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自由的經典——詩經千年
談起《詩經》，當初的我，是懷著些微的期許和崇敬翻開這本書的。曾經我一直疑惑了很久，想那薄薄一本詩集而已，奈何在中國文學巔峰開萬年氣象？讀過之後才嘆然發覺，這“詩”一冊“經”一本，內中蘊著的清雅深邃，卻實在是讓人心折。
在我眼裡，詩經可謂是千年以來“最自由的經典”。這樣的自由性，體現在精絕的文字中，來源於先民不矯飾不刻意的風度，與百家爭鳴逐漸解放的思想背景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更對後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而在處於歷史潮流之峰的當代，詩經的自由性，對於現實社會更多了求真務實的警示意義。
（一）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從詩經樸實自然的文學表達談起
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有兩大源頭，一曰《楚辭》，一曰《詩經》。《楚辭》之美是矣，音韻婉轉疊回，文辭優美酣暢，浩浩乎奔瀉而下，浪花翻卷九曲迴腸。書頁漫卷之間如見騰騰氣澤瀰漫，直讓人聞見老酒開壇飄蕩千年醉人的醇香；可是《詩經》則是截然不同的，仿若山間溪泉，潺潺自流，新妍明麗，悠雅清揚，經卷翻覆之際如見清露被初陽照耀，邂逅這一抹盈盈閃映著的翠色鮮亮。然而，我之所以因詩經歡喜，被詩經摺服，卻不是因為這本詩集承載了千年的讚譽，不是因為後人冠其六經之首千載膜拜傳揚，只是因為——它自成一段天然的風流態度。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和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一起，構成了今日的《詩經》。
十五國風中華大地，情之起，思無邪。採著荇菜的男子低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羈旅行人哀嘆“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公職的辛苦讓人頂著三五在東的小星肅肅宵征，溫婉的妻子於南山殷殷雷聲之下喚人歸來。有深情的男子，望著青綠的衣衫思念亡妻；有少女面帶紅潮，暈亮漫天風雨欲來的晦暗之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情定之時互換信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一念終生指天為誓，“謂予不信，有如曒日！”
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無邪的思念落實到口中紙上，平常到極處便有了風情萬種。就像那句熟稔至極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這“灼灼”二字直直閃亮了千年，後世寫桃花詞筆，再無傳神出其右者。不由敬服，嘆一句，真真是繁華落盡見真純。
安意如說，“一棵樹上不可能只結甜而大的果子，也有乾癟酸澀的，因此無論喜悅或悲哀都要學會順然承受。《詩經》傳達的本就該是這樣發自心田的喜悅或是悲傷。” 而詩經斷然不會辜負所有對文學的期待。
透著文字，我彷彿看到遙遠的先秦時代，先民們坦然率真，舉手投足都瞭然爽利。而這般愛憎分明，不玄不妖，才使簡簡單單的詞句落在心口裡，都讓人感動得泫然欲泣。先民們不受曲調拘束，沒有格律限制，不講究遣詞造句，不尋思起承轉合。也因了這份自然，才不矯飾，不媚俗，不堆砌，不刻意，所以隨意拎出兩個字，都讓後人高山仰止；詠一句面前的物事，來者便窮極千年變化。
陳風一句“月出皎兮”，直令後來的子子孫孫都效仿著對月懷人，“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鄭女思戀著青青子衿，可曾想風捲雲湧之後，有男子用雄心作續，“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鐘鼓聲響起，民間的歌謠卻比黃鐘大呂，更為悠久綿長。
文學源於生活，這彷彿是亙古歲月顛撲不破的真理。而只有真誠的文字，才具有靈性有力量催動讀者內心的共鳴。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而賦、比、興的意義，最本質之處就在於“自然”和“隨意”。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而這三種手法，無一不隨意，無一不自然。
我想，這段真誠洗練的天然儀態，便是詩經最大的寶藏了罷。
（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詩經的產生環境和意義賦予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產生的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佈在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而時間上，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時期，整部詩經的時代，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大雅》也是西周時代的詩，《小雅》產生於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後，《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前770年）以後。
而這樣的時間跨度，恰恰覆蓋了周王朝從興盛到衰落的過程，尤其《詩經》的創作多源於周朝末期，正是春秋時代開端和興起的時候。春秋戰國社會處於大變革大動盪時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經濟上，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在科技上，天文學，醫學等科技取得較大進步。
正是這樣一個興盛於衰落同在、封閉與開放並存、大落未盡而大興未起的時代，給了《詩經》最寬容的創作環境。動盪的社會中社會約束力減弱，作為人本身的獨立性和自由性被激發，這樣的自由性體現在追求上，體現在創造上，也體現在創作上。畢竟，寬容的創作環境是激發好作品的磁場。
百家爭鳴的孕育造就了詩經的自然，同時從另一方面來講，百家爭鳴的興盛造就了詩經的厚重。在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針對社會的急劇變化，各學派熱烈爭辯，著書立說，闡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張。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形成許多學者和思想流派。諸子百家的學說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而《詩經》在這樣的時代中，正是不斷髮展和興盛，並被逐漸賦予意義的。
例如，透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而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實在堪稱“蔚成風氣”。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志”。想言什麼志，則引什麼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麼，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三）陰陽和而萬物得,天地合而萬物興——詩經經典化過程考證
一般來講，當一部文學作品被經典化之後，便逃脫不了被曲解、被粉飾，從而僵化失格內涵喪失的命運。然而詩經在這方面仍然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上灼灼的異數。且不談20世紀的文化革命運動，所謂“恢復了《詩經》的文學真面目”，再之前的歷史長河波浪翻卷，關於詩經的研究從春秋彰始，歷經漢唐經學、宋元義理、清代考據三大階段，歷來眾說紛紜，有爭無終。
漢初最終壓倒了三家詩， 魏晉南北朝時漢學內部發展為鄭學王學之爭、南學北學之爭，六朝文學創作繁榮，文學理論批評發展， 宋人為解決後期封建社會的矛盾而改造儒學，興起自由研究、注重實證的思辨學風，對漢學《詩經》之學提出批評和詮爭， 清人提倡復興漢學，以復古為解放要求脫離宋明理學的桎梏，清初疏釋《詩經》的著作宋學漢學通學壓倒宋學而鬥爭……這些舉動都是新舊雜陳研究局面的表現，卻更是對於詩經內涵之自由、之豐富的體現。就是因為《詩經》不是能被傳統禮義所僵化的經典，所以才引得千年文人騷客費筆評章，務必說出個真切為可。
而另一方面，詩經本身的寫實主義創作思想，更是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從韓愈的古文運動到歐陽修的文論興起，都是對於寫實的傳承。歐陽修提出文以載道的務實理論，“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提倡把“道”與“事”結合，強調從生活中事論文發聲，反對空泛的華麗，這難道不是對於《詩經》緣景抒情、從心發聲的繼承和體現嗎？
（四）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詩經之自由性之於當今的我
《詩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西方漢學家評價《詩經》與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難以估量的偉大價值。
作為中國上古文化的淵藪，《詩經》是一部包羅永珍的百科全書；然而在我眼中，這只是一本“詩經”——詠歌為詩，傳揚為經。我愛她的自由。求真，求美，求實，這樣乾淨而純粹的心情，便是文學同道們最愛的共鳴了吧？歷史紛繁難引，長歌短句，自有靈魂。我只是涉水而過的旅者，腳下河流深深。所謂“都是緣法”，對的便該是恰到好處，一如白雪覆蓋山巒，三春花海明豔，綠葉枝頭初綻，光陰碎灑點點。哪管世間萬相繁花過眼，只願——
一言盡，思無邪。
最自由的經典——詩經千年
談起《詩經》，當初的我，是懷著些微的期許和崇敬翻開這本書的。曾經我一直疑惑了很久，想那薄薄一本詩集而已，奈何在中國文學巔峰開萬年氣象？讀過之後才嘆然發覺，這“詩”一冊“經”一本，內中蘊著的清雅深邃，卻實在是讓人心折。
在我眼裡，詩經可謂是千年以來“最自由的經典”。這樣的自由性，體現在精絕的文字中，來源於先民不矯飾不刻意的風度，與百家爭鳴逐漸解放的思想背景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更對後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而在處於歷史潮流之峰的當代，詩經的自由性，對於現實社會更多了求真務實的警示意義。
（一）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從詩經樸實自然的文學表達談起
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有兩大源頭，一曰《楚辭》，一曰《詩經》。《楚辭》之美是矣，音韻婉轉疊回，文辭優美酣暢，浩浩乎奔瀉而下，浪花翻卷九曲迴腸。書頁漫卷之間如見騰騰氣澤瀰漫，直讓人聞見老酒開壇飄蕩千年醉人的醇香；可是《詩經》則是截然不同的，仿若山間溪泉，潺潺自流，新妍明麗，悠雅清揚，經卷翻覆之際如見清露被初陽照耀，邂逅這一抹盈盈閃映著的翠色鮮亮。然而，我之所以因詩經歡喜，被詩經摺服，卻不是因為這本詩集承載了千年的讚譽，不是因為後人冠其六經之首千載膜拜傳揚，只是因為——它自成一段天然的風流態度。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和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一起，構成了今日的《詩經》。
十五國風中華大地，情之起，思無邪。採著荇菜的男子低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羈旅行人哀嘆“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公職的辛苦讓人頂著三五在東的小星肅肅宵征，溫婉的妻子於南山殷殷雷聲之下喚人歸來。有深情的男子，望著青綠的衣衫思念亡妻；有少女面帶紅潮，暈亮漫天風雨欲來的晦暗之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情定之時互換信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一念終生指天為誓，“謂予不信，有如曒日！”
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無邪的思念落實到口中紙上，平常到極處便有了風情萬種。就像那句熟稔至極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這“灼灼”二字直直閃亮了千年，後世寫桃花詞筆，再無傳神出其右者。不由敬服，嘆一句，真真是繁華落盡見真純。
安意如說，“一棵樹上不可能只結甜而大的果子，也有乾癟酸澀的，因此無論喜悅或悲哀都要學會順然承受。《詩經》傳達的本就該是這樣發自心田的喜悅或是悲傷。” 而詩經斷然不會辜負所有對文學的期待。
透著文字，我彷彿看到遙遠的先秦時代，先民們坦然率真，舉手投足都瞭然爽利。而這般愛憎分明，不玄不妖，才使簡簡單單的詞句落在心口裡，都讓人感動得泫然欲泣。先民們不受曲調拘束，沒有格律限制，不講究遣詞造句，不尋思起承轉合。也因了這份自然，才不矯飾，不媚俗，不堆砌，不刻意，所以隨意拎出兩個字，都讓後人高山仰止；詠一句面前的物事，來者便窮極千年變化。
陳風一句“月出皎兮”，直令後來的子子孫孫都效仿著對月懷人，“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鄭女思戀著青青子衿，可曾想風捲雲湧之後，有男子用雄心作續，“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鐘鼓聲響起，民間的歌謠卻比黃鐘大呂，更為悠久綿長。
文學源於生活，這彷彿是亙古歲月顛撲不破的真理。而只有真誠的文字，才具有靈性有力量催動讀者內心的共鳴。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而賦、比、興的意義，最本質之處就在於“自然”和“隨意”。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而這三種手法，無一不隨意，無一不自然。
我想，這段真誠洗練的天然儀態，便是詩經最大的寶藏了罷。
（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詩經的產生環境和意義賦予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產生的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佈在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而時間上，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時期，整部詩經的時代，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大雅》也是西周時代的詩，《小雅》產生於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後，《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前770年）以後。
而這樣的時間跨度，恰恰覆蓋了周王朝從興盛到衰落的過程，尤其《詩經》的創作多源於周朝末期，正是春秋時代開端和興起的時候。春秋戰國社會處於大變革大動盪時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經濟上，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在科技上，天文學，醫學等科技取得較大進步。
正是這樣一個興盛於衰落同在、封閉與開放並存、大落未盡而大興未起的時代，給了《詩經》最寬容的創作環境。動盪的社會中社會約束力減弱，作為人本身的獨立性和自由性被激發，這樣的自由性體現在追求上，體現在創造上，也體現在創作上。畢竟，寬容的創作環境是激發好作品的磁場。
百家爭鳴的孕育造就了詩經的自然，同時從另一方面來講，百家爭鳴的興盛造就了詩經的厚重。在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針對社會的急劇變化，各學派熱烈爭辯，著書立說，闡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張。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形成許多學者和思想流派。諸子百家的學說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而《詩經》在這樣的時代中，正是不斷髮展和興盛，並被逐漸賦予意義的。
例如，透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而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實在堪稱“蔚成風氣”。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志”。想言什麼志，則引什麼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麼，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三）陰陽和而萬物得,天地合而萬物興——詩經經典化過程考證
一般來講，當一部文學作品被經典化之後，便逃脫不了被曲解、被粉飾，從而僵化失格內涵喪失的命運。然而詩經在這方面仍然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上灼灼的異數。且不談20世紀的文化革命運動，所謂“恢復了《詩經》的文學真面目”，再之前的歷史長河波浪翻卷，關於詩經的研究從春秋彰始，歷經漢唐經學、宋元義理、清代考據三大階段，歷來眾說紛紜，有爭無終。
漢初最終壓倒了三家詩， 魏晉南北朝時漢學內部發展為鄭學王學之爭、南學北學之爭，六朝文學創作繁榮，文學理論批評發展， 宋人為解決後期封建社會的矛盾而改造儒學，興起自由研究、注重實證的思辨學風，對漢學《詩經》之學提出批評和詮爭， 清人提倡復興漢學，以復古為解放要求脫離宋明理學的桎梏，清初疏釋《詩經》的著作宋學漢學通學壓倒宋學而鬥爭……這些舉動都是新舊雜陳研究局面的表現，卻更是對於詩經內涵之自由、之豐富的體現。就是因為《詩經》不是能被傳統禮義所僵化的經典，所以才引得千年文人騷客費筆評章，務必說出個真切為可。
而另一方面，詩經本身的寫實主義創作思想，更是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從韓愈的古文運動到歐陽修的文論興起，都是對於寫實的傳承。歐陽修提出文以載道的務實理論，“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提倡把“道”與“事”結合，強調從生活中事論文發聲，反對空泛的華麗，這難道不是對於《詩經》緣景抒情、從心發聲的繼承和體現嗎？
（四）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詩經之自由性之於當今的我
《詩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西方漢學家評價《詩經》與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難以估量的偉大價值。
作為中國上古文化的淵藪，《詩經》是一部包羅永珍的百科全書；然而在我眼中，這只是一本“詩經”——詠歌為詩，傳揚為經。我愛她的自由。求真，求美，求實，這樣乾淨而純粹的心情，便是文學同道們最愛的共鳴了吧？歷史紛繁難引，長歌短句，自有靈魂。我只是涉水而過的旅者，腳下河流深深。所謂“都是緣法”，對的便該是恰到好處，一如白雪覆蓋山巒，三春花海明豔，綠葉枝頭初綻，光陰碎灑點點。哪管世間萬相繁花過眼，只願——
一言盡，思無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