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晉朝，而是先秦的晉國

《竹書紀年》的資料很容易查詢，題主可以查閱一下這方面的論文和專著，可說並不少見。至於記載的是否真實，那倒未必，但這要分成三個方面來看。而單從史實言，如歷史事件發生的年限看，基本可說是真實的。因為太史公的時代，文獻儲存是個大問題（竹簡和帛書都很難儲存下來），尤其還經歷了秦朝李斯提議的焚書事件和挾書令事件，所以到了漢朝，史料闕如的情況下，構建歷史就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

說個題外話，筆者看到《紀年》是八、九年前，當時的天涯和一些群裡都比較喜歡說這個問題，筆者當時尚年輕，就也追了一把時尚。

紀年在史實的基礎上是否存在主觀虛構？

筆者最初找到紀年時，發現其上限是從黃帝開始的，而非當時流傳較廣的堯舜禹始，同時，一些人也不談這本史書對湯武革命的態度。但如果我們自己讀過書就可以發現，《紀念》把所有上古帝王都噴了個遍，沒有一個落下，也就是說，我們中國歷史上的聖王在《竹書紀年》作者群的眼裡差不多都是亂臣賊子。

筆者以前在群裡時，記得有人引韓非子和曹丕來說明《紀年》涉及到主觀判斷的地方可靠，當時筆者尚才疏學淺，也沒有走向專業化，所以比較認同這種觀點。後來卻發現，曹丕事件本是孤證，而孤證不立。至於《韓非子》，我怕這些人根本就沒好好讀書，否則，任何一個讀過韓非子作品的人總會發現，韓非子對“舜囚堯……”這些人的觀點之態度根本就是——亂臣賊子、黨羽之言。可見，就算韓非子本人，也絕不認同這些觀點。而很多人之所以會如此堅定的認為韓非子有近似的言論，那是因為把舜迫堯誤作了舜囚堯。韓非子的態度其實是，大臣如果修身明德，就會把君王比下去，這就是迫君，臣子最好的做法是，暗地裡做好事，明面上則把成就都歸功於君主。可見，迫和囚絕不是一回事。

《竹書紀年》為何會出現這種怪異的歷史觀呢？不清楚，但後世的黃老學派可能跟它有關，因為二者都相信，無論君王如何混賬，只要臣子反抗了，便是大逆不道。所以我們看《竹書紀年》，它從不說那些末世帝王有多壞，也不說反抗者的品德如何，而單純只考慮一個問題——做大臣的，永遠不要反抗君主，否則就是亂臣。或許正是在這個原則的驅使下，那些史實才會被做了改動——起義和革命都是大逆不道的反叛，採取禪讓制度而不是家庭父子承包制，那我們就寫你殺死了君主。

我們知道，孔子是否作了《春秋》尚存在著一定的爭議，但春秋筆法，這個用法大家都耳熟能詳。問題在於，春秋筆法之於先秦，本是很常見的作史原則，即使說孔子確實作了春秋，卻也不能把對春秋筆法的批評推給孔子。從《左傳》中不難發現，當時的史官記史本身就是在史實的基礎上較大程度上以君王為準則。但孔子的《春秋》（筆者比較認同這一種觀點），卻是對天子和諸侯雙方同時做出了批評，所謂罪我者春秋，除了孔子並非史官外，對天子和諸侯雙方的批評才是後人可能批評作者的重要理由。另外，當時的史官把重心放在君王身上，不意味著他們作史就沒有危險，當時本是禮壞樂崩的年代，史官所記，必然要得罪權臣諸侯，而後者要殺前者，簡直易如反掌。

所以，《古本竹書紀年》雖然對我們校正《史記》有很大幫助，卻未必沒受到春秋筆法的影響。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它相較於早期的史書而言，是絕對的唯天子論者。

清朝學者從另一角度指出，晉人本身就有弒君的傳統，所以，他們很可能像曹丕那樣，把自己的行為普遍化。有點像什麼呢？今日若有個大偷偷竊了不少財物，必定會想象，全天下人可能跟我一樣都是偷竊犯——它們屬同一個範疇。

不過，《紀年》還有一種可能，除了韓非子的批評，我們推測的史書書寫原則，以及清人某些學者的推測三種情況外，公孫龍子之前的一些荒誕而不可看作信史的名家人物或也有關聯。這些傳說中，確實存在從反面理論批駁三皇五帝的例子，那麼即便不是信史（非公孫龍子以前的情況，而是在其後），也未必能說後來沒有隨著辯論思潮出現過這些思想。或許，正是這些思想影響了史書作者的看法。

竹書紀年是西晉挖墳出土的，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

竹書紀年原本在晉朝八王之亂的時候丟了，後來有初釋本，後來又有看考正本。再後來到宋朝又丟了。宋朝理學興起，竹書紀年這樣的“異端邪說”自然不能留存。後來明清又來了一次考正。

我們現在看到的竹書紀年已經非原貌了。

我在網上找到了一本《古本竹書紀年》，是經過多方考正的。

我們先且不論《竹書紀年》是否是原本，就算是原本，它的內容就可信了嗎？

竹書紀年最早是春秋時開始寫的，而且不止一個人寫的，是晉國（春秋末年，三家分晉，晉國解體）和魏國的官修史書。

堯開始於公元前2145年，東周開始於公元前770年，相差了一千多年。

所以，竹書紀年可信度究竟有多少，這是存有疑慮的。

竹書紀年說舜囚堯，伊尹放太甲而稱王，這都是站不住腳的。不單單史記說堯舜禹是禪讓，上海博物館戰國竹簡《容成氏》也說上古是禪讓制的，而且有二十多位帝王禪讓的。。。

竹書紀年殷紀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壓，這似乎更符合歷史的真相。但是由於現代對不同地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譯，發現整個商代伊尹都是師權的象徵，地位尊崇，並且有伊尹放逐與迎回太甲的記載，並且整個商代伊尹的後人都有很高的地位與權力，因此這部分存疑。當然，究竟如何，還要加以考究。

所以，即便是原本的竹書紀年還留存於世，它的內容也是不能全信的。《史記》與《竹書紀年》相距年份不過兩三百年，也許戰國曆史，竹書紀年更準確，但是堯舜禹時期，竹書紀年和史記的準確度都差不多的，不可全信，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吧！

別一提《竹書紀年》，就是隻有一本《竹書紀年》，懂嗎？

「《竹書紀年》簡史」：

1、晉朝太康年間從戰魏國出土的，叫《原版竹書紀年》2、宋代後散佚，原本已經丟失。

只有晉隋唐宋以來索引過《竹書紀年》的古史籍裡還有孑遺。

3、明天萬曆年間著名藏書家範欽的“天一閣”裡出來了一本《竹書紀年》，號稱《古本》。4、但是，它與上述說到的“晉隋唐宋以來索引過《竹書紀年》的孑遺”有不少出入——這一點當然會引起人懷疑。5、清朝道光年間進士朱右曾，把“晉隋唐宋以來索引過《竹書紀年》的孑遺”都蒐集了出來，編撰成了一本書，叫《汲冢紀年存真》——簡稱《存真》。6、此書一出，就揭穿了明代《竹書紀年》的畫皮，它和《存真》非常不一樣。此事朱右曾造不了假，所謂的「孑遺」，都是來自這些歷史悠久、又流傳廣泛，歷代天下讀書人都看過的名家書目：

晉《春秋經傳集解後續》、北魏《水經注》、唐朝《史通》、《括地誌》，《宋書·符瑞志》《太平御覽》《資治通鑑外紀》《路史》《永樂大典》《楚辭通釋》等。

毫無疑問，明代《竹書紀年》就是偽書！7、因此，《存真》得到廣泛認可，被稱為《古本》，而明代範欽版的則被認定為《今本》。

在《存真》的基礎上，王國維又編寫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此版本為目前是最被公認且認可的《古本》。

8、 1981年，內地學者方詩齡與王修齡又在《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的基礎上編撰出版了《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簡稱《輯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古本》實際上是《古今本》，因為《輯證》是融合了《輯校》與明代範欽版的《今本》的內容的。

▲純屬多此一舉！

正是因為《輯證》，導致了近三四十年年來，無數人好混淆了《竹書紀年》的古、今本。9、那麼：《輯校》與《輯證》到底有何不同？

詳細的不說，但是涉及「禪讓」，兩書的不同是清清楚楚、顯而易見、一目瞭然！

✔《竹書紀年》原名《紀年》，因為是竹簡，所以才加上《竹書》，它同時還有另一個名字，叫《汲冢書》。

但是，事實上《汲冢書》並不是只有《紀年》一本。

《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看清楚了沒？

與《紀年》一起出土的，還有：

《易經》（二篇） 。《易繇陰陽卦》（二篇） 。《繇辭》。 《卦下易經》（一篇）。 《公孫段》（二篇）。 《國語》（三篇）。 《名》（三篇）。 《師春》（一篇）。 《瑣語》（十一篇）。 《梁丘藏》（一篇）。 《繳書》（二篇）。 《生封》（一篇）。 《大曆》（二篇）。 《穆天子傳》（五篇）。 《圖詩》（一篇）。 雜書四篇，分別是： 《周食田法》 《周書》 《論楚事》 《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包括《紀年》，一共有20類書，注意看清楚束皙的原話，他所說的“與《春秋》大異”的對應主體，是涵蓋這20類書在內的，並不是只針對《紀年》1類。

所謂「大異」者，我總結如下：

①夏國祚比殷商長。②禹禪讓給益，啟篡位，後益因干政被殺。 ③太甲被開商功臣伊尹篡位，太甲殺之。 ④周穆王沒有一百歲。 ⑤周幽王被殺後，「共國」諸侯「和」代行周天子政。

一共“5大異”，那麼，這“5大異”究竟分別出自上述20類書裡的哪一類？

其他先不說，但涉及「禪讓」的，有兩件事：

目前來說，最早的是唐朝的劉知己的《史通》：

《史通·疑古》：“《汲冢書》雲：益為啟所誅。”《史通·雜說上》：“《竹書》雲‘後啟殺益’。”

正如筆者前面所述：必須要《紀年》才是=《竹書紀年》，其他一切《汲冢書》《竹書》不能肯定就是《紀年》。

以上例子可見，這些說法是指涵蓋20類《汲冢書》的，那麼，到底是哪一本呢？？？

答：無法得知。

唐《史通·疑古》雲：‘案《汲冢瑣語》雲：舜放堯於平陽，而書雲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唐《史記正義》雲：“ ‘《括地誌》雲：《竹書》雲：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 唐《廣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雲：“《汲冢竹書》雲：‘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

上面帶“《》”號的書籍，首先要十分注意《瑣語》這本書——今多稱《汲冢瑣語》或《古文瑣語》。

✔「原版《竹書紀年》」（晉朝出土時的版本）的作者為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尚書郎束皙。

因此，對於《瑣語》這本書，原作者的評價當然是最有說服力的：

“《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晉書·束皙傳》。在所有索引《汲冢書》的史籍裡，只有《紀年》或《瑣語》兩本書是有具體的書名指向的，其他18類書無一涉及。

由此可見，考據「《竹書紀年》之孑遺」的另一個重要書籍，就是這本《瑣語》。

✔這本書目前沒有傳世文獻完本，與《紀年》和其他《汲冢書》一樣都亡佚了，因此，我們同樣只能被迫去「孑遺」裡面找。

在所有“指名道姓”中出現“毀三觀”的「《汲冢書》類」裡，只有1例——也就是唐朝劉知己《史通》裡的那例“《汲冢瑣語》雲：舜放堯於平陽，而書雲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的這一記載。

除了這段以外，其他的“毀三觀”只言《汲冢竹書》或《竹書》，根本沒有明言《紀年》——可見索引的作者不一定看過原版的《紀年》，或看過了也不一定就很瞭解。

《廣弘明集》的索引出處就很模糊——《汲冢竹書》到底是指《紀年》還是《瑣語》？語焉不詳。

這種「佛學書」居然也被《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收錄，可見方詩銘、王修齡的治史態度是多麼的不嚴謹，與朱右曾、王國維兩位差遠了！

由《瑣語》作為唯一一本被“點名”的“毀三觀”的書可以推論，那些不指明《紀年》而又說是《竹書》《汲冢書》等的“孑遺”，很有可能就是來自《瑣語》。

但是！這本明明是“妖怪之書”！可見，不是“異說”就一定可信！✔鬼神之書當不可當為言史。10、朱右曾與王國維的《輯校》為什麼能夠獲得多方認可？

因為《紀年》是流水賬的記錄，它主要就是按時間線條來進行記載，而朱、王兩位“復原”《古本》的方法就是按照這種體例來編撰，凡是不符合此類體例的，都作疑存，下舉一例：

《古本竹書紀年·商帝太甲》篇（也就是《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十年，大饗於太廟。

上面的「約按」同樣是出自“晉隋唐宋以來索引過《竹書紀年》的孑遺”，但是朱、王兩位發現它的體例和前後文明顯不同，《紀年》的內容，是很少敘述這麼詳細的，因此朱、王兩位將它作為「約按」放在書中，而並未直接刪除，說明足夠嚴謹。

朱、王兩位的判斷，最終被後世所證實：

✔關於太甲殺伊尹，考古發現卻並不支援這一說法：

目前發現所有有關伊尹的甲骨卜辭裡，伊尹的祭祀級別同殷商人的先公「上甲微」與「商湯」是同等級別的。可見：太甲殺伊尹不可信——人，怎麼會祭祀殺死自己先王的人了，是不是？？？《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太甲殺伊尹”，極有可能就是後世新增，而不屬於原本的。其實，早在清嘉慶年間，時著名學者趙紹祖就對明代範欽版的《竹書紀年》裡的“《竹書》雲/《汲冢書》雲“舜放堯於平陽”說道：‘“其言不似《紀年》本文”。朱右曾與王國維兩位大師果然目光如炬！用文字分析一眼發現了《今本竹書紀年》的問題。

★★★★★↓

所以，曾經有人懷疑過有關《竹書紀年》裡的所謂“毀三觀”，實際上是代曹魏而立的西晉司馬氏故意篡改成“血雨腥風”——目的是為了給自己逼迫曹魏「禪讓」找合理理由，而利用《瑣語》編造了各種殺來殺去的故事。

我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

畢竟，「禪讓」是春秋戰國的共識，整個春秋戰國800年，從來沒出現過違背傳統「禪讓」史觀的記載：

✔「呂不韋」這樣的法家人物說：“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呂氏春秋·去私》✔「墨子」這種反儒標杆人物說：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賢上》 ✔1993年出土的荊門郭店楚簡名《唐虞之道》開篇：“唐虞之道，禪而不專”。

特別是出土楚簡的證明，為春秋戰國時所有史籍的「禪讓」史觀而背書。

《竹書紀年》本身就是魏國與晉國的史官一起撰寫的，如果他們兩國的記載與天下共識有這麼大的差異的話，那麼，那時候肯定已經是大新聞，嚴重點，還會引發戰爭——魏晉兩國會被尊《周禮》的國家聯合圍剿，一點都不誇張！

但是，魏國與晉國卻是“根正苗紅”的儒家大國：

✔雙方同為姬姓大國，都尊王攘夷。

✔魏國和南韓、趙國直接繼承晉國，魏立國君主「魏文侯」，他的國師就是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在魏文侯的支援下，子夏在魏國的「西河」地區創立中國的第一個獨立學府、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官辦的儒家高等學府：西河學宮：

✔而現存的《子夏》著述，從來沒有出現過與傳統的儒家不同的異說。

✔晉國，不用多講了，建國君主為武王之子「唐叔虞」，根正苗紅到不得了。

晉國的「曲沃代翼」自古以來就一直被當作是春秋戰國的反面教材來看待，所謂“殷道親親、周道尊尊”——說的是殷商的兄終弟及，和《周禮》嚴格的講究父子傳續、長幼有序、嫡庶有別的傳統。

如此重視血統的晉國，怎麼會有毀《周禮》觀的史官？？？

✔而最無法解釋的是：《晉書》所載，《汲冢書》（含20類書目）是盜發至「魏襄王」（一說作魏安釐王）墓——這位《汲冢書》20類書的主人墓地得來，亦即「魏襄王」或「魏安釐王」，但是，他可是一名貨真價實的儒家粉：

《孟子見梁襄王（即魏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譯文自己搜，懶得解釋了。✔總之就是純的儒家思想。

一個儒家的忠實粉絲君主，帶著“毀儒家三觀”的書入葬，這該有多麼的不合理、多麼的不可理喻？？

如此看來，魏、晉兩國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晉代出土的《竹書紀年》的那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史觀土壤。

到底真相如何？

我沒有100%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告訴你：

✔從考古發現的「硬證據」（甲骨文）來看：伊尹不可能是殺死商王太甲的人。✔從邏輯上來講：《瑣語》與其他出自諸“晉隋唐宋以來”史籍所謂“《竹書》雲/《紀年》/《汲冢書》雲”，在春秋戰國時，沒有“存活”的條件。

在當時的魏、晉兩國裡，這種說法無異於邪教！！

最後，如果真的有所謂的“昔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等等「大新聞」的話！

那麼，第一手接觸出土版的《竹書紀年》的西晉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尚書郎束皙三人，不會一字都不提及。

正如《晉書·束皙傳》裡束皙本人提到的“與經傳大異”的5大點一樣——該提的，他都提了。

“啟殺益、太甲殺伊尹”這些算什麼？

“堯舜禹互相攻殺”才是真正的大新聞好嗎？

可是，他們就是沒提到。

所以，「毀三觀（毀堯舜禹禪讓）」的記載，是非常可疑的。是典型的突然冒出來的孤證。

最新的考古發掘，也支援堯舜之間，存在禪讓：

「堯舜之都陶寺的政權之和平過渡」↓

11、孑遺裡面的自相矛盾之處，事實上已經揭示了那些“毀三觀”的東西，是完全不可信的。

《古本竹書紀年：夏帝啟》篇：

元年癸亥，帝即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鈞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塗如巴蒞訟。十年，帝巡狩，舞《九韶》於大穆之野。

王國維與朱右曾整理的這篇《帝啟篇》，裡面根本沒有啟與益互相仇殺的故事。

那麼，他們是從哪裡整理出來的？

答：《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的內容，主要來自南宋人羅泌的《路史》。

所有“《紀年雲》”的「孑遺」記載，《路史》是最多的，因此，當是它最權威，在《路史》裡記載的啟與益的關係來看，那《晉書·束皙傳》與唐劉知己《史通》裡的“《竹書雲》”和《汲冢書》雲”的“啟殺益”，根本就不能“好好的坐在一起”！

一個是殺了。

另一個沒殺。

怎麼可能“統一”？

兩者之中，必然有一個是錯的。

去《史通》的原著裡看看原文：

《汲冢紀年》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後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名和。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對照《晉書·束皙傳》可以看出，劉知己根本就是在闡述《晉書·束皙傳》上的說法，根本就不是它自己看了《紀年》而得出的結論。

“堯舜禹相愛相殺”的故事，也果然不出所料！

《汲冢書》雲：“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劉知己根本沒有說明是《紀年》。

✔後面的“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還是在引述《晉書·束皙傳》。

✔《史通外篇·疑古卷三》本身就前後矛盾，一會說“舜放堯於平陽”是出自《汲冢書》，一會又說出自《瑣語》。

▲劉知己不是一次兩次記載混亂：

《史通·疑古》：“《汲冢書》雲：……益為啟所誅。”《史通·雜說上》：“《竹書紀年》：後啟殺益。”▲一會說《汲冢書》，一會說《竹書紀年》，前後矛盾。可見，《史通》的可信性非常低！

一是根本是後世的人錯誤的理解了劉知己的意思，把人家轉述《晉書·束皙傳》的話，當成了《紀年》裡寫了舜殺堯、禹殺舜，再“啟殺益”。

二是劉知己自己就語焉不詳，並無明說！

對於此類者，最適合就是魯迅先生的這張圖。

☞結論：

《今本竹書紀年》——也就是明代範欽本，與1981年內地出版的《古本竹書紀年輯證》都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

那就是不加辨析的對古史採取“通通拿過來的主義”——導致了記載混亂。

筆者為了弄清楚“毀三觀”的「真相」，專門研究過《輯證》，我發現，看這本書，確實是多餘的。

因為它就是弄出了一份大雜燴而已。根本不負責判斷，是也行，不是也行，看了等於白看。

這就是我開頭寫的“多此一舉”。

12、西晉司馬家族100%篡改了《紀年》，而且篡改得十分拙劣！

✔《古本竹書紀年·夏紀·帝癸（桀）》雲：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終壬戌〕。〕

按照「壬子年」到「壬戌年」用「六十甲子年」來算的話，夏朝怎麼也才只有430或頂多490年！

✔按書裡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這樣算下去，計夏有17帝，含禹在內也只有440年。

魏國與晉國的史官連這個都會算錯嗎？答案=0！

天干地支在古代，就跟我們的1234567890等阿拉伯數字一樣，這麼簡單斷然不可能算錯！

✔《古本竹書紀年·商紀·帝紂》篇雲：

“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終戊寅〕。〕”

按「癸亥年」到「戊寅年」按「六十甲子年」算，應該是508年！

按書裡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這樣算下去，計商共有30為帝王，共歷525年！

無論《夏紀》還是《商紀》，白紙黑字，一帝不少的記載完整的，但居然與史官落筆的年限字數相差這麼遠。

答案只有一個：刪掉了一些事情！

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帝王紀年」與「史官紀年」出現這麼大差別的原因。✔一個謊言需要無數個謊言去掩蓋——越篡改，就越不合理。

西晉司馬氏篡改《竹書紀年》，完全確鑿！

傻孩子，歷史有時候是要反著看的。堯舜禹湯的歷史因為久遠，史料記載又少，所以現在主流點都以《史記》記載為主，至於竹書紀年因為是魏(春秋戰國時的)記載的，又經過晉人辯析修正修改，所謂孤史無證，很少人是不信甚至不相信的。

但是因為漢武帝時儒家思想已佔主導地位，堯舜禹的禪讓符合儒家“仁”和“禮”的思想，對教育引導傳承儒家思想有極大幫助，所以歷代皇朝(漢以後各封建王朝都以儒家為正統)更願意以堯舜禹的仁來訓令天下，維護封建禮教，所以最終事實反而搞不清楚了。

如果當代如果考古學能否在漢武以前墓地中，發現其它類似竹書紀年的證據，那就足以推翻禪讓這段歷史公案，拭目以待吧。

我是陽Sir，深耕考古，言之有物，關注勾搭

一、不準與汲冢竹書

準確來說，不準（音否彪）才是歷史上最有“貢獻”的盜墓賊，也是我們所知古人盜古人墓的典範。他來自公元3世紀的魏晉時期，是河南新鄉衛輝市人。他盜的是位於河南汲縣的魏襄王墓！

其實，在秦始皇焚書的舉措之下，各國史籍已經基本無存。但這次不準的盜墓行為，卻意外地發現了共計10車、凡書75篇、其言10萬餘言的竹簡文書。 史稱“汲冢竹書”！

二、竹書紀年

汲冢竹書，被晉武帝派人清點整理為《古本竹書紀年》，到了明代再次整理為《今本竹書紀年》傳言其成書要比《史記》早200多年！那麼，它與司馬遷的《史記》，究竟何者更為可信？我們從一個著名公案入手:那就是關於商王朝的存在時間，從盤庚遷殷至武王滅商。

《竹書紀年》記載為273年；《史記》中記載為773年；兩者之間竟然相差500年！

所幸，由於有考古出土了甲骨文這種自證性質的“史料”存在，王國維先生最終研判出:《竹書紀年》是正確的，它糾正了《史記》中一個罕見的錯誤！

三、關於禪讓

既然《竹書紀年》中商王朝的記載比《史記》更可信，那麼其上記載的有關“禪讓”的資訊是否同樣可信？畢竟，它幾乎衝擊了儒家之根基道德體系: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放，流放）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是否“囚”、“放”這些血淋淋的字眼之後，才是歷史上關於“禪讓”制的真實面目？很多人都說，看到竹書紀年這段上古驚天陰謀之後，真的讓人三觀崩塌！

其實，細心之人會發現兩點可疑之處:

1.這批竹書出自魏國魏襄王墓中

2.這批竹書曾被晉武帝派人整理

《汲冢竹書》這東西，作為戰國史的權威和可信度都很高。

堯舜禹的東西都是胡扯。儒家只是借這些傳說來表達自己的主張，從來不敢一五一十的列什麼時間表。為什麼？儒家出身就是歷史專業，對待歷史是很嚴謹的。說故事可以，當真就不行了。而《竹書》不是，列的很細緻，跟真的似的。仔細一看，上古帝王在位時間都是上百年，90年都算短命。在社會生產力極為地下，醫學完全沒有的石器時代，這些人瑞一代接一代的出來，真他媽讓人不得不相信，上古是個多麼發達的文明。

但是其春秋戰國史部分價值是非常高的，我們從很多資料考據證明了其史料的真實性，甚至記錄了一些我們之前不知道的但是很重大的事情，比如二王並立，比如長城之戰等。

任何一本歷史書都是有立場的，所謂的中立也是一種立場，至少是撰寫者的立場。同一個事件，不同的人來說，即使剛剛過去五分鐘，也會有多個版本，這個看看鄰里糾紛、明星出軌（如潘粵明）等等就知道了。即使你只在這一事件的5公里之外，傳到你耳朵的不同版本，你信哪一種？你自然會有你的判斷，這一判斷有的基於邏輯，有的基於知識層次，有的基於感情好惡，更別提政治事件還要涉及政治立場、政治影響等多種考慮，所以這一事件再從你的口裡傳到另一個人耳朵裡時就是又經過一次篩選的。所以你說史記、竹書紀年哪個真哪個假？立場不同、需要不同罷了。司馬遷史記對堯舜禹替代事件進行描述時，可以肯定的是他必然見過聽過參考過不同的史料，這些記載對這一事件肯定也有不同的描述，其中就未必沒有說所謂替代是兵戈相見而非禪讓的，但是他做出最後選擇記載的仍然是禪讓，自然是有他的判斷原因和出發點。 這就是他的選擇！我們看不同的史料記載，去說孰真孰假，在沒有確切的考古或其他確證之前，也只能是自己的判斷，並不一定是要確認一個否定其他。但值得明確的是，這些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史料記載了同一件事，即堯舜禹相繼，不管這個事件的相繼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史料都記載了有這麼一個事件！那麼這個事件是否存在呢？堯舜禹這三個人或者三者代表的勢力集團是否真的存在而不是神話傳說呢？

“竹書紀年”與“史記”應該都是有偏頗的，應該都是按編纂者根據以前記錄和自己的判斷所編寫而成的。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寫法也很正常，當權者總會按對自己比較有利的一面來書寫歷史。另外對於“禪讓”是否應該按現在這樣理解為主動和平讓權是值得懷疑的。堯、舜、禹所處的應該是原始社會的父系氏族到奴隸社會的初史階段，部落間鬥爭殺俘，蓄奴應該是常態，如果將堯，舜作為在部落鬥爭中失敗，讓出權力，而沒有被新盟主立即殺害或成為奴隸當作“禪讓”，那麼可以說《竹書紀年》與《史記》都基本反映了那段歷史。另外，對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的記錄是否更加可以證明事件的真實性呢？

歷史不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涼麼？誰的權力大誰就可以把這個小姑涼打扮的更漂亮。從古至今不勝列舉，歷史都是為當朝的統治者服務的。

《竹書》不可信，只能作為參考。

經典的一個反例，“仲壬崩，伊尹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按竹書的說法，伊尹是亂臣賊子，被太甲所殺。

然而按照現代考古證據，甲骨文中關於伊尹的卜辭很多，證明伊尹的祭祀等級非常高，配祭殷人先公先王，受到多位商朝國君的祭祀。

由此可以證明，至少竹書關於伊尹的記述純屬胡扯，整書的可信度也顯得不高。

你搞清楚昨天辦公室的爭吵是為什麼嗎？如果連近在咫尺的事都不清楚，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前的文字什麼叫真實？

中國的歷史不是西方傻乎乎的學術性歷史概念。中國非常重要的歷史書“資治通鑑”，名稱就很清楚。中國歷史是非常實用的：其主要功能是：

1、現實的鏡子，就是理清歷史，給今天決策做參考。背後的意思是，古人一些經過的事作為情境，分析評判給今天做事做標準；這樣今人減少對沒經過的事無從判斷的問題。也就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但為突出總結的結論，一些史實會有意調整，以更典型更便於對照。這樣難免有主觀敘述的問題。古人已經知道史實不可能真的問題，所以以鏡子作用為基礎也就不奇怪了。這也是“竹書”在當時雖然轟動一時，但因與儒家理念不和，最終被完全拋棄的原因。

2、史官、諡號是儒家在為政者頭上立著的一把劍，皇帝有沒限制的權而缺少制衡，史書和諡號讓那些有一點關心身後名聲的皇帝或大臣小心行事避免惡政。

反觀西方歷史一味追求真實（連昨天自己做什麼都記不清，何談真實歷史？這以此前十年到上古在技術上根本不可能！而西方社會根本不注重歷史鏡的作用，因沒有實際作用，各種文物、文獻造假只要能賺錢無所不用其極，哪裡有什麼真實性？！例如：北美原住民的消失歷史資料隱匿；如古希臘所謂雕像、文物造假；如中國掠奪的大量文物、文獻、資料的隱匿。），整的歷史文獻不過是個流水賬而已，除了拿出隻言片語來洗腦，半點社會公用也沒有。

歷史的真相

歷史的真相不是一兩本史書能說的清楚的，任何人在著書立說的時候，都會帶入自己的主觀因素，這是必然的現象，主觀因素是由於人對相同事物的不同認知產生的，是無法避免的，如果說誰能完全客觀的判斷一件事的話，做為我個人來講是不太相信的。

因此關鍵在於你看了這些記載之後，是否有自己主觀的判斷，而不是人云亦云偏聽偏信，這才是最重要的。很同意民國時期一位史學家說過的一句話“華人不缺少歷史知識，缺少歷史觀點！”有自己的觀點，就拜託了遇到事情無法選擇和判斷的窘境，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人邁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進化的認知

記得在初中學習歷史課時老師講過在五帝時代採用的禪讓制，但從軒轅來看，這不是禪讓而是武力奪權。後面的幾位雖然不涉及武力奪權，但也不能算是禪讓制。要麼是世襲制，要不就是武力推翻，歷史的車輪總是在世襲制和朝代更替（武力奪權）間不斷的切換變化，禪讓制這種東西只能說是對武力奪權的美化吧，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大家都說堯傳位於舜是禪讓，可我看堯傳位於舜而不傳位於丹朱，不能不說是一種無奈吧。我相信做父母的第一個想法肯定是自己的孩子，儘管舜也有五帝的血統，但是如果考慮帝位承接的話首選肯定還是自己的兒子。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是舜呢？堯實際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不僅是丹朱一個人，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被滅族也說不定。正是為了避免武力奪權的發生，堯才將帝位進行了禪讓。史記裡說堯將兩個女兒嫁給舜做妻子，讓自己的兒子和舜做朋友，目的不僅因為器重，還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把舜變成自家人，繼續延續五帝的血脈。還有一點就是舜也是五帝血脈，大家看原文就能發現這一點，傳給他還不算是傳給外人。

完美的虞舜，識趣的丹朱

舜近乎是個完美的存在，在堯去世後，舜將帝位交給了堯的兒子丹朱，欲擒故縱這是我想到的，結果三年間所有的人都去找舜，沒有人去找丹朱。看到了吧，不是我舜要搶奪丹朱的帝位，確實是大家都支援我，這就是所謂的眾望所歸，四海歸心！

背後是什麼呢？孤立丹朱，因為舜一直在替堯治理天下，丹朱儘管是堯的兒子，但影響力遠不如舜，找他還是得交託舜去辦，還不如直接找舜，漸漸的丹朱的存在感就越來越低了，這個時候如果還沒有自知之明的話，那就要血濺五步了。丹朱儘管沒有大才，但還算知趣，求個安穩也不錯這是明智之舉。

看到了吧，人最應該具備的能力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和位置做出最恰當的選擇，讓自己的獲益最大，而不是一定要去爭，丹朱給我們做出了表率，不爭免禍自求多福。

讀史明智，亦有所得

從舜和丹朱的身上，我明白了這樣一些道理：

一、很多事情要欲擒故縱，不要一下子接受，以退為進你會獲得更多；

二、當所有資源都向你傾斜的時候，你距離目標就不遠了；

三、對身邊的人好一點，多幫助他人，多做一些似乎和自己無關的事，你會收穫信任、能力和支援以及社會的認同；

四、傳承的力量，讀五帝本紀會發現實際上存在那麼一個群體，禪讓不過是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本質和世襲差不多。

五、保持美德不僅有益於自己，同樣有益於他人，美德可以讓你化解仇恨，道不同者可以為謀，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六、你要透過持續行動讓人認識到你的價值，不能和牛人平等，那就讓他認可你的價值。

評價別人容易，認知自己很難。透過讀史，可以從先人的身上找到處世的哲學和人生的智慧，每天多一點思考，每天多一點變化，形成自己看待世界的主觀意識，這點才是最重要的，史書記載的真實與否就不需要去問別人了，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上下記載89位帝王、1847年的歷史。此書在宋時歷經了佚散後又重新收集整理的過程，可信性已打折扣。

西晉出土

《竹書紀年》是在西晉咸寧五年（279年）於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得到墓冢的竹簡數十車，皆以古文。因竹簡散亂，戰國文字在當時已不能盡識。時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奉命將散亂的竹簡排定次序，並用當時通用的文字考訂釋文，遂有初釋本竹書紀年。

八王奪位，永嘉之亂爆發，竹書紀年的竹簡亡佚，而初釋本、考正本傳世。《隋書·經籍志》錄有竹書國異一卷，或是後人據此兩種本子所作的校記。

宋時亡佚

《竹書紀年》在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傳抄本逐步開始散佚，宋代的《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已不加著錄。尤在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學居於正統，而《竹書紀年》與儒家史學體系衝突極大，被宋儒視為異端邪說，當然不能容存於世。

元明清至今

歷經戰亂與朝代更迭，初釋本、考正本漸漸散佚無存。元末明初至明代中期，出現竹書紀年刻本。清朝學者熱衷於訓詁考究，而研究竹書紀年的很多，王國維、範祥雍等人又進行考證與修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史學家們再次重加編撰與考證。

這是一本從出土之時，便已不全的史料，歷經各朝各代的戰亂與不斷考證修錄，如今流傳於世的《竹書紀年》早已不在是原本。史學家認為：竹書紀年的出現，可以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內容。史書記載，要客觀看待，有證可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