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明一點，大明朝任何時期，權力都沒有落在太監手裡。舉幾個例子

後世儒生認為王振是明朝第一個掌權的太監，實際並非如此。王振能上臺，一方面是因為皇帝對他器重，另一方面是因為張太后也對他另眼相看。當時，楊士奇和楊傅並不團結，因為楊傅資歷太淺，但是他不貪；而楊士奇資歷深，但是他很貪，同為大學士，經常商議國家大事，自然就會為了利益互相使絆子。

一次，楊傅的老鄉被楊士奇的老鄉給殺了，楊傅要重判，而楊士奇則認為要輕判，爭議不下，就讓張太后裁決，張太后也沒有了主意，王振就說：這兩個人都為各自老鄉出頭，聽誰的都不對，應該這種處理，將其降級調離比較好，張太后聽從了王振的主意。

從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王振這個人其實非常有才，而且往往也會顧全大局。張太后去世之後，皇帝資歷太淺，朝中根本沒有嫡系，所以王振才開始滅掉楊士奇、楊榮等貪官，最終楊士奇因兒子殺了數十人，被迫下臺。不過，王振並沒有直接對楊士奇下手，這其實是一個敗筆，從而導致之後的大學士有恃無恐，這才有了大明朝始終無法解決的問題，皇權被大臣挾持的問題，此後的歷代大明皇帝最終都沒有奪回完整的皇權。

後來的汪直、魏忠賢等人，法辦一群大臣，汪直最有名的案子是殺了楊榮的孫子，原因是楊榮的孫子，在家鄉殺了幾個老百姓，為了逃避懲罰，進京行賄，被汪直髮現之後，開始嚴查，並且牽連不少大臣，但是遭到群臣的反對和抗議，汪直下臺，由此可知，汪直只是皇帝的一條狗而已。

大明朝的權力始終沒有落在太監手裡，一直被大臣挾持倒是真的。後世滅了魏忠賢，直接導致大明滅亡，所以崇禎說，大臣皆應該殺！

根源是朱元璋廢除丞相，於是朱棣成立內閣，內閣越來越厲害，失去平衡，於是皇帝拉上太監，把自己權利分一半給太監。

在中國歷史上，越是強盛的王朝，越容易出現宦官專權的現象，比如大唐、東漢和明朝。

所有的王朝建立，第一步永遠都是權力蛋糕的劃分。當然，皇帝肯定是吃最大、最甜的那一塊兒，不要以為皇帝可以吃“霸王餐”，一個人吃獨食，天下大權獨攬。任何一個王朝，任何一任皇帝都無法做到，皇帝也需要抬轎子的人才坐得穩當。

無論是開國皇帝，還是繼任皇帝，都逃不開各方勢力對皇權的拱衛。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還有三個幫呢，何況是皇帝呢。皇帝是最高權力把控者，但並不是所有權力把持者，他的周圍有太多的勢力存在，有些勢力支援皇權，有些勢力與皇權對著幹。

這些勢力的存在是必須的。

政權要鞏固穩定，朝廷要執行正常，就得進行權力劃分和下放，直白的說，必須有人為皇帝幹活，幹活的人是不是忠誠實幹其實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兩點：1、皇帝是否控制得住；2、能不能為皇帝幹活。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無法避免的局面：皇帝坐龍椅上，下面大大小小一群幹活的人擁有不同的權力。

這就形成了兩類人：一類是龍椅上坐的皇權代表皇帝；一類是為皇帝打工的群臣。群臣都是人精，人精一旦有了權力，就會有慾望。他們的慾望五花八門，為了錢，為了官，為了地位，為了女人等等，這些慾望是可以透過手中的權力來實現的。但是，很多的慾望又與皇帝的慾望有衝突。

有了衝突，就會有鬥爭。

對於這種鬥爭，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解決起來很徹底——幹掉那幫有慾望，有實權，有地位的大臣。

明朝宦官干政的根源其實是朱元璋埋下的。

朱元璋在一幫淮西兄弟的擁護下推翻元朝，打下了錦繡江山，當上皇帝后，他遇到了幾千來所有皇帝都遇到的問題：皇帝和群臣的權力蛋糕劃分。

根據傳統，皇帝坐龍椅，群臣跪地上，大家都尊你為帝，你也給予大家各自的權力，大家都滿足自己的慾望。以前怎麼辦，現在還怎麼辦。

朱元璋不樂意了。老子都當皇帝了，怎麼權力還要和一幫臭老九、臭丘八一起共享呢？皇帝說的話還算不得數，還要讓左右丞相來制約？難道那些奏章就非得李善長、王廣洋、胡惟庸等人才看得懂，批得出來？

天下事應該讓天子來決策。

朱元璋經過了幾年的操作，快刀斬亂麻，把明朝開國時期的丞相殺得個乾淨，最後直接取消了丞相這個編制，那些有丞相統管的六部直接歸屬皇帝來管。丞相的權力就集中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真的贏了嗎？

他是徹底的輸了，原因很簡單，原來朱元璋只需要對付左右丞相兩個人，現在他不但要對付六部尚書和侍郎十二個人，還要天天累死累活的批奏章，下命令，自己給那死去的丞相打工了。

朱元璋窮苦孩子出生，能吃苦，他硬是將這勞累活兒幹到了70多歲，終於把自己累死了。朱元璋一死，他留下的這個制度就給後面的明朝皇帝帶來了極大的隱患。

朱棣造反當了皇帝后，老子朱元璋留下的班底雖然變了，但是規制沒有變，還是皇帝管六部，丞相制度徹底的廢除。朱棣也算是雄才偉略，也是吃苦受罪過來的，這點苦和累還是能承受，那就學老爹一樣幹吧。

朱棣幹不過他老爹，所有的奏章都要皇帝來批，天下那麼多州府，朝廷那麼多臣子，一人封奏章，朱棣就別吃飯睡覺了。要有人幫忙，又不能恢復丞相制度，就找幾個秘書幫忙。

於是，內閣制度就這麼建立起來了。明成祖繞過了朱元璋廢棄丞相制度的初衷，讓丞相借屍還魂了。

明朝初期的內閣權力不大，影響力卻相當的大。內閣成員的官銜不高，大家都是六品小官，但確實皇帝的秘書。現在一個局長的秘書都算是單位的“隱形二把手”，何況當時皇帝的秘書呢。

內閣成立後，明朝的權力蛋糕算是再一次劃分了一下。皇權依然是皇權，丞相別斃，權力由內閣接任（內閣人數比丞相多）。內閣成員也是人，是人，也有慾望。

於是，內閣和皇權之間又出現了權力衝突。這次，皇帝就不要辦了，原來可以換丞相，甚至殺丞相。現在內閣是一幫人，他們下面又是一幫人，皇帝不一定幹得過內閣了。

怎麼辦？皇帝需要人幫忙，皇權需要有另外的勢力來拱衛。

明王朝有個很獨特的現象——外戚勢力不受重用。皇帝找老婆都不找背景深厚的，原因就是擔心外戚會干政。既然沒有外戚幫忙，那就找另外一個幫人吧。那就是對皇帝忠心耿耿的宦官。

太監不識字啊，指望他們能幫上什麼忙？不會，那就學吧。明宣宗朱瞻基第一次讓人教太監讀書認字，這個教太監的老師也是個太監，也就是大明朝第一任奸宦——王振。

太監如何專權呢？說起來其實很簡單，把印章給太監保管就行了。比如一個單位，把公章給小秘管著，小秘的權力能不大嗎？

原來是皇帝和內閣直接明爭暗鬥，從明英宗時期開始，皇帝就不出面和內閣那幫“人精”硬剛了，換成了“人精”和“人妖”硬懟，皇帝在一邊吃著瓜子看熱鬧，該他出手的時候幫幫落了下風的選手。

權力徹底平衡，皇帝輕鬆了。活兒由內閣幹，監督由太監幹，太監由皇帝管。三角權力構架形成，平衡、穩定。

看似大家都很和諧，權力劃分也很合理，皇帝卻忽略了一個問題：太監和內閣這幫人的道德情操都不高。特別是太監，看著皇帝長大的，對皇帝的影響力太大，皇帝從小被那群死太監照顧著，什麼性格，什麼脾氣一清二楚，太監要忽悠皇帝，那簡直是太容易了。

於是，皇帝多多少少就會偏向於太監，這就導致了太監的權力越來越大，對朝局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了。

明代的權力從來沒有落到太監手裡過。

明代那些很厲害的太監，比如劉瑾，魏忠賢，這兩個人夠厲害吧？

皇帝一句話就可以讓他們灰飛煙滅，事實證明太監在明代就沒有真正獲得過權力，他們只是皇權的附庸，皇帝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可以狐假虎威，皇帝不需要了，隨時可以捏死他們。

太監之所以被皇帝倚重，因為明代的權力架構出現了問題。

封建社會，從來都是皇權與文臣的矛盾此起彼伏，所以中間偶爾會夾雜其他勢力來維持均衡。

比如西漢前期外戚很牛，皇權受到威脅怎麼辦？培植自己的羽翼，那就是文臣團隊，所以西漢的舞臺上一直是外戚與文臣的博弈。

東漢呢，東漢的文臣太弱了，所以皇帝與外戚的矛盾依然很大，皇帝只好依靠太監對抗外戚，當太監勢力抬頭，外戚低落的時候，皇帝又需要培植外戚來對抗。

唐宋莫不如此，歷朝歷代，在權力漩渦中，皇帝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

到了明代，朱元璋鑑於歷朝歷代的教訓，成功杜絕了外戚勢力的崛起，同時透過廢除丞相，降低了文臣與皇帝的對抗，因為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認為這樣文官就不會形成一股繩。

朱棣藉助太監勢力抬頭，他覺得太監用著很順手，所以依然如此。

這個時候，就形成了太監與功勳階層相互牽制的局面。

然而，此時的功勳階層很強大，太監難以出頭。

後來，在文臣與太監集團的陰謀下，發生了土木堡之變，功勳階層集體隕落，文臣集團上位，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到了朱厚照繼位，文臣集團很難撼動，皇權旁落，武宗利用劉瑾打擊文官，結果以楊一清為首的文臣陰謀搞死了劉瑾，後來又整死了武宗。

嘉靖身處漩渦之外，旁觀者清，他自然一切都看的明明白白，所以繼位之初，就搞嘉靖革新，結果被文臣阻止。

之後乾脆不管事了，在文臣的團結之下，國庫空虛，後來萬曆時期，財政問題暴露，萬曆用了個馮寶，結果這個人能力不行，萬曆想解決財政問題，始終對抗不了文臣集團。

到了天啟的時候，因為先皇們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了，還是沒錢，怎麼辦？

魏忠賢你來搞，我搞木匠活，魏忠賢透過暴力手段暫時解決了財政問題。

最後天啟還是死的不明不白，崇禎因為年輕，被大臣忽悠，搞死了魏忠賢，結果明朝滅亡。

也就是說，從土木堡之變開始，明朝的皇權已經旁落，皇帝已經找不到平衡點了，在與文臣的鬥爭中，始終撕不開口子。

到了滿清，徹底解決了皇權被掣肘的風險，所有大臣都是皇帝的奴才，皇帝可以隨時解決太監，外戚，大臣這些勢力，專制制度達到頂峰。

所以，明代的太監從來沒有獲取過權力，皇帝允許他們這麼做罷了，跟漢代唐代不同，漢唐的太監可以左右皇帝的生死與廢立，皇帝是沒有辦法的，人家這些太監才是真的有權力，相比之下，明代的太監算啥？

宦官集團的權利是皇帝給的，僅僅是防止文官集團架空皇帝，制衡文官集團權利的工具罷了。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是這些太監的代表，皇帝想滅了他，分分鐘的事。一條狗而已。之所以權力大，無非當朝皇帝太昏聵了。

中國古代歷史有一條規律：王朝新立，肇於文臣武將；國事衰微，起於伶宦外戚。歷代莫不如此。賈誼《過秦論》、歐陽修《伶官傳》已膾炙人口；史記、漢書、資治通鑑、二十四史裡更是不計其數，遑論民間各種野史及傳說。

看官大概是看多了眼下清史明亡劇才有此詫異。如果國家大力推廣漢唐歷史劇，估計又會問，秦代的權力為什麼會落到趙高之手若唐玄宗寵幸高力士之滅國乎？

其一、無有子嗣，皇權自然安心

其二、為條子近臣，揣摩其心可解憂

其三、天子內廷妃子眾多，太監無出淫穢

其四、太監殘缺不全之人，為天子所蔑視者，隨手可誅

明朝太監干政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明朝初創時期，太監的權力不大，並被嚴格限制干政，而從永樂朝開始，部分宦官開始擁有一定的權力；從明宣宗時期開始，司禮監地位得到提高，太監開始嘗試著干政；到了英宗時期，太監開始掌權，司禮監的權力成了能與內閣抗衡的內廷機構；明中葉以後，好幾位皇帝長時間居於後宮，或荒嬉享樂，或煉丹吃藥，怠政嚴重，宦官乘機掌控朝中權力，而皇帝也靠宦官來掌控朝局，制約朝中大臣，因而，宦官的權力便越來越大。

而且，明朝的好幾位皇帝都是很怪異的，對特殊玩樂活動的興趣和愛好勝過對處理朝政的重視，比如，明宣宗朱瞻基愛好鬥蛐蛐；明憲宗朱見深迷於煉丹方術，好女色，喜猛獸等；明武宗朱厚照酷愛玩樂，喜歡奇珍異獸；明世宗朱厚璁也很愛好煉丹方術，著迷於仙道修養；明穆宗朱載垕貪愛女色，好食春藥，最後死於女色；明神宗朱翊鈞特喜歡斂財聚寶，是一個大財迷；明光宗朱常洛喜好吃藥、煉藥，並縱慾無度；明熹宗朱由校酷愛木工活，對他來說，幹木匠活比當皇帝更過癮，等等。

明朝這些皇帝對於他們的特殊愛好，不是一般的滿足興趣，而是寧肯懶政甚至怠政，也要沉溺於他們的玩樂之中，因而，對於朝中政事的處理便失去興趣，因而影響了治國理政。同時，這些皇帝大都是權力慾很強的，他們雖然執迷於特殊的玩樂，但都不但不放棄權力，而且還竭力想強化皇權，於是，他們便利用他們所寵信的宦官來替其掌控權力，而宦官代理皇帝掌權，比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批紅”等，讓司禮監掌印太監代掌東廠等特務機構，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監督和制約等，這自然讓太監能有機會掌握很大的權力，明朝的宦官們便是利用皇帝懶政、怠政的特點，乘機大肆攬權擅政。

明朝宦官擅權干政的現象很值得重視，太監干政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太監權力過大，特別是掌控著有特殊權力的特務機構，這對於行政機體的侵擾是非常嚴重的，影響政治管理體制的正常運轉，使管理出現畸形的發展，專權、腐敗、貪腐現象嚴重，太監干政的歷史經驗教訓是非常深刻的，明朝的敗亡對後世該視為是長鳴的警鐘。

明朝太監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政府開始設立司禮監，起初，司禮監的主要職責是掌管宮廷禮儀，糾察內官違犯禮法的行為，屬於典禮紀察方面的工作，它很可能是由之前的典禮紀察司改變而成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整頓宦官機構，司禮監的職權被相應調整，改變為負責掌管婚喪祭禮儀、賞賜筆墨書畫、督導光祿司供應皇宮筵宴等事務，此時的司禮監仍排列在內監之後，不過，由於司禮監新增了掌御前勘合、內使出門馬牌等機要工作，這使得司禮監的地位有所提高。

明初，朱元璋吸取了歷朝歷代宮中的管理經驗，在司禮監初建立之時，便非常重視防範宦官干政。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在評論宦官時，朱元璋曾說：“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還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

可見，朱元璋還明令內侍毋許識字。其實，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就專門下令鑄造一鐵牌，上面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他還下令將此牌懸置於宮門，並敕令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內廷包括司禮監，在朱元璋掌權時是被抑制的，宦官不允許攬權，宦官對政局並沒有能產生大的影響。

朱元璋畫像

燕王朱棣為了抗拒建文帝削藩，並乘機搶奪帝位，他發動了“靖難之役”。朱棣在率兵南下攻金陵城時，出來率燕軍攻擊建文朝的軍隊外，還收買朝中的大臣和皇室成員，並暗中聯絡和收買宮中的宦官，利用宦官來通報訊息和聯絡朝中大臣，因而，有些宦官對朱棣在“靖難之役”取得勝利，使他能最後奪位成功是有貢獻的。朱棣也因此開始重視宦官的力量和作用。

朱棣登基之後，對宦官比較重視，為了對付建文朝的舊臣，以強化永樂朝的皇權專制統治。朱棣隨即一改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宦官不得干預政事”的規則，給予他所信任的一些宦官有一定的權力；而且，為了對付外朝的文武大臣，朱棣開始提高司禮監的地位，逐漸默許其參與政事。比如，讓宦官掌東廠、監京察、守備南京、出鎮各地、領船隊下西洋等。在永樂一朝，宦官已不再像朱元璋在世時的洪武年間那樣被限制干政了，可以說，是朱棣讓宮中的宦官開始“翻身”了。

朱棣畫像

明宣宗朱瞻基在他父親仁宗朱高熾登基不到十個月之後便繼位了。仁宗確實比較仁善，他當皇帝的時間很短，但卻做了不少好事，在位期間，朱高熾為政開明，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赦免了建文朝時的許多舊臣，平反了許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特別是在軍事上修整武備，停止了永樂朝的大規模用兵政策，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為“仁宣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礎。在洪熙時期，糾錯平反，停止用兵是其政策的主旋律，仁宗並沒有著力於強化皇權方面，因而，在仁宗時期，太監依然像原來一樣，並沒有能增加權力。

可是，明宣宗朱瞻基與他父親不一樣，他的性格更像朱棣，他有氣魄，有雄心，是一位想有大作為的皇帝，他喜歡學他爺爺而不是他父親的樣子。所以，在宣德年間，朱瞻基為了鞏固皇權，開始加強內廷，使司禮監的權力得到較大的提高。

明宣宗朱瞻基親自掀開了宦官干政“序幕”，他改變了朱元璋時期對待宦官的一項重要限制，朱元璋規定內侍不允許讀書識字，可是，到了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卻親自下令，在宮中特設“內書堂”，讓內侍有了讀書的地方，並令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門教授小內使讀書識字，從而，朱瞻基廢除了明太祖不許宦官讀書識字的規制。從此，司禮監下面便長期設有“內書堂”，請朝中的博學大臣，專門負責教授宦官讀書。而從“內書堂”學成出來的年輕宦官，便成了二十四衙門的“人力資源”。而宦官有了文化，參與政事就變得“大有可為”了。此後，“內書堂”輸送出去的宦官有負責記錄御前文字的；有負責掌封進本章的；有負責發行諭批的等等。

宦官常伴隨於皇帝身邊，而且又有了文化知識，這使宦官干政不但有了機會，而且還有了掌握權力的學識和謀略，這使宦官干政現象很難避免了。

司禮監

明宣宗去世後，明英宗朱祁鎮繼位時才九歲，主少國疑，眾臣曾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但被張氏拒絕，張氏只是在幕後支援年少的朱祁鎮。張氏很明智，他既不但不垂簾聽政，而且還嚴令外戚不許擅政，而且，更重要的，她絕不允許宦官干政。

當時，太監王振經常伴隨朱祁鎮左右，太皇太后張氏擔心王振攬權，多次訓斥他，嚴令他不許幹壞事，有一次，還特意在朝中大臣面前，將王振召來，警告王振不許干預朝政。因而，在張氏在世時，王振比較老實，不敢胡作非為；而且，當時輔佐明英宗的有宣宗時的舊臣“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是賢能大臣，也決不允許宦官干政，因而，此時，王振是沒有機會擅權的。

可是，正統八年（1443年）到正統十一年（1446年）的三年時間內，太皇太后張氏和朝中“三楊”重臣都先後去世，而明英宗朱祁鎮在正統八年（1443年）親政，沒有太皇太后張氏的管束，又沒有“三楊”的輔佐，朱祁鎮開始放飛自我，甩開手來處理政事，而他不喜歡大臣們對他的約束，便重用了懂得奉承的宦官王振等，於是，以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便逐漸增加了權力，英宗用他們來制衡文官集團，而王振等利用英宗進行專權干政。

明英宗畫像

王振沒有太皇太后對他的制約，他開始大肆攬權，他首先是請求英宗將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寫著“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自己感到揚眉吐氣了。隨後，王振還大興土木，為他自己建府邸，並且，他還大修智化寺，求佛賜福給他。

接著，王振利用專權朝政的機會，提拔奉承他、賄賂他的聽話官吏。比如，工部郎中王佑善於阿諛逢迎，有一次遇到王振，王振問他為何沒有鬍子，王佑竟恬不知恥地回答說是因為“老爺”王振沒有鬍子，所以，作為“兒子”的他也不敢蓄鬍子，王振聽了心裡非常高興，知道王佑很順從聽話，立即提拔他為工部侍郎。類似的，徐睎和王文因也善於諂媚拍馬，也被王振分別提拔為兵部尚書和都御使；王振還把死心塌跟隨他的心腹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安插到各機構去，為他掌控朝中的一些部門。

王振越來越肆無忌憚，在他當上司禮監掌印太監之後，他便對違揹他意願的大臣肆意進行處罰和貶黜，比如，正統八年（1443年）的一天，奉天殿遭雷擊，被擊去一角，英宗下旨求言詔，翰林侍講劉球上疏提出：“皇帝應親自處理政務，不可使權力下移”等建議，王振知道後，認為劉球是在勸英宗削掉他的權力，於是，王振十分惱火，下令將劉球逮捕入獄。再如，駙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裡責罵傭人、責罵太監員寶，王振知道後非常憤怒，他把石碌逮捕至錦衣衛大牢。

然而，王振的這些肆無忌憚的惡劣行為不但沒有受到明英宗的責備，而且，還得到了明英宗的默許。明英宗對王振非常信任，也很是尊重，他一直稱王振為“先生”，連名字都不叫。這使得王振越來越狂妄，朝中各種身份的人，凡是懼怕王振權力的，都大肆奉承他，比如，有些王侯、公主稱王振為“翁父”；有些趨炎附勢的大臣更是無恥地認王振為“乾爹”。

王振（劇照）

從“麓川之役”開始，王振便跟隨在英宗身邊，找機會攬權，當時，因為有王太皇太后和“三楊”的制約而沒有能得逞，可是，英宗親政之後，王振便不受約束了，他慫恿英宗御駕親征，導致了“土木堡之變”的慘劇發生。據說，“土木堡之變”是因為王振接受瓦剌的賄賂，但他受賄之後，減少對瓦剌太師也先得賞賜，這才引起瓦剌軍率兵入侵的。

惡有惡報，王振極力勸英宗親征，以達到他展示自己權力、並進一步爭功擅權的目的，可是，最後卻導致英宗被俘，而王振也被明軍中憤怒的將領殺死了，這是罪有應得。

“土木堡之變”後，朝中的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英宗被虜，景泰帝朱祁鈺即位，而後，英宗被接回京城，當了太上皇，再後來，朱祁鎮又搞政變，奪回了皇權。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成功之後，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造雕像，為王振祭葬招魂，而且，還在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王振的亡靈。英宗的荒唐舉動讓朝中的宦官的野心更大了。

顯而易見，正是在正統、天順年間，明英宗朱祁鎮掌皇權的時期，宦官的權力得到大肆膨脹，太監才開始明目張膽地擅權。而有了英宗朱祁鎮對宦官的提拔、信任、縱容，甚至尊重，才使明王朝太監干政形成了一種定勢。

英宗之後，憲宗朱見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等明朝皇帝，都有懶政、怠政現象，他們利用宦官代行皇權，以抑制朝臣，而宦官代行皇權理政便成了明朝的一個重要特點。於是，明朝中葉之後，便屢屢出現專權擅政的宦官。

比如，憲宗成化時期，有了建立和執掌“西廠”的汪直；武宗正德年間，出現了氣焰囂張、指派部下掌控東、西廠並新建內行廠的劉瑾；萬曆年間，出現了與張居正聯手、擅權攬政的馮保；明熹宗時期，有了權傾朝野的魏忠賢等等。

宦官專權成了明朝專制政權的一個怪胎。司禮監宦官利用代行皇帝“批紅”的特殊權力，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干預明王朝的中央決策，這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明朝軍事、經濟、和律法等方面都造成了惡劣的後果。

明朝的宦官機構主要有“十二監四司八局”，俗稱“二十四衙門”，這形成了內廷的主要機構。

“十二監”包括司禮監、御馬監、內官監、司設監、御用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而“四司”包括惜薪司、鐘鼓、寶鈔司、混堂司；“八局”包括兵仗局、銀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針工局、內織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毫無疑問，司禮監是“二十四衙門”中權柄最重的一個行政機構，內廷的司禮監與外朝的內閣成了明王朝最重要的兩個核心行政權力機構。《明史》有明確記載：“司禮監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凡內官司禮監掌印，權如外廷元輔，掌東廠，權如總憲。秉筆、隨堂視眾輔。”沈德符說：“司禮今為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對柄機要，瞼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雖稱清要，而其權俱為司禮矣。”（《萬曆野獲編》卷六）

具體說，司禮監設提督太監一名，掌印太監一名，秉筆、隨堂太監四到八名，掌司、典簿太監若干名。提督太監為內廷統領，掌督理皇城內一切禮儀、刑名及管理當差、聽事各役，在司禮監內居住，有長期值班的性質；掌印、秉筆和隨堂太監主要負責協助皇帝並與外廷溝通。秉筆太監由於掌管批紅、傳宣諭旨和提督東廠，權力很大；而掌印太監由於負責核審和最後的蓋章，成了內廷中權力最高的人，因為沒有蓋章，行政檔案便發不出去，掌印太監成了政策推行的最重要的“掌門人”。此外，隨堂太監負責大臣奏章的收藏和整理等。

明代劉若愚說：“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掌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其次隨堂，如眾輔焉。”（劉若愚《明宮史·木集》）沈德符也說過：“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璫亦退避。”（《萬曆野獲編》卷六）

簡而言之，掌印太監猶如“元輔”，與內閣首輔權力相當；而秉筆太監掌東廠，猶如“次輔”，而隨堂太監等相當於“眾輔”，內廷與外庭形成的制衡的局勢，而宦官權力能左右朝局。

在明宣德時期，太監開始攬權，而正統以後，司禮監逐漸成了內廷的核心機構，其實權已經能與外廷的內閣不相上下，儼然是另一“內閣”，後來，司禮監的權力甚至還能制約內閣。所以，後來很多學者都認為，司禮監的掌印太監與內閣首輔的柄機相當，掌印太監成了“內相”。到明武宗時候，司禮監的太監，主要是掌印太監、秉筆太監和隨堂太監中的管文案的，因“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參看（清）趙翼《二十二史剳記》卷 33），具有了獨特的權力。

司禮監所掌控的機構東廠等，其特殊權力非同尋常，是皇帝控制朝中眾臣的重要機構，同時，也是太監干政的特殊工具。東廠因其內署機構位於東上北門而得名，而其外署機構則位於東安門以北東廠始設於司永樂十八年，最高領導為欽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簡稱“提督東廠”，或稱為“廠公”“督主”。這“廠公”一般由一位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可是，東廠名義上是隸屬於司禮監，但“廠公”卻不歸司禮監的首領管理，而是直接隸屬於皇帝，直接向皇帝報告，所以，“廠公”的地位極高。沈德符指出：“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璫亦退避。”（《萬曆野獲編》卷六）顯然，東廠不屬於司禮監管轄，而是由皇帝直管，雖是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任東廠提督，但他向皇帝彙報時，連掌印太監都必須迴避。東廠的權力猶如外廷的都察院，所奏的皆是“機密事”，所以明史說“東廠權如總憲”。

東廠官員（劇照）

禮監所屬的另一機構是“內書堂”。就像上面所說的，這是一個教授宦官讀書識字的教育培訓機構，宣宗帝違背了朱元璋的政策而設立了這一教育機構，讓一些聰明的小宦官能有機會讀書認字，此後，大學士 、翰林 、各部尚書等都成了內書堂的教師。其實，“內書堂”就是宦官的人才培養中心，從其中走出的人才到了各機構去任職，而常常有司禮監的太監頭領來暗中掌控，這對朝局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司禮監的另一下屬機構是禮儀房。禮儀房是很有特殊趣味的內廷機構，它為皇帝的后妃們所生的皇子和公主們提供最好的奶媽，負責照顧皇公主們，比如，在孩子們滿月後替他們理髮；在孩子們滿百天後為他們乳名等，禮儀房的奶媽們負責照顧皇子、公主，一直到他們進入青春期才算結束。禮儀房的太監常年服務於內宮，是接觸後宮皇后嬪妃和皇子、公主最頻繁的一群人，他們常常是通報後宮訊息的靈通人。因而，也是有一定的權力的。

明代中後期大多數皇帝不喜歡按部就班地上朝治國理政，而是喜歡深居宮內，按自己的愛好來玩樂，而內閣所擁戴的專制集權制對於這些有奇怪興趣的帝王們來說，是一種嚴厲的限制，是很難容忍的，於是，皇帝們藉助於宦官的力量，著力爭取他們的“自由”。

在明代，監（司禮監）閣（內閣）體制在權力的牽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這有利於讓明朝中央政府的管理機制保持正常運轉，但宦官禍政的負面影響更是不可忽視的，畢竟，宦官代行“批紅”“掌印”，掌控特務機構，控制部分京都兵權，以及干預“三法司”，並利用自己的權力黨同伐異、貪財斂財，使明朝的政局在後期很多時候成了宦官的朝政，可見，司禮監是明王朝中後期皇權專制主義發展孕育而成的一個政治“怪胎”，對明朝的危害是相當大的。

明朝權力旁落到太監手上，有諸多的原因，主要是如下的幾點。

首先是‬皇帝的‬多疑‬，開國皇帝‬朱元璋‬本身‬是‬一個多疑‬的人‬，從‬他‬建立‬錦衣衛‬這一‬特務‬就可以‬看出來‬，錦衣衛‬用於監督‬文武‬百官的‬言行‬，連‬一些‬功臣‬也不能例外‬。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璋‬對‬大臣‬是‬存在猜忌‬之心‬的‬。相比‬之下‬，太監‬作為‬閹人‬，即使‬有私心‬，也不會‬對造反‬，不會對‬皇權‬產生‬威脅‬，所以‬更‬容易‬獲得‬皇帝‬信任‬。

‬除此之外‬，朱元璋‬吸取‬歷代‬外戚‬專權‬的‬教訓‬，不再‬依賴‬外戚‬，甚至‬連‬明朝歷代‬皇后‬也‬不‬來自於‬門閥‬。也導致‬明朝‬權力‬進一步‬集全‬。

明朝‬廢除‬丞相‬，事事‬都有皇帝決斷‬，但是‬畢竟‬人力‬有限‬，許多事情‬事實上‬是‬由‬太監決斷‬，這也使得‬在‬某些‬特定時期‬，太監‬權傾朝野‬，成為‬事實上‬的‬宰相‬甚至是‬事實上‬的‬皇帝‬。

明代制度決定的，明朝一直在壓制官員的利益權利，皇權跟官員比較對立。特別是錦衣衛，東廠西廠的存在，讓官員如坐針氈。明朝對於言論的嚴酷同樣是封建時代少有的，皇帝對於下面的人相當不信任。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官員以及社會各界的管控需要一套獨立於現有的政治體系以外的一套制度。官宦跟皇帝本身親近而且沒有子孫後代不會謀權篡位，這樣的人最好用，用他們來監控打壓官僚是最好不過的。

明朝皇帝疑心太重，對於官員基本上就是寧可錯殺不可放過。實在不行了，還能夠拿下官宦平民憤。讓雙方有足夠的矛盾，水火不容相互敵視，這樣皇權才能更加安穩。

明代是繼東漢和唐代之後第三個宦官弄權的朝代，但與這兩個前朝不同的是，明代已經進入中央集權的高峰了，明代宦官的權力都是依靠皇權的，所以單論實力，是無法和前朝相提並論的。

那麼明代宦官是如何獲得權柄的呢？

1、 最初的發展

明太祖朱元璋是不喜歡宦官的。洪武時代的宦官只能從事粗鄙的體力工作，在宮中地位很低。而且朱元璋也是三令五申的禁止宦官涉及權力：

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明史·職官三》

凡內使監官有中正者，察爾用之，但任以本等之職，不可委以文武之權。奸狡者斬之，勿某多士。——《祖訓錄》

可是到了永樂時代，由於朱棣是靠造反起家，期間宦官也立了不少功勞，其作用也開始不斷增大，到了宣德時代，皇帝甚至開始給宦官教授文化知識。有句話說得好：就怕流氓有文化。這些宦官多數出身低微，當他們有了知識還能靠近權力，自己會逐步得到重用。

明代宦官的崛起基本都是皇帝的縱容造成的。

2、 原因一——迎合需求

有人評價：明朝皇帝大多聰明，但多是混蛋。這句話是比較中肯的，朱棣以後的皇帝，多是成長在深宮之中的紈絝子弟，從小熱衷於吃喝玩樂。像評價還不錯的明宣宗，不是還有個“促織天子”的稱號嗎。而誰能和皇帝玩到一起去？當然是成天伴隨自己的宦官了。

尤其是明代中後期的宦官，他們無不絞盡腦汁的博取皇帝歡心。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明武宗時期的劉瑾，他遇上了史上最能胡鬧的皇帝朱厚照，那還能有好？而且明代皇帝繼位時，多數是青壯年，年紀不大，意志力也比較薄弱，遇到一些打著歪心思的宦官必然會走向邪路。皇帝不喜歡處理政務，那就指望最親近的人吧，宦官開始走上政治舞臺。

3、 原因二——使用放心

皇帝普遍認為：宦官即使在壞，那也比那些權臣、武將、外戚靠譜得多。這是有道理了，因為宦官特殊的身體缺陷讓他們起碼不會對皇位有非分之想。所以歷代的權宦即使鬧得在厲害，也很快的被處理掉。

不過也有例外的，明英宗時期的曹吉祥不就是個有理想的皇帝嗎？不過他很快的被大卸八塊了。

在明代皇帝眼裡，宦官不過是個奴才，最多就是貪財罷了，不會對自己造成威脅。這種心理也是宦官能夠上位的原因之一。

4、 原因三——制衡手段

明代與前朝有著不同的政治制度。朱元璋廢黜了丞相制度之後，他大包大攬的處理一切政務。但並不是每個皇帝都有老朱那樣的體力和精力。自朱棣設立內閣之後，處理政務的權力就交給了內閣，但皇帝還是擁有決定權。

隨著皇帝越來越懶，於是司禮監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掌印太監就成了宦官的領袖。另外，明代宦官的崛起還與文官集團龐大勢力有關。為了制衡文官集團，宦官就成了皇帝的工具。加上明代特有的特務政治，宦官作為內臣明顯比錦衣衛要方便得多，於是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應運而生，其權力非常之大。

總之，明代宦官的崛起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時代原因。可能由於文化傳播的原因，讓明代宦官聲名大噪，但其實他們遠沒有東漢和唐代的宦官厲害，這兩個朝代的宦官不僅可以左右朝政，甚至能直接干預皇帝的廢立，手中還有軍權，這豈能是明代宦官能比的？明代權宦基本上都被皇帝輕鬆得幹掉了，他們最終不過是一個奴才而已。

自古以來，自秦朝實行中央集權制之後，帝國的疆域過大，這就出現了代理制，即官員代理，而長時間的官員代理就會出現一個團體，官僚集團。當帝國的利益和他們一致的時候，他們就是支撐帝國的忠臣良將和中堅力量。一旦利益出現衝突，則可能與最高統治者相抗爭。皇帝這邊雖然權力大，但人數少，怎麼辦？唯有找一批“代理人”，也就是身邊的親信，扶持他們，而身邊的親信往往是太監。扶持太監就要給他們權力，所以明朝的權力就會落到太監手裡。

這是從宏觀方面分析，接下來從微觀方面分析。

明朝太監掌權得從永樂朝說起，當年靖難之役，朱棣為加強自身，就選擇聯合了宮中的太監，並答應日後給予權力，就此太監初掌權。這是明朝太監掌權的歷史原因。

還有皇帝自身原因，假如老皇帝駕崩，新皇登基，心裡上也不會傾向於那些手握權力但卻不熟悉的人，而是更相信常在身邊，有所瞭解的人，即親信和太監，這也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