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尊孔子和儒家。鄙棄法家。

因為儒家與法家處處爭鋒相對，水火不容。

一、法家提倡尚奸，即選拔重用奸惡之人。《商君書》有曰：以善民治奸民，國削至亂。以奸民治善民，國治至強。

尚奸必出惡政：愚民、辱民、弱民、疲民、貧民、虐民。

愚民——商鞅謂之：民愚則易治。

弱民——商鞅謂之：國強民弱，國弱民強，治國之道，首在弱民。

貧民——使人民家無積粟。民有餘食，則逸於歲。

虐民——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以奸治民，則民親制。重刑輕賞，則民愛上。

而儒家則主張尚賢，即選拔重用賢德之人。智民、尊民、強民、逸民、富民。

智民——孔子謂之：君子振民育德。

尊民——孔子謂之：使民以承大祭。

強民——人民可有兵器。

富民——孔子稱：若能執政衛國，對其民先富之，再教之。

逸民——使民以時。徭役歲不過三日。

二、法家讓人民做狗奴才。韓非子謂之：從主之法，順主之為，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寡聞從令。

韓非子還提出了三綱理論：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韓非子甚至提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主而誅臣，焉有過！

而儒家認為，把人民當奴才的君主，必須誅殺。孔子謂之湯武革命，孟子謂之，湯武誅獨夫。

三、法治與人治。

法律提現君主的意志——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法——主上，執大分，以刑賞，以生殺。。

寧枉勿縱——商鞅謂之：刑用於將過，則大奸不生。韓非謂之：禁奸於未萌。

夷族連坐—— 一人死罪，夷滅三族，株連十戶。

法家無疑是法治的頭號死敵。

而儒家則主張法治。

立法為民——奉法以利民。

司法獨立——孔子批判君主折獄無倫，以意為限。反對君主鉗制刑獄。

疑罪從無——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孔子提出疑罪從無，利於被告的無罪推定論，比古羅馬領先了五百年。

不罪無辜——孔子修訂的《尚書》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人類法治思想的鼻祖是聖人孔子。

四、專制獨裁與民主憲政。

法家提倡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力——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

法家創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把全國的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

儒家則反對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力。

孔子曰：君君、臣臣。首先，以君道的標準約束君主。然後，再以臣道的標準約束臣子。就是以禮法權力關進牢籠。而人民卻擁有廣泛的自由——禮不下庶人。今日謂之——憲政。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大同社會。孔子謂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鰥寡孤獨皆有所養。

梁啟超稱，中國唯一領先世界的，是法家的防民之術。華人最大的劣根性，是奴性。

法家思想不滅，中華民不興！梁啟超為啟民智，立民德。為根除華人奴性，才尊崇孔子和儒家。

梁啟超是那個時代公認的大才子，亦是當時學界的翹楚，其思想、文風對後世青年毛澤東等人都有深刻的影響。

孔子儒學有其不堪的一面，但我們不能把它當成真理、亦或是全盤否定。要去偽存真。不能梁啟超寫了這麼一篇文章就上綱上線說他奴性太重。那我們現在滿世界的建孔子學院也是奴性的體現嗎？

孔子被譽為聖人，其思想、文化、教育到現在來看都有其閃光之處，他是我們的文化圖騰，幾千年來他的東西我們拿起放下如今再度拿起，這是為什麼？

梁啟超尊孔怎麼了？尊師重道有錯嗎？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不要把我們的根丟掉，不要讓別人的柺子打我們的腿！要滅亡一個民族必要毀掉其文化，我中華民族屹立數千年靠的就是文化的傳承！

梁啟超是晩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良派，他與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黨人有本質區別。他和他的老師康有為致力於君主立憲，對民主共和改革持牴觸態度，這和他自身所受的儒䆥教育是分不開的。他極力推崇孔子學說，倡導仁義禮智信和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所以說，梁啟超雖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名人，但自身的侷限性還是限制了他的政治傾向和高度！

因為皇帝用四書五經做教材考試，所以儒家思想是為統治階級所用。所以，儒家思想是統治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是奴才。是吧？……那“”民主“”制度，科學也為西方的統治者所用，那麼“”民主制度“”和科學思想也是統治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也是奴才。所以傳播民主思想的科學思想的也都是奴性重。對吧？

梁啟超“尊孔”是其難能可貴之處！沒有隨大流與一杆子“打倒孔家店”分子為伍，理性冷靜，源於高度的文化自覺自信，非盲從迷信的腐儒、賤儒可比！

我們好幾代人，能對傳統國學真能說出道理的能有幾人呢？

幸好，我手頭有本北京大學哲學系編寫的《梁啟超哲學論文選集》，是我上師範期間路過縣新華書店買的，前後翻了無數遍了！所以，能對梁啟超思想路徑有個大體的瞭解，也許比旁人更勝任談這個問題吧！

1.華夏文脈的融會貫通

梁啟超少年得志，從小私塾學養深厚，能背誦大量的經史子集原文，這樣的國學底子民國沒幾人，註定了能成為“華語寫作第一人！”其有名的《少年中國說》影響了無數仁人志士，讀來令人熱血沸騰！因此，梁啟超是從骨子裡認同傳統文化的，文化基因如此，孔孟就是他的精神導師，不能是別的。

2.老師康有為的影響

師從康有為之後，參與“公車上書”、“維新變法”、“祭孔大典”，信仰老師的“託古改制”尊孔論。政治上的“立憲”改良與文化上的“復古”不完全是一回事，有人在這兒做文章是思想概念上的混亂。這不僅是考驗“見識”，也是衡量文化修養的“定力”，他沒有隨波逐流“瞎起鬨”，以樂活觀之，超出了眾庶！甚至連後來的“革命”火種，也其實源於他們的“湯武革命”，梁啟超寫了大量“論變”的文章，棄舊圖新，變化風俗，功不在“革命派”之下！這個要釐清！

3.歐遊心影之後的“文化選擇”

最偉大的其實是他迴歸傳統的文化抉擇！

梁啟超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生，他有理論有閱歷實踐。維新變法失敗後，先後遊學東洋西洋，考察歐洲各國政治體制、文化習俗、藝術倫理，作為他文化研究、選擇的實際參照。他沒有謳歌歐西文明，反而很失望，先見性的提及西方文明的“危機”，這是很超前的遠見卓識！注意，這是在一百年前。

他在文章中反覆對比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肯定西方近代科學的先進性，並不因此而把它與傳統對立起來，犯“二分思維”模式的當時普遍的錯誤，把傳統文化“一棒子”打死。他認為儒學人文倫理更勝歐美物質文明一籌，華夏文明必然復興！這是最為可貴的見識與素養，比革命派或“全盤西化”者超出許多，高出一籌。因此而複雜起來，不好給出定論，要看到這一點，我們在文化建設上才可以開闢未來！

樂活一家之言！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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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保教，可笑！梁啟超後來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青年始與老師康有為一道“尊孔保教”後一下子就變成了“尊孔不保教”。把梁啟超的早年的書與晚年的書都讀讀，最後又尊空，實還是改良主義所需，於是，自己結合自己所受的西學思想觀念的影響，附會調和的自己又炮製了一個東西合璧的孔子，無非還是掛以孔子之名，按自己的想法塑造畫皮而已。不過是又重複了一次康有為的老調，實質他所表達的思想是較先進的，但他的模式還是落入老窠臼裡，名詞換名詞，牽強附會，而已。再審查審查自己的鄙陋的問題吧，別在這傻不楞騰的瞎提問亂引導了！居心何在？尊孔子為教主，教主之下不就是螻蟻奴僕嗎？自己不做自己的主，不就是奴僕奴性重！

慈禧太后更是尊孔保皇派呢。慈禧奴性重嘛？這樣問法有意思嗎？是不是也要問清朝歷代皇帝為什麼要尊孔呢，是不是還要問歷朝歷代尊孔的皇帝奴性重嗎？梁啟超出任過段祺瑞政府的內閣財政部長。還用護過袁世凱統一呢，並出任司法總長。你是不是還要斷章取義，說梁啟超擁護袁世凱啊，事實是，確實如此，先是擁護，隨後就是反對復辟帝制，策動護國軍反袁。梁在當年是典型的改良主義，因為出國留過學，對民主科學、法制、自由有深刻見解很是嚮往，但是，歷史都已成定論了，那些外科手術式的運動都已經失敗了，走不通！不要靜止的片面的帶著個人情緒的看待歷史問題，這樣容易偏見固執。

當然，既然已說到梁啟超先生，不妨也說說吧，就說吧，就是後來的“尊孔不保教”，尊起來了嗎？

再個，縱觀

梁啟超一生在當時文化界和政界都是頗有影響的人。但要尊重客觀歷史事實，與時俱進。概略的說吧，早期的梁啟超師從康有為，“公車上書”，”維新變法”等他都是發起人參與者。此時他的思想就是停留在此問題所提到的“尊孔保教”，是維新派的主力干將，康有為的得力助手，要求實行憲政，走改良道路，可是最終的勝利者是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集團。維新運動失敗了是事實。再後來呢，梁啟超寫過一篇文章，也就是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這時的他已經公開反對保教及立儒學為“國教”了，變化之快，可見一般，與他的老師康有為完全唱起了反調。也是這時與其師認識分道揚鑣的時候。康有為也因此斥梁啟超為“流質易變”，事實梁啟超不過在與時俱進而已，那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梁啟超在此文的觀點已經明顯進步很多了，公開反對“保教”但是他還窠臼於孔子的名義下。這是時代的侷限，那時代，不打著孔子的名義連號召力都沒有。當時“保教尊孔”實質是康有為維新變法要立孔子為教主，建立新儒學，以對抗西學、洋教的侵襲。其核心思想是“保國、保種、保教”。事實上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一定的侷限的當時的認識而已。

可見，梁啟超的認識也不是死的，在不斷提高。而此問題所說的梁啟超“保教尊孔”是早期的梁啟超的觀點。那時它是改良派的中堅人員，還因此與章太炎大打出手，因為章太炎寫了對康梁的《新學偽經考》的保教尊孔思想的極力批駁的文章。後章太炎離開時務報。

很明確，梁從“保教尊孔”到“尊孔不保教”這在當時已是巨大進步，但無可置疑，他仍然沒有脫離“尊孔”的窠臼，這也是時代侷限，1902年當時還是大清朝呢，1911年孫中山領導革命才推翻了帝制。可見梁啟超的認識也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變化的。但是，梁啟超1929年就去世了，他的認識實在太侷限了。不過，在他尊孔不保教的思想認識裡，這個尊孔隱約的已經上升到了是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尊敬每一位人的意思了，孔子也是一位，但不是專制派傳統嘴中的孔子。可是，他的侷限就是他並不能一下子從孔子這個老調中脫離出來。梁啟超1902年《尊孔非保教》中的原話，

讀人家的文章最孬貨莫過於斷章取義，生搬硬套，事實上，通讀梁先生所作的這篇文章的整體意思看，梁是在說呀，吾愛“孔子”那是故往，好比尊敬每一位人，何況孔子是其老師的老師，梁尊敬歷史上曾經的那個人，孔子是有思想的，他是客觀存在過的，但他說吾更愛“真理”那是現實與將來，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哪怕是故人的精髓所在！梁啟超是說，而那些鼓出孔子，跪拜孔子的恰是汙衊孔子，糟蹋孔子，孔子早已是傳統保皇派專制意識形態上的標誌，這就是歷史皇朝統治者嘴裡的“傳統”，歷來是與此背道而馳的。可是他卻突破不了當時自我的侷限。

整體看，梁在當時還是有些先進的認識，並且善於學習思想轉變也快。但他還是侷限於時代的眼界之內了，很多觀點漸漸就落後了。僅此而已。非要斷章取義，玩文字遊戲式的打著梁啟超的旗幟為孔子證明非要與孔子綁架一起，那隻能讓梁啟超也與迂腐弄的脫不開膠了。這實是在糟蹋汙衊梁先生了嘍。

另外，最主要是到了1919年時“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導致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了，其實此時的梁啟超就已經落後了，1919年在歐洲遊歷了半年，感慨重重，後來寫了《歐洲側影遊記》，他自己實際也已經看到了更多問題，在他心中的公理戰勝強權，已經徹底受到打擊，改良主義眼睜睜的看著一些軍閥賣國行徑無能為力，可是他看不到路子，1920年羅素的到來也是梁啟超的邀請，聽了羅素的建議開始鼓吹髮展實業，可是此時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新學派的崛起完全反對，也就是說，此時的梁啟超已經落後了。尤其，以北京大學掀起的五四運動謳歌民主、科學，徹底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極力反對“尊孔復古”的呼聲越來越高漲。在後來呢，史實是日本侵略戰爭爆發，國共合作，等等都相繼發生了，客觀事實證明改良主義徹底沒戲了，五四運動之後梁啟超思想已經落後了。

問題中，梁啟超尊孔這一說法是不完全準確的。梁啟超不僅有尊孔的一面，也有站在學者立場客觀評價孔子的一面，甚至於有直接批孔的一面。梁啟超對於孔子的認識是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過程，大體上可以分成早年感性認識、青年時強烈的尊孔傾向、中年時自我矛盾的孔子觀及晚年時理性研究孔子四個階段。梁啟超對待孔子的態度之所以如此複雜，是與他個人的學習經歷、康有為的影響以及當時政治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的。

一、早年對孔子的感性認識

梁啟超出身於“世代耕且讀”之家，幼兒階段即開始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從1885年開始，梁啟超開始了近五年的學海堂生涯。學海棠是當時廣州最好的五大學堂之一，主要教授正規的“乾嘉樸學”，這一經歷為梁啟超日後的學術功底打下了紮實的功底。

學海堂階段梁啟超對孔子的認識可以說是非常懵懂的，限於他所處的環境，梁啟超認為孔子主要是歷史學家，而不是政治家、哲學家。這一階段梁啟超對孔子認識可以界定為他認為孔子只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繼承者，孔子只是一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主義者。這一階段的梁啟超算不上有濃重的尊孔傾向的。

二、青年時強烈的尊孔傾向

梁啟超的尊孔傾向可以說完全是在康有為的影響之下產生的，當然這與康有為主張“託古改制”的政治理想密切相關。

1890年，梁啟超拜入康有為門下學習，正式捨棄了原本的古文經學方向，開始了他的今文經學學習。這一時期，是康有為“託古改制”的重要階段，《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康有為主要的成果皆出現於這一時期。受康有為的影響，梁啟超“先生著《新學偽經考》方成，吾儕分任校讎。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學》，則發凡起例，詔吾儕分篡焉。吾儕坐是獲所啟發，各斐然有述作之志。”（《南海先生七十壽言》）

這一時期梁啟超主要的著作有《讀春秋界說》、《讀孟子界說》。在這些著作裡，梁啟超非常濃烈的表達了他對孔子的尊崇之意，甚至於呼籲立孔子為教主，即“以宗法孔子為主義”、“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這一階段可以說是梁啟超最尊崇孔子的階段，在他眼中，孔子由早年的歷史學家變成了政治家、改制的素王和教主。

三、中年“反孔”與“尊孔”的自我矛盾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開始分道揚鑣，並逐漸產生對立乃至矛盾公開化。

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梁啟超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新民說》、《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文章，發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我愛先輩，吾尤愛國家……為二千年來翻案，無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的呼籲，公開的反對康有為的尊孔、保教觀點。

這一時期的梁啟超甚至可以說是“反孔”的，概括起來該時期梁啟超批孔主要在以下幾點：一，孔子“得政而誅少正卯”，“乃濫用強權，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二，孔子“崇古保守之念太重”，“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腳點，近於保守無疑矣”；三，孔學的根本思想在於尊君，“儒教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嚴其等級，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四，孔學是封建君主專制的工具，“於帝王馭民最為合適，故霸者竊而用之，以宰制天下”，“蓋儒者實與帝王相依存而不可離者也”；五，儒學獨尊妨礙了學術的發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唯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之所以不進化，曰唯宗師一統故”，“儒學一統者，非中國學術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六，孔子思想已經不合世界主流思想發展潮流，“孔子之立教，對兩千年前之人而言也”，“孔子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

這一階段梁啟超對於孔子的批判是非常系統的，同時很多觀點也為後代批孔者所使用。甚至可以說，梁啟超是20世紀第一個公開批孔的。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梁啟超真正反對的是康有為而非孔子，他的尊孔傾向依然存在。甚至於在加入孔教會，並於1913年上書袁世凱要求立孔教為國教。

四、晚年對孔子的理性認識

晚年的梁啟超在他原來的文化功底基礎上，開始了全面理性的孔子研究，並於1920年寫成《孔子》一書，對孔子的生平經歷、思想淵源、孔門弟子及後學進行了研究；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7年的儒家哲學又研究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可以說，晚年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已趨於站在學者的立場對孔子進行客觀評價，早年的尊孔傾向可以忽略不計了。

總體而言，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有一個懵懂—強烈—矛盾—理性的發展過程，這也可以看作是梁啟超人生不同階段治學和政治處境的側面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