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此。現代非也。

隋明帝楊廣，詩作境界博大，手筆宏開，高屋建瓴，氣象不凡。宋代的蘇軾、王安石，詩寫得好，官也做得大。唐代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作成絕代風華，而仕途失意，政治上落寞。人各有志，志趣各有偏重，古來詩、政兼得者不多。落差最大的還是屈原，曾官至高位，終落得浪跡汨羅，懷石投江，唯留《離騷》唱千古。

豪氣干雲，詩驚天地，李白詩云：“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下筆如有神，詩成唱千秋，而聖代成飲者，白髮弄扁舟……政治手段與文學藝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很難柔和在一起。

立言，立德，立信，古來士人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理想很豐滿，現實很殘酷，從古及今，實現“三立”者，寥若晨星。學而優不一定成仕，還有可能成為流浪詩人。詩人在世不得志，既有自己的政治思維導圖的問題，也有伯樂不常有的問題。山高為峰，而學高不一定為師，身正也不一定為範，盛世也不一定沒有隱者。學有所成，現實生活中鬱郁不得志，夢中卻可以仗劍走天涯，思緒翻飛，遠接千秋，奇思妙想化詩雨，千古絕唱唱千古……

詩寫得好與官做得大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絡。在科舉時代特別是唐代，詩寫得好可以說是進入仕途的一塊敲門磚。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另外它還和人生際遇環境機會為人處事等諸多方面都有關係，不是僅僅一個方面所能決定的。象李白就因過於高傲而不為朝廷所用，杜甫是因安史之亂搞得顛沛流離不得施展抱負。不過有句話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們雖沒做大官，但他們的名氣也足以彌補了他們的不足。

這要看詩人所處的社會和時代背景。

李白、杜甫的詩寫得好，官也做得不錯，可摔得也慘。誰叫李白不能"摧眉折腰示權貴"，誰叫杜甫自個泥菩薩還願"天下寒士俱歡顏"。你身為朝廷命官，卻不仰皇上鼻息，為統冶者服務，被貶謫，活該。

話說紀曉嵐，詩寫得好官也做得大。他不光有付銅牙鐵嘴，還有一顆善於揣摸皇上意圖的心，所以他能八面玲瓏，左右逢源，官至上品。當然這些都是封建社會的文人儒士，現在就不同了，詩寫得好的卻做不了官，做了高官的有一張金牌文憑，但不定寫得出詩來，甚至連讀都不會，相比李白杜甫等人，他們的命太好了。

謝邀。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因為人生下來的稟性不同、生活的環境不同，其性格的構成有許多複雜的影響因素，換句話說就是“本性難移”。這種本性，大多來自遺傳因素。比如，唐代詩人李白，是古今名人。以他詩才和功力，為世人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但他由於放蕩不羈、持才倨傲，卻沒有在官場混得風生水起，只弄得一生不仕，仍為庶民。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詩人又不是職業，詩人和做官又沒有必然關係！

有些詩人詩寫得好，官做得大，比如賀知章、王安石、晏殊等人，但大部分詩人仕途是不得志的，比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

詩寫得好，官做得大的一般是比較懂政治，適合官場生態，當然也有一部分運氣的成分；

一直不得志的詩人一般是恃才傲物，特立獨行，不適合官場的生態；

古代著名詩人除少數人仕途順暢外，大都是終生潦倒，貧病交加。如詩仙李白曾為唐玄宗召為翰林，但是得不到重用，僅僅是御用文人而已；後來又因為捲入永王李麟的皇權之爭中，而被流放。杜甫最大的官僅是工部檢校員外郎，就是現在的報紙文字編輯，連家庭生活的溫飽都解決不了，又趕上兵荒馬亂的年代，終生窮困潦倒，兒子餓死，最後在貧病中死去。

這由杜甫念懷李白，感慨文人坎坷命運的詩中可見一斑。

天末懷李白

（杜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意思是說:

涼風颼颼地從天邊颳起，你的心境怎樣呢？令我惦念不已。

我的書信不知何時你能收到？只恐江湖險惡，秋水多風浪。

創作詩文最忌諱坦蕩的命途，奸佞小人最希望好人犯錯誤。

你與沉冤的屈子同命運，應投詩於汨羅江訴說你的冤屈與不平。

詩中說:“創作詩文最忌諱的是坦蕩的命途”，這句話說到點子上。古代士大夫階層，掌握著政治權利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十年寒窗苦讀，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是暮登天子堂，美其名曰修身、治國、平天下，實為獲取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

在這個選拔過程中，總會有人選上有人選不上，選上的成為官僚體系中的一員，整日混跡在爾虞我詐的官場中，在公務員的生活中忙碌，他們哪有時間和精力去寫詩、寫好詩。有的文人由於性格耿直，不會溜鬚拍馬那一套，即使被選上，他們的仕途也是不會平坦的，大都會遭到排擠打擊，或被貶、或冤獄而死。

反過來說，他們的坎坷仕途，又使他們有機會接觸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有機會領略大自然山川風物、風土人情，這無形中給詩人以啟發、靈感，激發出詩人的創作活力和生命力。

當然也有一些著名詩人，仕途平坦，詩歌也出眾。如賀知章就是這樣的詩人，他在官場上沒有遭受多少排擠打擊，快快樂樂做了一些事，位置和名望兼備。他仕途由乙未科狀元做起，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後接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改授工部侍郎。後又遷秘書監。死後還落個禮部尚書噹噹。

這老兄的處事法寶就是“裝”，也就是鄭板橋所說的“難得糊塗”，把知識分子的清高、鋒芒都隱藏在酒中，所以在“飲中八仙”之中留下大名。這由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可見一斑。

在酒的掩護下，正事辦的也不錯。他的詩引領唐詩的發展，起到“一花引來萬花開”的巨大效應。他不但詩寫的好，而且書法也很棒，他的草書也是書法藝術的珍品。他雖然混跡官場，但並沒有和姦佞小人同流合汙，在醉中保持詩人的清醒。最後以道士的身份逃離官場。

著名邊塞詩人高適是人生逆襲的典範。高適的成名之路走得異常艱難。他雖然出生在官宦之家，但是他出生時家道已經敗落，非常貧窮。二十歲參加科考，名落孫山。《河嶽英靈集》中說是由於高適瞧不起常規科舉考試，不喜歡誦讀經史，文走偏鋒所至。

高適從此遊歷於梁（開封）、宋（河南商丘）之間。“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裡，鑿井盧門邊。”是他困頓生活的寫照。他先後經歷了遊走長安未果、投軍邊塞不成的尷尬處境，最後又重走科舉入仕之路。可是幾次考試都不中，主要是楊國忠和李林甫弄權之故，最後的一場考試竟然沒有一個舉子被錄取。這裡就有杜甫、高適、元結等一批名聞後世的詩人。

一連串的人生挫折，使高適異常悲慨憤懣，在送同樣不得志的琴師董庭蘭離開長安時，他寫下了流傳千古的著名詩篇《別董大二首》，詩中寫道:“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慷慨激昂的詩篇，是寫給董庭蘭的，何嘗不是說給他自己的呢？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詩名遠播的高適得到了當時名相張九齡的弟弟、宋州刺史張九皋的賞識，在他的推薦下參加了科舉考試，終於中第，授了個地方小官。此時已是天寶八年，高適年近五十歲。他的官職只有九品，比芝麻官還小一節。更受不了的是“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梨庶令人悲。”最終辭掉千辛萬苦得來的小官。

高適的命運在天寶十一年發生轉機，時任隴右節度使，唐名將哥舒翰看中了他，邀請他加入幕府。從此投筆從戎。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下詔哥舒翰討伐叛軍，命高適輔佐哥舒翰。在楊國忠的慫恿下逼著哥舒翰出關迎敵，結果哥舒翰兵敗被俘，變節投敵。

身在亂軍中的高適冒死抄小路星夜兼程，追上逃難路上的唐玄宗。向唐玄宗訴說了哥舒翰的忠義，監軍的腐敗，以及楊國忠的誤國。唐玄宗此時非常認同他的觀點，擢升他為諫議大夫。後來永王李璘叛亂，唐肅宗聽了高適的勸諫，讓高適兼任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主持平定江淮叛亂，永王很快兵敗被殺。

高適的功勞，受到唐肅宗的重用，可是由於他的耿直性格，受到權臣李輔國的排擠，被降職。乾元二年，蜀中大亂，花甲之年的高適被重新任用為蜀州刺史，後又轉任彭州刺史，平定了叛亂，穩定了四川局勢。廣德元年，唐代宗繼位，讓高適任劍南節度使。吐蕃王朝犯境，高適率兵頑強抵抗，終因實力懸殊，陷落三個州，朝廷很客觀地看待此事，沒有追究他失利的責任，高適奉詔回朝，進封渤海縣侯，實現他封侯的人生理想。

同樣的時代，李白、杜甫、高適等詩人命運不同，一個永王叛亂決定了李白的流放和高適的升遷，是命運弄人還是性格使然呢？高適的逆襲完全是他的忠勇堅持促成的，他也是性格耿直的詩人。

詩作得不見得他就做官，或官做得大，歷朝歷代都有詩作得好，官越來越小，這看頂頭上司，重用不重用他，是決定的因素。

《自由體詩》

——（詩人與官，詩人做官，詩人荒唐）

詩是詩來官是官，各有妙術各自香。

詩才再大終為小，官才再小管一方。

詩通靈性得妙語，官通靈性做高官。

官高他有官術在，詩人當官屁常放。

詩人做官又好比，常自認為比人強。

罪侵三位有司後，還將形骸傲向上。

有心天下卻無術，狂言亂語令人煩。

語無倫次多被貶，牢騷太盛擊天穿。

更有侫人獻讒語，罪名件件不可翻。

皇上不喜瘋癲客，不治其死恩已寬。

自古詩人皆如此，無才夢想當大官。

這個問題主要談詩人做官，因為唐朝是詩極度興盛的時期，那我試著從唐朝幾位大詩人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肯定的是那些著名的大詩人都有才能，都有為官的潛質，甚至為高官的潛質，那為什麼他們的際遇卻迥然不同——有些做了高官，有些卻被逐出都城，下面我透過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來分析一下。

首先要知道唐朝為官的通道:科舉（憑真才實學）、薦舉（達官顯貴之後）。

1.機會。

李白是商人之後，而且李白曾經因鬥雞遊戲舉劍傷過人，算是罪人。唐朝有規定罪人、商人之後不能參加科舉，等於沒有機會。

杜甫雖是達官顯貴之後，其祖父當過丞相，但那批人已經不在朝綱裡，所以沒機會被舉薦。杜甫參加過科舉，只不過正逢李林甫擋道，一句“野無遺賢”葬送了當時參加科舉眾人的前途，也等於沒有機會。

王維出身不顯貴，但在開元十九年透過狀元及第走上仕途，一路做官不小。

白居易出身一般，但自幼就寫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千古名句，自然能透過科舉走上仕途。而且中榜後還寫了“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說明白居易少年得志，也一路做到高官。

以上四人是不折不扣的大詩人，卻因為“機會”而導致命運不同。

2.把握機會。

李白透過詩文才氣得到當時文人墨客的誇讚，並獲得了被舉薦的機會，而且做了“翰林”，但當他得知翰林是逗“後宮諸人”開心的，他那種“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壯志無處施展，於是從此借酒消愁。杜甫曾寫“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子曰塵是酒中仙。”李白自己也用“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來自嘲。最後由鬱郁不得志到離開長安。

杜甫同樣憑藉詩文才氣得到被舉薦的機會，做了個八品的左拾遺，但他急於實現自己“致君饒舜上”的人生報復，於是時不時給皇帝上書，告訴皇帝該怎樣？並直指國家黑暗面，替百姓發聲，結果引起皇帝反感，最後被逐出朝廷。

王維參禪悟理，學莊通道，深諳官場之術，一路順風順水，雖然受安史之亂影響，但也沒多大波瀾。

白居易憑藉真材實料透過層層選拔，一路過關斬將，最後成為朝廷的重要諫官。

以上四位大詩人都曾為官，但李白和杜甫最終卻離開長安，並再無被啟用，可見“把握”機會也同樣重要。李白傲慢的性格，杜甫心懷黎民的性格使他倆的仕途夭折了，這恐怕就是性格決定命運最好的例子吧？

最後，機會姑且算是“客觀的”，但把握機會絕對是主觀的。所以不管多大詩人，多大才氣，拋開客觀的不說，命運是風生水起還是被捉弄，實際上是自己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