族公平遊行的群體中，白人參與的可能性僅次於亞洲人。

“我對特朗普的憤怒是如此強烈，”56歲的白人塔尼婭霍爾茨普爾週六在華盛頓特區的I街走在人群中說。她說，自從他當選以來，她感到“義憤填膺”，而遊行就是這種能量的傳遞。“我不能只是坐在家裡，”她表示。

哈佛大學和康涅狄格大學的研究人員稱，自2017年以來，多達2700萬人參加了反對特朗普的抗議活動，約佔美華人口的8%。“消除種族不公、反對警察暴行”加上“阻止特朗普連任”，使得抗議活動既是一種道德上的需要，也是“擴大自己地盤”的一種方式。

特朗普政府的表現越來越糟糕，從美國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現來看，其能力不容樂觀。再看看特朗普政府是怎麼處理美國與東亞盟友之間關係的，比如與日韓的關係，那是相當的笨拙。特朗普政府在聯眾制衡中國方面做得非常糟糕，這對中國而言當然是好訊息。

美國曾經有極強的軟實力，曾經非常善於使用外交工具爭取盟友以及與它們合作，如今特朗普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很差。所以美國民眾特別是自由派白人把特朗普選下去的動機非常強烈。

最後，冠狀病毒大流行已經讓數百萬美華人——包括大學生——困在家裡，渴望與人接觸，結果就是成千上萬的美國白人走上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