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 當代著名歷史哲學家和思想家，新歷史主義最主要的批評家，“在文化理解和敘事的語境中，把歷史編纂和文學批評完美地結合起來”。
他主導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歷史哲學領域向語言學轉向的傾向，將歷史主義思想帶入文學批評領域，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範。《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出版於1973年，被譽為當代西方歷史哲學中語言學轉向的標誌。
作者寫作本書的背景，已在作者的《歷史的重負》（The Burden of History）一文中表現出來。當時大多數學院派歷史學家認為歷史不是一門科學，或至少不是一門原始的科學。歷史學科介於科學與藝術之間，因此，當歷史學家遭遇社會科學家的質疑時，聲稱歷史是一門藝術；而在面對藝術家的批評時，又聲稱歷史是一門科學。作者認為，這不僅使歷史學科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並且當歷史被或藝術、或科學的知識形式束縛時，就已經註定了作者構思的型別，這是具有一定侷限性的。
根據作者本人的說法，本書體現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識，是為當前有關歷史知識的問題的討論而作。作者明確提出，他在本書中鑑別並說明了19世紀歐洲歷史意識的主要形式，並且在歷史學與歷史哲學中確定一種詩學要素，這種語言學本質是不可迴避、並且是先於理性闡釋的預構因素。他運用形式主義方法建構起一套獨特的結構主義理論框架，以19世紀歐洲八位主要的歷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的歷史寫作為例來證明他的觀點，以此為作者所處時代的有關歷史知識的性質與功能的爭論提供一種跨學科研究的視角。
元史學（Metahistory），又稱後設史學、元歷史。元史學原則是批判的、反諷的原則。它客觀地位於虛構性、諷刺性、真實性史學提出的主張之上，又對其進行評判。而元史學的基礎，由史學作品中占主導地位的比喻方式與伴隨的語言規則所建立；著作中的這種元史學因素構成了種種歷史哲學。
歷史著述的五個層次分別是：編年史、故事、情節化模式、論證模式、意識形態蘊含模式。
當歷史學家進行寫作時，根據自己的需求從歷史中選擇一定事件（客觀發生的），將它們按時間順序排列，組成編年史；將事件編排成各個組成部分，就成了故事（簡而言之，編年史沒有開始與結局，能夠無休止地進行下去；而故事由初始事件、過渡動機、終止動機、結局等因素構成）。
評價
就本書而言，本書內容龐大複雜，但思維結構清晰，作者在導論部分詳細闡釋了自己所使用的各種概念與論證思路，並清晰地勾勒出了全書的結構，本書的主要部分在評論各位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時，也都用作者的形式分析結構體系一以貫之。因此，在理解了各組概念之後，再閱讀本書的主要內容，會比直接閱讀主要部分更加易於理解。
另外，在閱讀中不難看出，作者對於19世紀的歷史著作與哲學理論有著十分深入的研究，他在說明各位作家的作品深層結構時，以其在導言中設定的形式結構體系構建整套內容，這需要讀者在閱讀時，首先也要對各位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的原作有一定的瞭解。
本書不僅標誌著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研究中的語言學轉向，也是20世紀下半葉歷史哲學的主要成就之一。作者在全書中呈現出這樣一個結果——史學家在種種比喻形態中進行選擇，用語言多種多樣的建構方式將物件定型成一種特定的面貌，從而將一系列事件情節化，最終體現出不同的意義。19世紀的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面對著同樣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皆在試圖尋找關於什麼是“實在的歷史”、歷史事件對時代的意義的答案，他們使用了不同的寫作模式，最終呈現了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
作者肯定了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客觀發生），同時也發現了歷史寫作的獨特地位。作者特別強調，事件與事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在特定時間與空間中真實發生的，而後者是在一定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寫作形式、語言特點等因素影響下對事件的陳述。總而言之，歷史事實是構造出來的。
史學家在“科學地”說明過去時，能夠賦予過去以意義，基於這樣的認識，作者在書中不斷地試圖分析，這種意義產生的過程如何運作。史學家先把歷史領域想象成一個承載著某種精神的客體，其中存在著各種事物，它們彼此間存在著各種關係，關係的變化構成了一些問題，它們由情節化與形式論證層面上提供的解釋加以解決。其中的精神則受到了意識形態蘊含的影響。
作者承擔起了重構歷史學的任務，重構後的歷史將同時是詩學的、科學的和哲學的。這體現了作者的跨學科研究意識，他在分析不同史學家的作品時，能夠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出發，例如歷史學、哲學、美學、語言學等層次，來分辨特定史學家或歷史哲學家作品的結構。這樣的分析使得曾經在單一維度下研究的著作，在新的史學背景下，獲得新的意義。並且，根據作者的元史學意識，歷史學與歷史哲學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它們的界限並不像19世紀那樣嚴格對立，而呈現出相互交融的局面。如果這樣的局面能夠被理解，那麼當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在理解歷史事件與過程時，還能夠試著理解在所寫作的時間內，這一段歷史的意義與價值。
此外，除了歷史學與歷史哲學以外，21世紀各學科研究的思想主流皆是提倡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海登懷特在20世紀已具有了這樣的意識，並以19世紀的史學發展為證據，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不僅如此，作者還特別重視對歷史寫作語言的研究。作者認識到，19世紀的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歷史學必須有一種技術性的語言，然而對於這種語言的標準，並沒有單一的語言得以成功實現這一目標，19世紀的歷史學寫作仍然呈現出多元化的解釋策略。一定的史學著作在一定的讀者之間產生不同的影響，與他們之間預設的語言學基礎有關，若是採用某種解釋模式的史學家遇到了另一種預設模式的讀者，那麼這位史學家的論證模式就失去了權威性，而這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之中，往往是隱性的、被忽略的、未受批判的。作者認識到了對歷史學家所進行的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性，並從中闡發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同時，儘管作者對不同史學家的著作進行了評議，並且從中讀者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作者因其處在新的歷史學發展階段、具有豐富的歷史學知識儲備，從而對書中所提到的歷史學著作有著獨到而深入的見解，他也認識到了它們所不可避免的侷限性。然而，作者在評論中，並沒有對那些侷限性進行強烈批判，也沒有站在一個知識的制高點對觀點的正確與否窮追不捨。他認為，在研究時，並不能因為先入為主的觀念、堅信的某種理論與偏好的解釋模式等種種因素而認為某一種著作中的歷史概念比另一種著作中的更加科學。不同意識形態的選擇常常體現的是倫理選擇，因此，在沒有判斷出歷史應該如何的時候，作者不會認為某種歷史知識概念比另一種更加“科學”。作者對他所研究的史學與歷史哲學大師的著作皆抱以平等的、客觀的態度，他認為那些大師都表現出豐富的才華，他們的著作自成一個完整有效的系統，因此不應該根據一定的主觀判斷與偏好進行粗淺的對比與評價。
最終，作者表現了他的人文關懷。他根據對諸位19世紀特定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的研究成果，對新時代史學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並不提倡在歷史寫作中不加思索地全盤接受先人所使用的解釋模式，而應該對歷史進行反思，努力克服原有解釋模式的不足。他指出，新時代的史學研究會更加自由，同時也依然會向19世紀的史學家們那樣，使用與自己相符的敘事模式，來構建屬於自己的歷史敘事。與19世紀不同，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們也將以更加包容的態度，吸收詩學、科學、美學等學科的成果，從新的視野入手，取得新的成果。作者抱著開放性的態度，對歷史學即將迎來的未來滿懷期待。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 當代著名歷史哲學家和思想家，新歷史主義最主要的批評家，“在文化理解和敘事的語境中，把歷史編纂和文學批評完美地結合起來”。
他主導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歷史哲學領域向語言學轉向的傾向，將歷史主義思想帶入文學批評領域，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範。《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出版於1973年，被譽為當代西方歷史哲學中語言學轉向的標誌。
作者寫作本書的背景，已在作者的《歷史的重負》（The Burden of History）一文中表現出來。當時大多數學院派歷史學家認為歷史不是一門科學，或至少不是一門原始的科學。歷史學科介於科學與藝術之間，因此，當歷史學家遭遇社會科學家的質疑時，聲稱歷史是一門藝術；而在面對藝術家的批評時，又聲稱歷史是一門科學。作者認為，這不僅使歷史學科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並且當歷史被或藝術、或科學的知識形式束縛時，就已經註定了作者構思的型別，這是具有一定侷限性的。
根據作者本人的說法，本書體現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識，是為當前有關歷史知識的問題的討論而作。作者明確提出，他在本書中鑑別並說明了19世紀歐洲歷史意識的主要形式，並且在歷史學與歷史哲學中確定一種詩學要素，這種語言學本質是不可迴避、並且是先於理性闡釋的預構因素。他運用形式主義方法建構起一套獨特的結構主義理論框架，以19世紀歐洲八位主要的歷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的歷史寫作為例來證明他的觀點，以此為作者所處時代的有關歷史知識的性質與功能的爭論提供一種跨學科研究的視角。
元史學（Metahistory），又稱後設史學、元歷史。元史學原則是批判的、反諷的原則。它客觀地位於虛構性、諷刺性、真實性史學提出的主張之上，又對其進行評判。而元史學的基礎，由史學作品中占主導地位的比喻方式與伴隨的語言規則所建立；著作中的這種元史學因素構成了種種歷史哲學。
歷史著述的五個層次分別是：編年史、故事、情節化模式、論證模式、意識形態蘊含模式。
當歷史學家進行寫作時，根據自己的需求從歷史中選擇一定事件（客觀發生的），將它們按時間順序排列，組成編年史；將事件編排成各個組成部分，就成了故事（簡而言之，編年史沒有開始與結局，能夠無休止地進行下去；而故事由初始事件、過渡動機、終止動機、結局等因素構成）。
評價
就本書而言，本書內容龐大複雜，但思維結構清晰，作者在導論部分詳細闡釋了自己所使用的各種概念與論證思路，並清晰地勾勒出了全書的結構，本書的主要部分在評論各位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時，也都用作者的形式分析結構體系一以貫之。因此，在理解了各組概念之後，再閱讀本書的主要內容，會比直接閱讀主要部分更加易於理解。
另外，在閱讀中不難看出，作者對於19世紀的歷史著作與哲學理論有著十分深入的研究，他在說明各位作家的作品深層結構時，以其在導言中設定的形式結構體系構建整套內容，這需要讀者在閱讀時，首先也要對各位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的原作有一定的瞭解。
本書不僅標誌著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研究中的語言學轉向，也是20世紀下半葉歷史哲學的主要成就之一。作者在全書中呈現出這樣一個結果——史學家在種種比喻形態中進行選擇，用語言多種多樣的建構方式將物件定型成一種特定的面貌，從而將一系列事件情節化，最終體現出不同的意義。19世紀的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面對著同樣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皆在試圖尋找關於什麼是“實在的歷史”、歷史事件對時代的意義的答案，他們使用了不同的寫作模式，最終呈現了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
作者肯定了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客觀發生），同時也發現了歷史寫作的獨特地位。作者特別強調，事件與事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在特定時間與空間中真實發生的，而後者是在一定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寫作形式、語言特點等因素影響下對事件的陳述。總而言之，歷史事實是構造出來的。
史學家在“科學地”說明過去時，能夠賦予過去以意義，基於這樣的認識，作者在書中不斷地試圖分析，這種意義產生的過程如何運作。史學家先把歷史領域想象成一個承載著某種精神的客體，其中存在著各種事物，它們彼此間存在著各種關係，關係的變化構成了一些問題，它們由情節化與形式論證層面上提供的解釋加以解決。其中的精神則受到了意識形態蘊含的影響。
作者承擔起了重構歷史學的任務，重構後的歷史將同時是詩學的、科學的和哲學的。這體現了作者的跨學科研究意識，他在分析不同史學家的作品時，能夠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出發，例如歷史學、哲學、美學、語言學等層次，來分辨特定史學家或歷史哲學家作品的結構。這樣的分析使得曾經在單一維度下研究的著作，在新的史學背景下，獲得新的意義。並且，根據作者的元史學意識，歷史學與歷史哲學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它們的界限並不像19世紀那樣嚴格對立，而呈現出相互交融的局面。如果這樣的局面能夠被理解，那麼當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在理解歷史事件與過程時，還能夠試著理解在所寫作的時間內，這一段歷史的意義與價值。
此外，除了歷史學與歷史哲學以外，21世紀各學科研究的思想主流皆是提倡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海登懷特在20世紀已具有了這樣的意識，並以19世紀的史學發展為證據，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不僅如此，作者還特別重視對歷史寫作語言的研究。作者認識到，19世紀的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歷史學必須有一種技術性的語言，然而對於這種語言的標準，並沒有單一的語言得以成功實現這一目標，19世紀的歷史學寫作仍然呈現出多元化的解釋策略。一定的史學著作在一定的讀者之間產生不同的影響，與他們之間預設的語言學基礎有關，若是採用某種解釋模式的史學家遇到了另一種預設模式的讀者，那麼這位史學家的論證模式就失去了權威性，而這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之中，往往是隱性的、被忽略的、未受批判的。作者認識到了對歷史學家所進行的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性，並從中闡發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同時，儘管作者對不同史學家的著作進行了評議，並且從中讀者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作者因其處在新的歷史學發展階段、具有豐富的歷史學知識儲備，從而對書中所提到的歷史學著作有著獨到而深入的見解，他也認識到了它們所不可避免的侷限性。然而，作者在評論中，並沒有對那些侷限性進行強烈批判，也沒有站在一個知識的制高點對觀點的正確與否窮追不捨。他認為，在研究時，並不能因為先入為主的觀念、堅信的某種理論與偏好的解釋模式等種種因素而認為某一種著作中的歷史概念比另一種著作中的更加科學。不同意識形態的選擇常常體現的是倫理選擇，因此，在沒有判斷出歷史應該如何的時候，作者不會認為某種歷史知識概念比另一種更加“科學”。作者對他所研究的史學與歷史哲學大師的著作皆抱以平等的、客觀的態度，他認為那些大師都表現出豐富的才華，他們的著作自成一個完整有效的系統，因此不應該根據一定的主觀判斷與偏好進行粗淺的對比與評價。
最終，作者表現了他的人文關懷。他根據對諸位19世紀特定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的研究成果，對新時代史學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並不提倡在歷史寫作中不加思索地全盤接受先人所使用的解釋模式，而應該對歷史進行反思，努力克服原有解釋模式的不足。他指出，新時代的史學研究會更加自由，同時也依然會向19世紀的史學家們那樣，使用與自己相符的敘事模式，來構建屬於自己的歷史敘事。與19世紀不同，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們也將以更加包容的態度，吸收詩學、科學、美學等學科的成果，從新的視野入手，取得新的成果。作者抱著開放性的態度，對歷史學即將迎來的未來滿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