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歷史不能假設。其次，年羹堯也低調不了。因為作為在西北統兵的將軍，想要在那麼險惡的環境中奪取勝利，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試問歷朝歷代，哪個戰功卓著的將軍是低調的？再說，如果論高調，在《雍正王朝》當中，胤禛自己就是最高調，最不怕得罪人的。

不過，如果年羹堯能恪守臣道，堅定的推行雍正在西北“火耗歸公”的國策，那麼即便他繼續高調，相信也能獲得善終。這一點看看李衛和田文鏡就明白了。李衛在《雍正王朝》當中最初不過是潛邸的一個奴才，最終卻成為了封疆大吏，首先是因為其對胤禛忠心耿耿。無論多難，永遠將執行後者的國策作為第一要務；其次也是因為其心地純良。他在江蘇巡撫任上，因推行新政得罪了不少人。但最後還是升任兩江總督。至於田文鏡，則首先心懷百姓，只要是有利於國家社稷，即使得罪再多的人也不怕。比如他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時候，不僅遭到了全山西讀書人的抵制，甚至也遭到了朝廷中清流派的彈劾。但最後雍正非但沒有處罰他，反而還派時為寶親王的弘曆去為他善後。甚至不惜為了田文鏡罷免了直隸總督李紱。這就說明，高調做事並不是罪狀，關鍵是要能盡心辦事。

綜上所述，年羹堯必死的原因不在於其高調為人，也不在於驕縱。關鍵在於其在取得西北大捷之後，不能夠繼續恪盡臣道，幫助雍正皇帝治理好西北。正所謂“建功易，守功難”。況且西北安定的局面，是清朝初期歷經康熙，雍正兩朝幾十年，傾全國之力才換來的。如果因為年羹堯不能推行新政而出現變局，那絕對是雍正皇帝所不能接受的。

我看年羹堯只要低調點，應該不會有殺身之禍！看看李衛，鄔思道的結局，可以知道雍正不是鳥盡弓藏的人。另外，青海的戰事也僅僅是告一段落，雍正需要年羹堯為他平外患，並威懾朝內反對派。同時，雍正是極要臉面的人，年羹堯不是粘杆處的小卒子，殺自己的寵臣是很傷皇帝的臉面和威嚴的。還有就是，雍正看似兇狠，在殺人上他還是很慎重的，看看乾隆殺了多少大臣就知道了。年羹堯只要善自收斂，一顆忠心事主，應該不會有大禍。

害死年羹堯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雍正，就是年低調行事，雍正早晚也要害死年羹堯，為什麼這麼說呢，在出任大將軍一事上，雍正並不聰明？雍正利用年以確立自己在整個朝廷不可侵犯的地位，因為雍正的改革代表的是底層社會的小農利益，採取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客觀講這樣的做法會遭到朝廷內部大多數人員的反對，而這其中就包括年羹堯的一幫子人。所以雍正的盤算是借年立威，對朝廷的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然而沒想到的是年把當今的皇上認為了還是當初的四爺，反而給當著眾人的面給自己立了個威，這就讓雍正很不爽，你畢竟是個漢人，怎麼可能在滿人跟前如此放肆呢。口說無滿漢之分，其實越這麼說越大。所以君臣的嫌隙最終因為各方代表的利益不同而最終走向了悲劇的一面。總的看來雍正所做的一切是沒有錯，這個錯就錯在這個體制的建立不是雍正所能改變的，利益的較量應該是博弈，平衡，妥協，談判。但對專制體制下這些東西毫無用處，所以無論雍正如何挖空心思，百年之後清王朝依舊還是走向了破滅。

年羹堯的死並不是因為他驕縱，也不因為他高調，而且因為雍正失去了對他的控制。

年羹堯領兵在外，掌握著清朝最精銳的部隊，軍權在握。

透過年選，年羹堯將西北大部分官員換成了自己人，西北政權也有了。

年羹堯遲遲不出兵，而錢糧又不斷從全國匯聚到了西北軍營，使得西北糧草充分，兵強馬壯。

有兵，有糧，有權。這樣一來年羹堯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西北王了，一但造反，年羹堯將成為下一個安祿山，雍正將成為第二個唐玄宗。

但是到了此時，雍正還沒有殺掉年羹堯的打算，直到年羹堯將孫嘉誠殺掉。要知道，孫嘉城就是雍正派去的監軍，相當於欽差大臣，代表的是皇帝。將皇帝派去的監軍殺了，那就是和皇帝徹底決裂了。到了此時，年羹堯必死無疑了。

古代手握天下兵馬大權的有幾個善終的；韓信、岳飛，藍玉………，不能殺要麼時機不對，要是皇帝實力不夠；好比郭子儀，曾國藩

雍王府潛邸時期的奴才，年羹堯和李衛都成了新朝的肱骨大臣，李衛被派到兩江整頓鹽務充盈國庫，年羹堯則諳熟陝甘軍務成為平定西北的大將軍，沒有人看好的冷麵王成為了皇上，他的奴才都得道昇天了。

胤禛第一次對年羹堯產生影響是江夏滅門案，年羹堯奉十四爺的指令抓捕江蘇鹽道任伯年，任伯年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早年擔任吏部主事的時候收集了百官的犯罪證據彙編成《百官行述》，太子胤衽和八爺胤祀都注意到這本可以掌控百官的證據，胤禛為了穩定政局希望拿到《百官行述》妥善處理，年羹堯受命到江夏鎮尋找任伯年寄存這些罪證的北京當鋪當票。年羹堯收繳到當票後，竟然謀圖任伯年富可敵國的財產命令所屬的官兵屠殺了江夏鎮老幼婦孺。

年羹堯的暴行讓八爺黨和太子黨及胤禛都感到不滿，但是出於自身利益考量，胤禛不得不周旋兄弟和朝廷內外撫平江夏案。年羹堯此後成為胤禛核心圈層，江南賑災，收繳國庫欠款，胤禛從郡王晉升親王，年羹堯從杭州將軍躍升四川巡撫，後康熙遴選皇子御駕親征西北叛亂，胤禛認為自己成為大將軍王無望從而接受鄔思道的建議讓年羹堯成為陝甘總督，西北用兵打的是後勤軍餉保障而陝甘總督負責這些事情，同時鄔思道建議李衛擔任陝甘布政使掌握賦稅，李衛擔任河南巡撫，這樣的人事安排對大將軍王胤禩形成包圍圈。年羹堯又被李衛和田文鏡牽制，鄔思道認為年羹堯是一個首鼠兩端的人，胤禛認可這個評價。

江夏鎮慘案與西北用兵牽制胤禩，這兩個事件充分反映胤禛對年羹堯深層次不信任。胤禛繼位後實行一系列的新政，攤丁入畝，火耗歸公，改土歸流，士紳一體當兵納糧等政策充實了國庫，蕩清吏治，李衛和田文鏡都發揮巨大作用，唯有靠軍功出身的年羹堯在等機會，這個機會很快就到來了，從康熙征伐準葛爾開始西北從來就沒有實現真正和平，延續到雍正時期愈演愈烈，一度準葛爾叛軍威脅到了京師，這種外部危機引發了政局動盪不安，胤祀一黨假借八大鐵帽子王進京議事企圖逼宮政變，胤禛不得不選派自己心腹干將平定西北穩定政局，老十四胤祥需要留在身邊襄助朝政，只有年羹堯可以委以重任，儘管自己同父同母的兄弟胤禩更有經驗，可是他與胤祀同流合汙。

年羹堯憑藉西北用兵軍功，一躍成為朝廷第一功臣，雍正曾親口對他說：年羹堯是他的恩人，年羹堯是大清恩人，他與他子子孫孫都會牢記年羹堯恩情。年羹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夜看盡長安花，權力的膨脹造成功高蓋主的影響力，胤祀一黨更是利用御史言官看不起武夫的價值觀慫恿言官們彈劾年羹堯，正所謂三人成虎加上胤禛內心深層次多疑性格，於是十八道聖旨將一等公大將軍年羹堯貶為杭州看護城牆兵丁，飛鳥盡，良弓藏，年羹堯最終死於君王權術之中。

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無論是君王還是臣子，在風雲變幻的朝局和政局之中上演著無間道，年羹堯作為一個大將軍令行禁止需要果敢和將威，他功成名就後回到文官體制中無法融入其中，作為御史言官孫嘉淦可以聞風奏事彈劾百官，年羹堯瞧不起這些刀筆文官靠誣陷別人來升官發財，他自然無法謙和恭敬與翰林們擺龍門陣。對於李衛和田文鏡來說，年羹堯是主子面前的紅人，唯女子和小人難養也，他們嫉妒之心難免，以至於胤禛對年羹堯懷疑的時候，李衛說出了民彥(帝出三江口，嘉湖做戰場)。年羹堯無論如何夾起尾巴做人都無法解脫，胤祀一黨都是胤禛親兄弟也落得發配蠻荒除宗籍下場，何況是自己潛邸時期奴才呢？

我感覺這要年低調行事，就能避免，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事發生，主要有如下幾點可以證明:

一:雍正問張廷玉，難道他（年羹堯）非死不可嗎？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雍正不想殺年羹堯。

二:李衛準備去甘肅，奉旨賜年羹堯自盡，在和老婆翠的對話，

李:準備一下，我去趟甘肅。

翠:去甘肅做什麼?

李:主子有令，賜年羹堯死罪。

翠:為什麼非要這樣，你能不能向主子求求情。

李:婦人之見，要是換做別人，十條命都沒了。

三:在年羹堯平定青海，進京受封是，雍正讓跟隨年羹堯進京受封的將軍卸甲，年羹堯有說出了，只知軍令，不知皇上，隨後和年羹堯一起吃飯，雍正把隨身的手珠給了年羹堯，（手珠是康熙給雍正的）意思是告訴他低調一點，不要持功自傲，可惜年沒懂其意思。

《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堯如果低調行事、不居功自傲，還是有很大的可能獲得善終的。

在說年羹堯之前，先來看看《雍正王朝》中雍正的另外一個親信——李衛。劇中的李衛是小叫花子出身，在揚州為雍正所救，到府上當了奴才，先是在揚州帶著災民鬧事，在江夏鎮制服刺客保護了雍正，隨後又化裝成山西商人騙當這才讓雍正奪取了《百官行述》，但是李衛從來沒有提起過任何功勞，反而是一直忠心耿耿，以至於後面的劇情中身為四品糧道，到了巷子口都要下轎步行入府，當上兩江總督後也對雍正畢恭畢敬，一口一個主子的叫，因而，李衛得到了雍正的絕對信任與萬般的寵愛。

其實年羹堯也是一樣，年羹堯是雍正的寵臣，更是雍正眼中的功臣，先是在西北控制了局勢、搶奪了十四爺的兵權，為雍正登基立下大功，隨後有帶兵在西北平叛成功，保證了雍正皇位的穩固，就連雍正都說年羹堯是自己的“恩人”。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年羹堯能夠保持現狀，即便有一些問題和毛病，雍正必然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予以容忍，畢竟一方面，年羹堯是自己的多年培養出來的人，於心不忍，另一方面，朝堂之上能讓自己信任，能為自己所用的人少之又少，年羹堯這個從府邸出來的奴才才會顯得格外珍貴。而年羹堯卻是自己“作死”似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戰皇權，居功自傲，不僅是得罪了雍正，也得罪了天下人，也因此非死不可。

為了能控制年羹堯，雍正採取了兩個辦法：

其一，娶了年羹堯的妹妹年秋月，這樣讓年羹堯與自己的利益綁在一起。

其二，就是派人監視住年羹堯，監控年羹堯的行為。第一次是派了李衛，李衛很好的完成了任務，但是雍正登基後正是用人之際，不得不將李衛調走；第二次就是派去的十名侍衛，而這十名侍衛一進軍營就被年羹堯恩威並施的拿下，瞬間失去了作用；第三次就是安排孫嘉誠，當然，孫嘉誠並不是刻意的監視年羹堯，而是代表雍正去推行新政，匡正年羹堯在西北執政時的弊政，而年羹堯不僅處處反對，最後還把孫嘉誠給殺了。

正是孫嘉誠的死，讓雍正看到了年羹堯不僅僅是居功自傲的問題，還有目無君主、不服朝廷管束，這恰恰是觸動了皇權的行為，這也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這也成為了劇中一步步下放年羹堯，最後賜死年羹堯的原因。

西北打完勝仗之後，如果年羹堯就此低調行事，認真落實雍正的旨意，並且積極配合孫嘉誠，年羹堯獲得善終，可以說是必然的。但是，年羹堯選擇了服從，那就意味著接受了雍正的管束，而雍正也不可能像之前一樣，賦予年羹堯如此大的權力，甚至可以收年羹堯是用權勢換取了自己的安穩。

首先，作為臣子，手中權力過大必然引起君主的懷疑，即便雍正說年羹堯是“恩人”，即便雍正想和年羹堯做“古今君臣的典範”，但是依然不能讓擁有如此龐大權勢和勢力的年羹堯存在與朝堂，因為這樣存在的本身就是對於皇權的威脅。

其次，年羹堯當年屠滅江夏鎮，私吞江夏鎮財產，已經讓雍正對於年羹堯有了防範之心，這也讓雍正容不得年羹堯掌握如此大的權力。

再次，雍正皇位剛剛穩定，新政剛剛開始推行，而此時的年羹堯對於新政的態度、對與曾經舉薦過自己的八爺、十四爺等態度都不清楚，因而，也不會像對李衛和田文鏡一樣，給予百分百的信任，畢竟，雍正一直是肯定年羹堯的能力，但是並不肯定年羹堯的人品。

所以即便是年羹堯低調行事，可以獲得善終，但是絕對不會權傾朝野或者只把一方，而是用高官厚祿、榮華富貴換取了雍正的放心，以及最後的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