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2009年獲得第63回 每日出版文化獎，2009年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2015獲得丹麥最高文學獎--安徒生文學獎。

村上春樹的作品值得去品味，其中就有《挪威的森林》。

作品中“陰”線的代表人物——直子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直子是“我”童年時代玩伴木月的戀人，高中時代，由於木月“莫名其妙”的自殺，直子對生活、前途、社會產生了牴觸和恐懼感，後來離開家鄉，獨自來到東京讀大學。她二十歲生日的晚上與“我”發生性關係之後，活潑的她竟變得沉默寡言。直子離開東京，住進了療養院，數月後她選擇自殺，告別了人世。直子的一生是短暫的，但她在“我”心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她代表著“我”心中虛幻的理想世界。渡邊瘋狂地愛著她，是愛她的那一份純潔，是愛她那並沒有被外界世界所玷汙的聖女般純潔的心靈。直子是有缺陷的，這表現在她的表達能力上，她不知道該如何與別人相處，甚至不能順利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渡邊約會時也總是沉默，不能敞開心扉。實際上，在直子的潛意識中，用表達上的障礙在自己與外界之間樹立了一道屏障，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不想讓任何人打擾。她感到自己與過去的戀人“像是在無人島上長大的兩個赤身裸體的孩子，餓的時候就吃香蕉，寂寞時就相擁而眠。”正是由於直子不能與外界交往，她的內心世界才純潔得如晶瑩的冰塊一樣。渡邊作為那一部分對現實世界極其失望與不滿的年輕人的代表，自然對那個沒有爭鬥，沒有欺騙，人人坦誠相對的世外桃源無比嚮往。

綠子，從她的名字已經透露出她生命的氣息。她在俗世中努力保持自我的純粹性。她“全身迸發出無限活力和蓬勃生機，簡直就像剛剛迎著春光蹦跳到世界上來的一頭小鹿”。她對“民歌小組”和醫院病態環境的喜劇性捉弄，回憶口吻中倒敘出的年少時省下買乳罩的錢而去購置炊具的經歷，與“我”在家中晾衣臺和雨中商店平臺的兩次現實色彩濃郁的接吻，均給人春光盎然的感覺，是作者筆下灰色現世中惟一的亮色。每當“我”沉浸於直子的非現實性陰影時，綠子可以把“我”拉出來；每當“我”對嘈雜的現實感到厭惡之時，綠子又讓“我”感到現實的珍貴，感到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動。綠子在用她那頑強面對殘酷生活的態度與精神感召著“我”，讓“我”不至於沉淪於生活的苦海之中。綠子是“我”現實化的精神寄託和感情慰藉，她象徵了“我”心中真實的世界。作者許多對社會的看法也體現在這位可愛的小姑娘身上。儘管外面的世界如此千瘡百孔，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木月” ——“直子”等。而小說中有另外一個有趣的三角關係，它似乎又遊離於小說的主敘事線索之外（主敘事線索是“我”和直子、綠子之間所發生的關係）。但其象徵意義又是不能忽略的，這便是“我”——“永澤”——“初美”之間的關係。

他出身於富人家庭，年少老成。他不顧戀人初美的感受，帶領“我”做都市的性冒險。拼爭於外務公務員錄用考試，對初美遊離的愛及其給予初美的傷害，都說明他徹底掌握了現實中的遊戲規則，這種規則極端自私而毫無利他性，充滿物慾和野心。這個人物已化身為自私，物慾與野心的符號了，他正象徵著作者青春成長過程中醒悟到的醜陋的自我和醜陋的現實的一面。因此，作者稱其為“是個無可救藥的世間俗物”。

初美是典型的日本女性形象：柔美、溫馴、善良、逆來順受，她給予“我”母親般的溫暖的慈愛，這從她總是張羅要給“我”找物件這一細節可以看出。她是渡邊心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書中並沒提及主人公的家人，但初美已經可以看作是作者安排給“我”的母親。從“我”對初美的鐘愛可以看出，雖然作者是一個“西化的少年” 但他傳統的家庭價值觀是沒有變的。母性的溫柔，的確在治療我心靈上的傷口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些人認為，玲子是一個次要人物，在我看來，玲子不僅作為“我”跟直子之間的橋樑，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世是另一個“我”的象徵。初始，玲子是一個很健康的人，生活美滿，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但在與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卻被深深傷害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傷害她的竟是一個比她小十多歲的女孩，而這個女孩正是受到醜陋的社會毒害的。於是玲子迷惑了，恐懼了，深深躲在自己的自我當中不願接觸世人。後來經過漫長歲月的療傷，她才得以重新走出往事的陰影，重投社會的懷抱。玲子的康復伴隨著直子的死，這不是偶然的，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它象徵著“我”心中並不能割捨跟社會的聯絡的想法，雖然“我”跟現實社會發生衝突、矛盾，但最終仍戰戰兢兢地摸索著走回社會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