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理解人性的弱點的？

一、人性弱點的主要表現

上世紀末一本全球暢銷書美國戴爾·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從人們日常生活的一些事例來解剖人性的弱點，我認為這沒有抓住要害。我們應該從人的權欲、物慾、情慾三者中表現出的惡去說明人性的弱點，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東

西。

1、權欲

霍布斯指出：人對權力的追求，只有等到死的時候，才會停止。的確，權欲調動人的每一根神經。在人類社會里，似乎有了權力就有名利、榮譽、地位等一切。縱觀人類歷史簡直就是一部爭奪權力鬥爭的歷史。人為爭奪權力(無論是大權力，還是小權力)可以不擇手段，機關算盡。

這方面在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俯拾皆是。中國封建王朝至尊至貴的皇權，對於任何人都有著難以置信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對於皇權皇位的貪戀，使得人間的親情、真情，何止變得蒼白無力，簡直是蕩然元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為赤裸裸的權勢關係。為了爭奪皇權，父子、母子、兄弟、叔侄之間，勢不兩立，互相廝殺，演出一幕又一幕的人間悲劇。

唐朝開國皇帝李淵按傳統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但論能力和功績，長子遠遜於次子秦王李世民，而且由於李世民戰績卓著聲望日盛。太子看到這種形勢，便與四弟齊王李元吉合謀，想除掉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夏，突厥進犯中原，建成向李淵建議，讓元吉代替李世民帶兵北征。李淵任命元吉做主帥後，元吉又請求把尉遲敬德、秦叔寶、程咬金三員大將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劃歸他指揮。他們打算把這些將士調開以後，就可以放手殺害李世民。李世民得知他們的陰謀後，叫長孫無忌和尉遲敬德帶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宮北面的玄武門。當太子、齊王入朝行至臨湖殿，秦王一箭射死太子，尉遲敬德殺死齊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兩個月後李世民登上皇帝寶座。他為了免除後患，一不做，二不休，一鼓作氣，將太子、齊王家人、子女殺得精光。

清朝成豐十一年，咸豐皇帝駕崩，6歲太子載淳即位，年號為同治，慈禧為皇太后。同治十一年，同治皇帝18歲，染上天花，慈禧太后為了獨攬大權，下令斷絕給親生兒子同治皇帝治療。同治皇帝死後，慈禧立其妹與醇親王之子載恬為帝，年號為光緒。這樣，慈禧在同治、光緒兩個朝代“垂簾聽政”，達數十年之久。

歷史上一幕又一幕的殘酷事實，充分證明尼采的一句話：人類是“殘忍的動物。”

2、物慾

追求越多越好的物質享受，是人們不可遏制的慾望，這既出於人們生活的需要，也是由於社會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事實上，物慾成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內驅力，它有力地推動了人們去認識與改造世界，與天鬥與地鬥。人們為了實現物質生產像“噴泉般湧現出來”的理想社會，多少有識之士，拋頭顱灑熱血，為之奮鬥終生。但是當物慾變成自己私利的追求時，當物慾膨脹為自己生活唯一目標時，它又變成緊緊纏在人們身上的毒蛇，使你致死。所以“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成為人盡皆知的警世格言。

在階級社會中，統治者為了攫取更多財富，過奢侈和糜爛的生活，以各種手段榨取勞動人民血汗，多少人被迫流離失所，餓死街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吃人”的舊社會的生動寫照。即使我們今天的社會，在一部分人中，物慾還像魔鬼般死死地把他們纏住。在金錢萬能的思想支配下，有的人投機取巧，不擇手段，不講道德。有的人出賣自己良心販賣假藥、假酒、毒米等，致使許多善良的人慘死在“錢眼”底下。更有甚者，為了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謀財害命，殺人放火。⋯⋯物慾膨脹釀成惡果，罄竹難書。所以有人說“錢是萬惡之源”，並不無道理。這裡使我們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援引的一位作者的話，這番話深刻而形象地揭露了隱藏在資本中的貪婪本性：“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3、情慾

人不是機器，都有七情六慾。人與性、愛總是密切聯絡在一起的。性與愛成為人世間聯絡的“紐帶”。“食色，性也。”愛色、情慾，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本能所致。所以古今中外名人賢士流傳多少風流韻事。名垂千古的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也免不了有桃色新聞。被譽為美國年青有為的肯尼迪總統與夢露的暖昧關係已是人盡皆知。克林頓總統與實習生萊溫斯基的“褲子”已成為人們的笑談。老人齊自石風流韻事廣為流傳更不用說了。“英雄難過美人關”，這是人們經過自身反思得出的一條不可抗拒的規律。象關公那樣在色情面前“鐵面無私”，畢竟只是小說中理想化的人物，在現實中是很難找到的。但是當人完全被情慾所俘虜，成為“色迷”的時候，情慾又可變成魔鬼，把你推向萬丈深淵，變成惡的東西。多少人由於沉醉在燈紅酒綠下，把大好河山葬送在“美色”之中；多少人由於經不住“美色”的誘惑，搞得身敗名裂。又有多少人“色膽包天”，什麼壞事都於得出來，法律上所說“情殺”就此而產生。

二、克服人性弱點的途徑

在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所以能結合在一起，形成相互信任的群體，人類社會這個複雜機器所以能維持正常運轉，並朝著正確軌道前進，是由於人類自身有一種抑惡揚善的“機制”，建立起一套調整入與人之間的行為規範，這就是法律、道德和宗教。它是克服人性弱點的有效途徑。

1、法律主要職能是懲惡

法律是外在的、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範。法律的核心內容在於規定人的權利和義務。權利是指法律賦予人們的某種利益或行為自由。義務是指法律規定人們必須履行某種責任或行為界限，人的行為超出這個界限，就要遭到法律制裁；並且靠國家強制手段，約束人們的“越軌”行為，懲罰各種惡行。法律這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範，是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社會前進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是衡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進步與否的主要標誌。

2、道德主要職能是揚善

道德是內在的非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範。道德或道德行為所涉及的“善惡正邪”的內容，主要是透過內在良知、社會輿論起作用。所以有人說：法律是一種“硬約束”；道德是一種“軟約束”。法律的約束是直接的、剛硬的、立竿見影的；道德的約束是間接的、溫和的、長久的。可以說，道德的內容涉及範圍比法律更為廣泛。由於道德主要透過內心的良知發生作用，所以衡量人們行為的普惡，往往是以人的行為動機為準繩。這樣，道德中“善惡正邪”的標準主要是透過一種價值判斷來決定。而道德行為中的良知、動機、價值又同人的教化緊密相聯，故在道德規範問題上特別強調對人的教化作用。中國古代荀子就提出“教扶善，法抑惡”的思想。即用教化發展人的善性，用法律抑制人的惡行。在他看來，如果能把教化和法律在廣大群眾中真正實行，那麼就有一半人願意接受教化，有四分之三的畏懼刑法不敢作惡。教與法結合起來幾乎可以使所有民眾變好；反之，如果放棄教化與法律，讓民眾縱情自由，多數人就會變壞。

3、宗教主要職能是懲惡揚善的結合

在這種意義上說，宗教是克服人性弱點的有效途徑的最高形式。宗教與法律、道德一樣都是調整人們的社會行為規範，但它的內容更為廣泛。宗教的規範不僅像法律那樣規範人的外部行為，而更側重於規範人的內心世界，即透過說教與內心感情來調整人的行為；宗教規範的實現，雖然也靠一定的教會強制，但主要靠教徒自願與自我控制。宗教與道德雖然都強調以內心良知來調整人的行為規範，但宗教有一個超越現實存在的上帝或真主，作為人們信仰的物件。以及包含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等內容。它不僅指向人的行為，也指向人的內心；不僅管現世，也管來世；不僅管地下，也管天上。這種超越的力量是法律道德所不能及的。宗教對於“抑惡揚善”的作用，也是法律與道德所不能及的。據我所知，具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民族，民眾犯罪率比元宗教信仰的國家、民族要低得多。我們想也許原因就在此。

人如果沒有弱點的話，那就是完美了，那就不是人了，記得有一個科學家說過，只有一種人才能被做得完美，那就是機器人

《例舉人性的幾個弱點》

一、好作推測而確信

洪承疇被俘，在野史筆記中寫到，清太后親身去向絕食的洪承疇送開水，實際上卻是人參湯；洪承疇喝了、死不掉。

太后窺探回來，就斷定洪承疇並無必死之心，招降有望。

依據是什麼呢？就是窺見了洪坐在獄室中，屋頂的灰塵落在衣上，他鄭重拂拭乾淨而後已；所以，這不是真的絕食:

“一衣之惜如此，寧不惜命乎?”

這是一個即小見大的推測，似乎很合理的；卻偏偏有位老先生舒蕪，在《書與現實》(三聯書店1986年)這本書裡，從巴爾扎克的小說《驢皮記》中，找出了一段描寫，以說明“合理推測”未必符合事實:

青年賭徒拉法埃爾·瓦侖丹，輸光了最後一枚金幣，決心跳河自殺；在橋上，被迎面而過的搬運夫把衣袖弄髒了一點兒，他便不由自主地把灰塵輕輕抖掉。

巴爾扎克是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似乎也怕讀者，對他這樣的細節描寫存有疑問，便運用淵博的知識，在小說中還提到兩個類似例子——都是歷史事實，來證明他的描寫，在實際生活中是有依據的:

英國的卡斯特列拉爵士，在割斷咽喉之前，先要滿足了一些最平凡的需要；

法國的歐舍院士，在投塞納河自殺之時，還先要找到他自己的鼻菸壺。

這些行為細節，與洪承疇那個拭塵的動作，也是相類似的；雖然洪承疇後來還是降清了，卻並不能證明，原先對他的推測就一定是對的，因為:

人在決心連生命都不要的時候，事實上還是會保持一些生活習慣的，比如愛整潔之類；有的人還要沐浴、整衣呢，也有的人，先要喝上幾瓶啤酒。

二、抗拒誘惑不容易

章太炎何許人也？

先生早年作為革命家，可謂“天地英雄氣，千秋亦凜然”；魯迅先生這樣評價他:

“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度被捕，三次入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舉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就是這樣一位名滿天下的大英雄，晚年卻為杜月笙這個黑社會頭子所籠絡，不能不令後人想到:

即便是個仁人志士，在不同於從前的不利處境之下，有時候要想抗拒誘惑，也是不容易的。

太炎先生晚年住在蘇州講學，雖然名滿中華，其實也只能算是空名垂世；在只認權勢與金錢的社會里，想辦妥一件事，他也多會有一籌莫展的時候。

他的侄兒，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次，與一個頗有身份、背景的人，發生了房屋糾紛；相持不下，請大炎先生幫忙。

杜月笙當時在上海，聲勢浩大、炙手可熱；無奈之下，先生就想到了他，於是只能放下名流學者的架子，給他親筆寫去一信。

杜見信後， 心中大喜；大流氓自有大流氓的遠見；他很明白，結識章太炎這樣的名流學者、“價值”如何。

他不僅即刻竭盡全力為章太炎侄兒排難解紛，使得這場房屋糾紛，獲得滿意的解決；而且在問題解決以後，杜還藉此由頭，專程到蘇州拜訪了章太炎。

杜月笙臨告辭時，悄悄將兩千銀元的一張銀票，壓於茶几上、一隻茶杯的底下——贈銀而不說破，給太炎先生留足了面子；而太炎先生當時的經濟、正處於窘境，於是感激之心頓起。

大炎先生於晚年，不僅與杜月笙過從甚密，甚至還以國學大師之名望，為杜修訂家譜。

經過太炎先生考證:

“杜之先出於帝堯。夏時有劉累，及周封於社伯……其八祖皆御史大夫。”

杜月笙在上海發跡以後，為出身的低賤，而耿耿於懷；經了太炎先生為其修訂家譜，他的祖先既然上溯到帝堯，還有“其八祖皆為御史大夫”，是個名門之後，誰還可以嘰嘰咕咕地詆譭，他的門第出身呢？

太炎先生晚年與杜月笙交好，也有另一種說法，說是就從這次修訂家譜開始的。

當初，杜月笙在家祠落成之時，想要遍求當代名人，寫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

章士釗為他開出個名單，第一名就是章太炎，但宣告不負聯絡之責。

杜月笙想到了徐福生，他的外號叫作“鬧天宮福生”；太炎先生曾因蘇報案而被捕人獄，與此人同獄甚久。

太炎先生見了“鬧天宮福生”，敬菸敬菜，很客氣；可是要做一篇 “杜氏祠堂記”，卻是斷然拒絕。

後來，又有章太炎一位學生，到他家裡去，乘機進言；說是太史公在《史記》上，做過一篇《遊俠列傳》，老師應該為杜先生的祠堂落成，也做一篇名文。

太炎先生不免好奇，問了些杜月笙的故事，來人就一件一件講；他老人家越聽越高興，以為杜這人很講義氣，又重禮節，有古豪俠之風。

來人就乘機拿出幾張宣紙:

“老師的文字， 應當作為杜氏家祠的鎮宅之寶。”

章太炎不出一言，一邊抽菸，一邊寫字，不久就已寫成；章士釗後來在杜宅裡，邊看邊贊:

“真是傳世之作！”

這筆錢，維持了章家幾個月的生活；其後，他又每月派人，準定給太炎先生送上茶水錢。

三、彼此理解之難能

瞿秋白幾次被指斥為叛徒，然而他又“叛”在何處？

他出賣過同志嗎？他做過出賣革命的事嗎？

由於他的身份顯赫，陳立夫曾經派遣王傑夫等策反專家，從南京趕來勸誘他叛變，逼他交出組織機密，但瞿秋白不為所動；就憑著他在囚中所寫的一篇隱晦消沉、類似自白的《多餘的話》，就可以定他叛徒之罪嗎？

即便是受到不少非議的這篇文，內中也沒有一句批評主義和組織；只是從強烈的“自我譴責”裡，透露出他對於內部鬥爭厭倦的情緒。

他冷靜地思索了自己的性情、半生遭遇，自認為並非領袖之材，僅只是能搞文學之具；於是他說，如果能夠活著出獄，願意埋頭於文學研究及譯述，以此度過殘生。

這些話，也都是實話實說的。

二十年代，當他投身於社會運動以後，便用“犬耕”的筆名，來說明他是不適合於活躍在政治領域的；後來，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歷史的潮頭，在回顧之時，他也就坦率地說，這是“歷史的誤會”。

《多餘的話》裡，他這樣寫道:

“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裡做著這個，心裡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林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只有同為文人、也如同他那樣具有詩人的敏感與直覺，才能夠比較明白瞿秋白這人的真實性情。

當《多餘的話》流傳出來之初，有很多人懷疑過它的真偽，因為從該文中，看不到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堅強意志；然而，作家丁玲在1980年發表的《我對〈多餘的話〉的理解》一文中，卻是這樣說的：

“我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我讀著文章彷彿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敵人有篡改的可能），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熟悉呵！我一下就聯想到他寫給我的一束信。在那些信裡他也傾吐過這種矛盾的心情。”

郭沫若也寫道:

“我最初是在《逸經》上看到的。原稿沒有見。那毫無疑問是真的。我看，《多餘的話》不會假，不會有大的篡改……”

少年之時，瞿秋白在繪畫、治印、音樂方面，就頗有藝術造詣；他文質彬彬，才華橫溢，而又多愁善感。

有記載說，他時而會在月夜裡吹起洞簫；婉轉悽楚的音調，總是會使得友人們，產生一種惆悵而又奇妙的感覺。

僅就瞿秋白的天性而言，他更適合於在文學領域裡揮灑；正如他在《多餘的話》中所言:

“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

他的性情很軟弱，從他翻譯的一個文句裡，似乎也可以看出；高爾基《海燕》的最後一句，他是這麼翻譯的：

“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吧！”

試與戈寶權的譯文，作一個比較：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這個骨子裡本就性情軟弱的文人，因為種種緣由，卻做了領袖人物，這就註定了他的革命生涯，只能是一個悲劇；因為，“軟心腸”的人，如非經受一番脫胎換骨，是不適宜於從事那種血流如水、積屍為山的革命鬥爭的。

南懷瑾先生說過，很多革命前輩，都是學佛的；瞿秋白也是這樣說:

“無常的世界觀，菩薩行的人生觀，引領我走上革命道路。”

從他在福建長汀的監獄裡、寫給獄醫陳炎冰的一首詞裡，也可以看到瞿秋白受佛學影響之深；《浣溪紗•贈呈炎冰先生雅正》：

“廿載浮沉萬事空，

年華似水水流東，

枉拋心力做英雄。

湖海棲遲芳草夢，

江城辜負落花風，

黃昏已近夕陽紅。”

他在即將走向刑場之時，還作了一首集句詩；令人讀後，心情也是很複雜、很感慨的。

“1935年6月17日，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瞿日讀唐人書，忽見‘夕陽明滅亂流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俜伶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方欲錄出，而斃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煙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秋白絕筆。”

瞿秋白引用唐人韋應物的詩句、“夕陽明滅亂山中”，將陰沉的感情與鬼火的明滅相映照；他的生命即將終結了，於此之時，必有無盡的感慨，但他再說什麼，也都是“多餘的話”了——他無奈而說“正我逍遙處”，其實也只是、即將與鬼為鄰的悽然獨語了。

至於“心持半偈萬緣空”，可用《多餘的話》的結尾語，來作一個註釋：

“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這首集句詩中所描述的，落葉的沙沙聲，與寒泉的幽咽聲，交織一起，顯得是那樣的淒涼，也給人以深沉的孤獨之感；然而，落葉聲、寒泉聲，其延綿無盡之態，他作為一個即將離世之人，還是多麼想聽下去啊！

歷史上許多的仁人志士，他們在生前很孤獨，而在死後，也仍難以得到中肯的理解和評價；然而，當“眼底煙雲過盡時”，他們其實還是很留戀這個美麗的世界，以及很熱愛仍在勞苦地生活著的人群。

咱們為什麼就不能比較客觀地理解、瞿秋白烈士這一篇《多餘的話》呢？

(2019.7.27，寫畢於寧波、翠柏西巷)

你是如何理解人性的弱點的？

一、人性弱點的主要表現

上世紀末一本全球暢銷書美國戴爾·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從人們日常生活的一些事例來解剖人性的弱點，我認為這沒有抓住要害。我們應該從人的權欲、物慾、情慾三者中表現出的惡去說明人性的弱點，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東

西。

1、權欲

霍布斯指出：人對權力的追求，只有等到死的時候，才會停止。的確，權欲調動人的每一根神經。在人類社會里，似乎有了權力就有名利、榮譽、地位等一切。縱觀人類歷史簡直就是一部爭奪權力鬥爭的歷史。人為爭奪權力(無論是大權力，還是小權力)可以不擇手段，機關算盡。

這方面在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俯拾皆是。中國封建王朝至尊至貴的皇權，對於任何人都有著難以置信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對於皇權皇位的貪戀，使得人間的親情、真情，何止變得蒼白無力，簡直是蕩然元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為赤裸裸的權勢關係。為了爭奪皇權，父子、母子、兄弟、叔侄之間，勢不兩立，互相廝殺，演出一幕又一幕的人間悲劇。

唐朝開國皇帝李淵按傳統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但論能力和功績，長子遠遜於次子秦王李世民，而且由於李世民戰績卓著聲望日盛。太子看到這種形勢，便與四弟齊王李元吉合謀，想除掉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夏，突厥進犯中原，建成向李淵建議，讓元吉代替李世民帶兵北征。李淵任命元吉做主帥後，元吉又請求把尉遲敬德、秦叔寶、程咬金三員大將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劃歸他指揮。他們打算把這些將士調開以後，就可以放手殺害李世民。李世民得知他們的陰謀後，叫長孫無忌和尉遲敬德帶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宮北面的玄武門。當太子、齊王入朝行至臨湖殿，秦王一箭射死太子，尉遲敬德殺死齊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兩個月後李世民登上皇帝寶座。他為了免除後患，一不做，二不休，一鼓作氣，將太子、齊王家人、子女殺得精光。

清朝成豐十一年，咸豐皇帝駕崩，6歲太子載淳即位，年號為同治，慈禧為皇太后。同治十一年，同治皇帝18歲，染上天花，慈禧太后為了獨攬大權，下令斷絕給親生兒子同治皇帝治療。同治皇帝死後，慈禧立其妹與醇親王之子載恬為帝，年號為光緒。這樣，慈禧在同治、光緒兩個朝代“垂簾聽政”，達數十年之久。

歷史上一幕又一幕的殘酷事實，充分證明尼采的一句話：人類是“殘忍的動物。”

2、物慾

追求越多越好的物質享受，是人們不可遏制的慾望，這既出於人們生活的需要，也是由於社會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事實上，物慾成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內驅力，它有力地推動了人們去認識與改造世界，與天鬥與地鬥。人們為了實現物質生產像“噴泉般湧現出來”的理想社會，多少有識之士，拋頭顱灑熱血，為之奮鬥終生。但是當物慾變成自己私利的追求時，當物慾膨脹為自己生活唯一目標時，它又變成緊緊纏在人們身上的毒蛇，使你致死。所以“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成為人盡皆知的警世格言。

在階級社會中，統治者為了攫取更多財富，過奢侈和糜爛的生活，以各種手段榨取勞動人民血汗，多少人被迫流離失所，餓死街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吃人”的舊社會的生動寫照。即使我們今天的社會，在一部分人中，物慾還像魔鬼般死死地把他們纏住。在金錢萬能的思想支配下，有的人投機取巧，不擇手段，不講道德。有的人出賣自己良心販賣假藥、假酒、毒米等，致使許多善良的人慘死在“錢眼”底下。更有甚者，為了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謀財害命，殺人放火。⋯⋯物慾膨脹釀成惡果，罄竹難書。所以有人說“錢是萬惡之源”，並不無道理。這裡使我們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援引的一位作者的話，這番話深刻而形象地揭露了隱藏在資本中的貪婪本性：“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3、情慾

人不是機器，都有七情六慾。人與性、愛總是密切聯絡在一起的。性與愛成為人世間聯絡的“紐帶”。“食色，性也。”愛色、情慾，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本能所致。所以古今中外名人賢士流傳多少風流韻事。名垂千古的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也免不了有桃色新聞。被譽為美國年青有為的肯尼迪總統與夢露的暖昧關係已是人盡皆知。克林頓總統與實習生萊溫斯基的“褲子”已成為人們的笑談。老人齊自石風流韻事廣為流傳更不用說了。“英雄難過美人關”，這是人們經過自身反思得出的一條不可抗拒的規律。象關公那樣在色情面前“鐵面無私”，畢竟只是小說中理想化的人物，在現實中是很難找到的。但是當人完全被情慾所俘虜，成為“色迷”的時候，情慾又可變成魔鬼，把你推向萬丈深淵，變成惡的東西。多少人由於沉醉在燈紅酒綠下，把大好河山葬送在“美色”之中；多少人由於經不住“美色”的誘惑，搞得身敗名裂。又有多少人“色膽包天”，什麼壞事都於得出來，法律上所說“情殺”就此而產生。

二、克服人性弱點的途徑

在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所以能結合在一起，形成相互信任的群體，人類社會這個複雜機器所以能維持正常運轉，並朝著正確軌道前進，是由於人類自身有一種抑惡揚善的“機制”，建立起一套調整入與人之間的行為規範，這就是法律、道德和宗教。它是克服人性弱點的有效途徑。

1、法律主要職能是懲惡

法律是外在的、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範。法律的核心內容在於規定人的權利和義務。權利是指法律賦予人們的某種利益或行為自由。義務是指法律規定人們必須履行某種責任或行為界限，人的行為超出這個界限，就要遭到法律制裁；並且靠國家強制手段，約束人們的“越軌”行為，懲罰各種惡行。法律這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範，是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社會前進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是衡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進步與否的主要標誌。

2、道德主要職能是揚善

道德是內在的非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範。道德或道德行為所涉及的“善惡正邪”的內容，主要是透過內在良知、社會輿論起作用。所以有人說：法律是一種“硬約束”；道德是一種“軟約束”。法律的約束是直接的、剛硬的、立竿見影的；道德的約束是間接的、溫和的、長久的。可以說，道德的內容涉及範圍比法律更為廣泛。由於道德主要透過內心的良知發生作用，所以衡量人們行為的普惡，往往是以人的行為動機為準繩。這樣，道德中“善惡正邪”的標準主要是透過一種價值判斷來決定。而道德行為中的良知、動機、價值又同人的教化緊密相聯，故在道德規範問題上特別強調對人的教化作用。中國古代荀子就提出“教扶善，法抑惡”的思想。即用教化發展人的善性，用法律抑制人的惡行。在他看來，如果能把教化和法律在廣大群眾中真正實行，那麼就有一半人願意接受教化，有四分之三的畏懼刑法不敢作惡。教與法結合起來幾乎可以使所有民眾變好；反之，如果放棄教化與法律，讓民眾縱情自由，多數人就會變壞。

3、宗教主要職能是懲惡揚善的結合

在這種意義上說，宗教是克服人性弱點的有效途徑的最高形式。宗教與法律、道德一樣都是調整人們的社會行為規範，但它的內容更為廣泛。宗教的規範不僅像法律那樣規範人的外部行為，而更側重於規範人的內心世界，即透過說教與內心感情來調整人的行為；宗教規範的實現，雖然也靠一定的教會強制，但主要靠教徒自願與自我控制。宗教與道德雖然都強調以內心良知來調整人的行為規範，但宗教有一個超越現實存在的上帝或真主，作為人們信仰的物件。以及包含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等內容。它不僅指向人的行為，也指向人的內心；不僅管現世，也管來世；不僅管地下，也管天上。這種超越的力量是法律道德所不能及的。宗教對於“抑惡揚善”的作用，也是法律與道德所不能及的。據我所知，具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民族，民眾犯罪率比元宗教信仰的國家、民族要低得多。我們想也許原因就在此。

人如果沒有弱點的話，那就是完美了，那就不是人了，記得有一個科學家說過，只有一種人才能被做得完美，那就是機器人

《例舉人性的幾個弱點》

一、好作推測而確信

洪承疇被俘，在野史筆記中寫到，清太后親身去向絕食的洪承疇送開水，實際上卻是人參湯；洪承疇喝了、死不掉。

太后窺探回來，就斷定洪承疇並無必死之心，招降有望。

依據是什麼呢？就是窺見了洪坐在獄室中，屋頂的灰塵落在衣上，他鄭重拂拭乾淨而後已；所以，這不是真的絕食:

“一衣之惜如此，寧不惜命乎?”

這是一個即小見大的推測，似乎很合理的；卻偏偏有位老先生舒蕪，在《書與現實》(三聯書店1986年)這本書裡，從巴爾扎克的小說《驢皮記》中，找出了一段描寫，以說明“合理推測”未必符合事實:

青年賭徒拉法埃爾·瓦侖丹，輸光了最後一枚金幣，決心跳河自殺；在橋上，被迎面而過的搬運夫把衣袖弄髒了一點兒，他便不由自主地把灰塵輕輕抖掉。

巴爾扎克是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似乎也怕讀者，對他這樣的細節描寫存有疑問，便運用淵博的知識，在小說中還提到兩個類似例子——都是歷史事實，來證明他的描寫，在實際生活中是有依據的:

英國的卡斯特列拉爵士，在割斷咽喉之前，先要滿足了一些最平凡的需要；

法國的歐舍院士，在投塞納河自殺之時，還先要找到他自己的鼻菸壺。

這些行為細節，與洪承疇那個拭塵的動作，也是相類似的；雖然洪承疇後來還是降清了，卻並不能證明，原先對他的推測就一定是對的，因為:

人在決心連生命都不要的時候，事實上還是會保持一些生活習慣的，比如愛整潔之類；有的人還要沐浴、整衣呢，也有的人，先要喝上幾瓶啤酒。

二、抗拒誘惑不容易

章太炎何許人也？

先生早年作為革命家，可謂“天地英雄氣，千秋亦凜然”；魯迅先生這樣評價他:

“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度被捕，三次入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舉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就是這樣一位名滿天下的大英雄，晚年卻為杜月笙這個黑社會頭子所籠絡，不能不令後人想到:

即便是個仁人志士，在不同於從前的不利處境之下，有時候要想抗拒誘惑，也是不容易的。

太炎先生晚年住在蘇州講學，雖然名滿中華，其實也只能算是空名垂世；在只認權勢與金錢的社會里，想辦妥一件事，他也多會有一籌莫展的時候。

他的侄兒，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次，與一個頗有身份、背景的人，發生了房屋糾紛；相持不下，請大炎先生幫忙。

杜月笙當時在上海，聲勢浩大、炙手可熱；無奈之下，先生就想到了他，於是只能放下名流學者的架子，給他親筆寫去一信。

杜見信後， 心中大喜；大流氓自有大流氓的遠見；他很明白，結識章太炎這樣的名流學者、“價值”如何。

他不僅即刻竭盡全力為章太炎侄兒排難解紛，使得這場房屋糾紛，獲得滿意的解決；而且在問題解決以後，杜還藉此由頭，專程到蘇州拜訪了章太炎。

杜月笙臨告辭時，悄悄將兩千銀元的一張銀票，壓於茶几上、一隻茶杯的底下——贈銀而不說破，給太炎先生留足了面子；而太炎先生當時的經濟、正處於窘境，於是感激之心頓起。

大炎先生於晚年，不僅與杜月笙過從甚密，甚至還以國學大師之名望，為杜修訂家譜。

經過太炎先生考證:

“杜之先出於帝堯。夏時有劉累，及周封於社伯……其八祖皆御史大夫。”

杜月笙在上海發跡以後，為出身的低賤，而耿耿於懷；經了太炎先生為其修訂家譜，他的祖先既然上溯到帝堯，還有“其八祖皆為御史大夫”，是個名門之後，誰還可以嘰嘰咕咕地詆譭，他的門第出身呢？

太炎先生晚年與杜月笙交好，也有另一種說法，說是就從這次修訂家譜開始的。

當初，杜月笙在家祠落成之時，想要遍求當代名人，寫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

章士釗為他開出個名單，第一名就是章太炎，但宣告不負聯絡之責。

杜月笙想到了徐福生，他的外號叫作“鬧天宮福生”；太炎先生曾因蘇報案而被捕人獄，與此人同獄甚久。

太炎先生見了“鬧天宮福生”，敬菸敬菜，很客氣；可是要做一篇 “杜氏祠堂記”，卻是斷然拒絕。

後來，又有章太炎一位學生，到他家裡去，乘機進言；說是太史公在《史記》上，做過一篇《遊俠列傳》，老師應該為杜先生的祠堂落成，也做一篇名文。

太炎先生不免好奇，問了些杜月笙的故事，來人就一件一件講；他老人家越聽越高興，以為杜這人很講義氣，又重禮節，有古豪俠之風。

來人就乘機拿出幾張宣紙:

“老師的文字， 應當作為杜氏家祠的鎮宅之寶。”

章太炎不出一言，一邊抽菸，一邊寫字，不久就已寫成；章士釗後來在杜宅裡，邊看邊贊:

“真是傳世之作！”

這筆錢，維持了章家幾個月的生活；其後，他又每月派人，準定給太炎先生送上茶水錢。

三、彼此理解之難能

瞿秋白幾次被指斥為叛徒，然而他又“叛”在何處？

他出賣過同志嗎？他做過出賣革命的事嗎？

由於他的身份顯赫，陳立夫曾經派遣王傑夫等策反專家，從南京趕來勸誘他叛變，逼他交出組織機密，但瞿秋白不為所動；就憑著他在囚中所寫的一篇隱晦消沉、類似自白的《多餘的話》，就可以定他叛徒之罪嗎？

即便是受到不少非議的這篇文，內中也沒有一句批評主義和組織；只是從強烈的“自我譴責”裡，透露出他對於內部鬥爭厭倦的情緒。

他冷靜地思索了自己的性情、半生遭遇，自認為並非領袖之材，僅只是能搞文學之具；於是他說，如果能夠活著出獄，願意埋頭於文學研究及譯述，以此度過殘生。

這些話，也都是實話實說的。

二十年代，當他投身於社會運動以後，便用“犬耕”的筆名，來說明他是不適合於活躍在政治領域的；後來，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歷史的潮頭，在回顧之時，他也就坦率地說，這是“歷史的誤會”。

《多餘的話》裡，他這樣寫道:

“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裡做著這個，心裡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林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只有同為文人、也如同他那樣具有詩人的敏感與直覺，才能夠比較明白瞿秋白這人的真實性情。

當《多餘的話》流傳出來之初，有很多人懷疑過它的真偽，因為從該文中，看不到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堅強意志；然而，作家丁玲在1980年發表的《我對〈多餘的話〉的理解》一文中，卻是這樣說的：

“我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我讀著文章彷彿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敵人有篡改的可能），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熟悉呵！我一下就聯想到他寫給我的一束信。在那些信裡他也傾吐過這種矛盾的心情。”

郭沫若也寫道:

“我最初是在《逸經》上看到的。原稿沒有見。那毫無疑問是真的。我看，《多餘的話》不會假，不會有大的篡改……”

少年之時，瞿秋白在繪畫、治印、音樂方面，就頗有藝術造詣；他文質彬彬，才華橫溢，而又多愁善感。

有記載說，他時而會在月夜裡吹起洞簫；婉轉悽楚的音調，總是會使得友人們，產生一種惆悵而又奇妙的感覺。

僅就瞿秋白的天性而言，他更適合於在文學領域裡揮灑；正如他在《多餘的話》中所言:

“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

他的性情很軟弱，從他翻譯的一個文句裡，似乎也可以看出；高爾基《海燕》的最後一句，他是這麼翻譯的：

“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吧！”

試與戈寶權的譯文，作一個比較：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這個骨子裡本就性情軟弱的文人，因為種種緣由，卻做了領袖人物，這就註定了他的革命生涯，只能是一個悲劇；因為，“軟心腸”的人，如非經受一番脫胎換骨，是不適宜於從事那種血流如水、積屍為山的革命鬥爭的。

南懷瑾先生說過，很多革命前輩，都是學佛的；瞿秋白也是這樣說:

“無常的世界觀，菩薩行的人生觀，引領我走上革命道路。”

從他在福建長汀的監獄裡、寫給獄醫陳炎冰的一首詞裡，也可以看到瞿秋白受佛學影響之深；《浣溪紗•贈呈炎冰先生雅正》：

“廿載浮沉萬事空，

年華似水水流東，

枉拋心力做英雄。

湖海棲遲芳草夢，

江城辜負落花風，

黃昏已近夕陽紅。”

他在即將走向刑場之時，還作了一首集句詩；令人讀後，心情也是很複雜、很感慨的。

“1935年6月17日，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瞿日讀唐人書，忽見‘夕陽明滅亂流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俜伶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方欲錄出，而斃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煙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秋白絕筆。”

瞿秋白引用唐人韋應物的詩句、“夕陽明滅亂山中”，將陰沉的感情與鬼火的明滅相映照；他的生命即將終結了，於此之時，必有無盡的感慨，但他再說什麼，也都是“多餘的話”了——他無奈而說“正我逍遙處”，其實也只是、即將與鬼為鄰的悽然獨語了。

至於“心持半偈萬緣空”，可用《多餘的話》的結尾語，來作一個註釋：

“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這首集句詩中所描述的，落葉的沙沙聲，與寒泉的幽咽聲，交織一起，顯得是那樣的淒涼，也給人以深沉的孤獨之感；然而，落葉聲、寒泉聲，其延綿無盡之態，他作為一個即將離世之人，還是多麼想聽下去啊！

歷史上許多的仁人志士，他們在生前很孤獨，而在死後，也仍難以得到中肯的理解和評價；然而，當“眼底煙雲過盡時”，他們其實還是很留戀這個美麗的世界，以及很熱愛仍在勞苦地生活著的人群。

咱們為什麼就不能比較客觀地理解、瞿秋白烈士這一篇《多餘的話》呢？

(2019.7.27，寫畢於寧波、翠柏西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