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問的，是不是也可以問為什麼是漢朝的司馬遷寫的史記？為什麼是唐朝的李靖寫的李衛公問對？當然是個人的才能問題

首先糾正下題乾的錯誤，不是司馬光寫出了《資治通鑑》，而是司馬光編撰了《資治通鑑》。

為什麼是宋朝？

北宋汲取唐朝後期和五代藩鎮割據，武夫作亂的教訓，偃武修文，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北宋歷代帝王對史書編撰均十分重視。在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之前，已有著名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涉及正史、野史、典故、寓言等類供帝王參詳，這類書往往卷軼浩繁，宋太宗曾稱《太平御覽》：“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其實基本上只是浮光掠影的翻閱幾次，其目的無非是向天下宣傳自己的文治之功；也為勸誡臣子和讀書人要潛心治學。

（圖注：宋英宗御容）

(圖注：“知否”影視劇中的英宗，在哪找的？完全是英宗轉世啊！)

《資治通鑑》編撰背景

英宗治平四年，太子趙頊繼位是為神宗，改元熙寧。北宋前中期皇家重視儲君的執政能力和思想品德的培養，趙頊又是一個好學且有志向的太子，在學習過程中經常忙於請教學問而忘記進膳，以至於英宗每次都要專門派人提醒。神宗喜歡讀《韓非子》，渴望富國強兵，翼作大有為之君，當他讀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經世治國思想大為激賞。

(圖注：宋神宗御容)

(圖注：“知否”影視劇中的神宗，就是顧廷燁的老鐵)

應該說神宗繼位時北宋面臨著一系列沉珂：內部，政府冗官冗兵嚴重，組織臃腫混亂、效率低下、軍費開支龐大。外部，每年對遼國和西夏繳納的歲幣數額巨大。內外交困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不得不向百姓徵收繁重的賦稅徭役。熙寧元年，神宗召王安石進京，詢治國變法之道。熙寧二年，變法新政頒佈出臺，分“富國、強兵、取土”三部分。 新法觸犯了官僚士大夫、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這些利益群體大多根深蒂固，因此新法一經頒佈便遭到守舊派士大夫的集體反對。不僅從內容和效益上對新法進行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責：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朝議紛紛，王安石不為所動，喊出了“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號， 神宗也說：“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主張道德與功名並重，反對守舊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做法。

在新舊兩黨的鬥爭，神宗早期支援王安石變法，守舊派大臣紛紛上疏請辭。熙寧三年，擢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權傾朝野。於是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高潮。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特命設定“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趙頊聽從王安石的舉薦，起用了呂惠卿、章惇、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這次的變法在實施過程中舉步維艱，雖然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國家財政和軍事得到了改善，對大地主大商人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並未徹底改變上層結構，在實施過程中許多舉措被扭曲和篡改，最終壓力被轉移到百姓頭上。發展到後期不但百姓反對，就連皇后、太后都支援守舊派。

為什麼是司馬光

司馬光在這次新舊之爭中，是偏向守舊派的，但對王安石的變法持觀望態度，他認為部分善政可以慢慢嘗試推廣看看效果，並極力勸解兩派講和。司馬光有自己的立場和判斷準則，比如王安石主張解放思想，司馬光則主張禮儀教化。兩人經常就某些問題在朝堂上激烈爭辯，但當時的司馬光並未就變法明確表態。直到青苗法出臺後，在實施過程中出現巨大弊端，司馬光才站出來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他認為放貸收息的責任在縣吏而非百姓，應該針對基層官員出臺法律，而不是針對百姓。但青苗法仍然被強行推行。

(圖注：王安石｛左｝和司馬光｛右｝)

宋神宗對司馬光十分敬重，他希望司馬光能夠和王安石一道輔佐他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因此打算提拔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即副宰相），但司馬光藉口“不通財務、不習軍旅”堅決推辭，並請求離京，後得知好友範鎮因直言勸諫而被罷官，於是憤然退居洛陽，不談政事，一心撲在《資治通鑑》的編撰上。

司馬光在英宗朝時曾擔任過諫官一職，屢次就朝堂內外的亂象秉筆直言，然而許多建議並未被英宗採納，於是司馬光向英宗請辭，英宗準其所請，卻讓其擔任龍圖閣直學士。在龍圖閣的工作經歷讓司馬光意識到，由於史籍繁多，單純的透過翻閱史書來了解歷史總結經驗對普通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急需一本能幫助天下讀書人通讀歷史的集大成之作。他自述道：

“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不能竟其篇第，畢世不能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餘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言。”

這和普通人所理解的該書是帝王之書的概念大相徑庭。 暫時清閒的司馬光於治平三年著手整理史書，暫命名為《通志》，參照《史記》等書，從三家分晉講到秦二世而亡。這項工作得到了英宗的讚賞，並作出指示，要求司馬光繼續按年代編寫，並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選擇編書助手。神宗繼位後司馬光把正在修編的《通志》呈送給御覽，宋神宗對此非常重視，親自為該書提名《資治通鑑》，取“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之意。

《資治通鑑》編撰過程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是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從表面看，《資治通鑑》是奉詔編纂，設局修成，似乎也是一部官修的史書。其實不然。自唐代確立史館制度以後，修史分成二途:官修與私撰。官修史書成書快，卷軼大，但質量差，缺乏創新精神和獨到見解。私撰作品便於發揮個人的創見，成一家之言，常有較高的質量。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個人要收集整理各種資料，又是越來越難以勝任。司馬光的置局修《資治通鑑》，是把私人修史和史館修史相結合，取長去短。得以利用國家的人力、物力和圖書資料作修史之用，具備了史館修史的種種方便條件，但卻沒有監修的牽制和干涉。

司馬光組織的修史局裡有“編集”‘(主編)，有“同修”(編輯)，有“檢閱文字”(校對)，有書吏等等。主編就是司馬光，劉恕、劉攽、範祖禹任同修，作為他的主要助手。這三人的政治觀點同司馬光一樣，又都篤好史學，有很高的史學造詣。《宋史》記載：

劉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巨微之事，如指諸掌。 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率紛錯難治者，輒以誘恕‘，恕於魏晉以後事，參證差謬，最為精詳。”

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鑑》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效劉恕、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負責漢史。範祖禹“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先薦為秘書省正字。”著有《唐鑑》等書，“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雲。”負責唐史。最後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可見，司馬光的修書局同一般的史館不同，是志同道合的集體，工作能力很強的著史班底。

同時，制定有一套良好的編纂方法，分工明確，人盡其長，充分發揮了集體修史的作用。

南宋李點說:“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僚屬採披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範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餘卷，光細刪之止十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

由此可見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步驟，是先由助手們收集各種資料，按年、月、日的順序排列起來，叫做“叢目”，然後再對這些史料進行整理考訂，寫成初步的稿本叫做“長編”。司馬光要求“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以便進一步修改，做到由粗到精，由繁到簡地組織材料。這是一種科學的編篆方法。叢目和長編的製作，“漢史則劉攽，魏晉南北朝史則劉恕，唐史則範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之選也。”所以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認為：“《資治通鑑》之成書，蓋得人焉。”

司馬光充分發揮了主編者、定稿人的重要作用。對助手們製成的長編進行考異、刪削，潤色、加工，並在他認為適當的地方，以“臣光曰：”的形式加以評論，說明他對歷史事件的看法以及應當吸取的經驗教訓。這就使來源於各種不同時代、不同人手的史料，能夠熔鑄於一爐，貫穿在一起，成為一家之書。劉恕之子劉羲仲在《通鑑問疑》中曾說：“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 在編撰過程中司馬光甚至把自己關在地下室裡，和副手一塊工作。《資治通鑑》前後共耗時十九年，編成之時，司馬光已從在朝堂上唇槍舌劍據理力爭的錚錚文人，變成了一個牙齒脫落，雙眼模糊，身體佝僂的六十多歲的老人。

成書以後的事

元豐七年書成，司馬光攜全書呈給神宗，趙頊對書非常重視，在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睿思殿圖章，並親自做序。司馬光離開京城後，由於太后、皇后的干涉，神宗對變法產生了疑慮，改革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神宗開始有意無意得聽取他人意見，對王安石不再言聽計從。熙寧九年，王安石因家中變故辭去相位，隨後徹底放棄了政務。失去了新舊兩黨支援的神宗成了孤家寡人，他重新啟用了舊黨的官員，一邊平衡兩派勢力，一邊獨自堅持改革。這次動盪之後，神宗改年號“元豐”，接下來的改革由他親自操刀，採用更為強硬的手段，基本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權，一舉改善了長久以來的冗官冗兵現象。元豐八年，由於對西夏戰事失利，神宗備受打擊，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大臣勸其立儲，這位胸懷大志的皇帝只能無奈的答應，並在四月一日帶著遺憾離開人世。人亡政息，哲宗即位後，皇太后召司馬光主政，數月間，新黨被罷黜，新法盡廢。

(圖注：宋哲宗御容)

(圖注：哲宗奶奶，也“女中堯舜”之稱的高太后)

宋代以後，由於時局的不同，人們對司馬光的評價也時褒時貶，但從當時宋朝人的角度看，司馬光的地位非常崇高，《宋史》記載元豐八年司馬光回京執政途中景象時這麼寫道：“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人們簇擁以至於車馬無法前進，百姓們都勸他：不要回洛陽了，留到皇帝身邊當宰相，救救百姓吧。）京城百姓為了觀看司馬光的丰采，許多人竟爬樹登屋窺瞰，以至“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司馬光死後，京城人罷市往吊，“胃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歸葬陝州時，“哭者如哭其私親。” 司馬光在歷史舞臺上扮演的是忠臣賢相、正人君子、儒家正統的角色，在個人品質上也值得稱道，他的政治主張偏重於平和，和王安石疾風驟雨的行為作風正好矛盾，但司馬光並不會因為政見不合而攻擊王安石，相反二人經常在私下裡偶有交往。並且司馬光的執政理念更容易被當時的百姓接收，因此深受百姓的愛戴，在朝廷中德高望重，被大多數人擁護。

在看待司馬光的時候，不能單純的以守舊派視之，他說所以編撰《資治通鑑》是因為：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此書雖為封建統治所做，但其價值並不侷限於“統治技術”，他不僅為後人研究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提供了參考，而且它的主題涉及仁、義、禮、智、信各個方面，提倡愛民，愛國，善政，是一部值得人反覆研讀的歷史鉅著。

資治通鑑的歷史價值

中國曆代均設定有史官，分為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屬於皇帝侍從，平時記錄皇帝的言行舉止和家事政務，後者專門編纂前朝官方歷史。唐以前史官們大多秉持“秉筆直書”的傳統。而對於《資治通鑑》，單純的以據實記載來要求司馬光，卻不符合現實情況，也不符合司馬光的創作目的。

他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撰，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也就是說《資治通鑑》在內容選材上是重點突出政治鬥爭的，全書透過分析政權興替的前因後果，歷史事件之間潛在的聯絡，總結出有利於國家統治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結論。

基於司馬光當時的身份和所處的時代背景，他把倫理、儒學、以及禮教等一套理論捆綁在歷史基礎上推廣宣傳。按照現代人觀點，司馬光這套理論明顯違反了歷史常識，簡單的把國家強盛歸功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禮樂制度上，而把國家滅亡歸結於“王德即衰”和“五行相剋”。但這是由歷史大環境決定的，司馬光為北宋統治者服務，需要運用這套理論來告誡帝王和警告世人。但同時司馬光對待歷史發展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這一方面是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一方面是源於自己對歷史的直觀經驗。

(圖注：偉人對《資治通鑑》亦手不釋卷批閱之)

當時司馬光反對用兵，北宋自太宗朝開始一直處於軍事劣勢，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起，與遼國發生了劇烈的摩擦，此後雙方多次交戰，宋朝敗多勝少。真宗時期，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這種用經濟換和平的方式，讓宋朝獲取了暫時的安定，此後由於西夏崛起，宋朝面臨新的危機。因此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與西夏的戰與和成為了最為主要的政治議題。而神宗即位後，相繼對越南地區和西夏大規模用兵，付出巨大代價，卻收效甚微。因此司馬光鄙薄漢武帝，這與班固在《後漢書》中褒揚漢武帝的評價截然相反。究其原因，東漢時班家一門忠烈，經略西域，自然提倡武功，並且東漢為西漢的後繼，站在劉氏王朝的角度上評價自然也會偏向於褒揚。司馬光看到的卻是歷年征戰除了勞民傷財之外沒有取得大的成效，而且主張變法的神宗和王安石對西夏戰事持支援態度，司馬光為時政計即勸導帝王的角度對漢武的窮兵黷武表示反對和批駁也就不奇怪了。

為諷刺王安石的新法，對於王莽，司馬光也大做文章，稱其：“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造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奸，天下嗷嗷，陷刑者眾。”歸根結底王莽作為篡位者，在倫理上就被司馬光所鄙視，而且王莽改制雖然出發點是好的，取得了一點成效，但其弊端直接導致了新朝的覆滅。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讚揚那些忠臣和抵抗外族的將領，比如劉琨，卻對開疆拓土的將領比如霍去病，避而不談。

除此之外，司馬光對歷史的大部分觀點還是值得認可的，他談論東漢滅亡提出東漢的政治變動分為三個階段，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為第一階段，曰：“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瓷也。”和帝至桓帝之間為第二階段，曰：“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桓靈以後為第三階段，曰：“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燻民徐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再以唐朝宦官亂政為例，曰：“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這些精準獨到的總結體現了司馬光高屋建瓴的歷史眼光，也為後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尺度標準。

古代的史書中，大部分的史書讀起來都寡淡無味，僅《史記》、《後漢書》、《三國志》等寥寥數本值得一讀，大部分要麼太過龐雜，如《舊唐書》。有的又太過簡略如歐陽修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而《資治通鑑》行文優美，閱讀流暢，人物特色鮮明，史事邏輯清晰，環環相扣，引人入勝。對於原史書中記載得好的，司馬光偶爾會全文節錄下來，對於名家點評，他也會選擇一些附在一旁。

如李愬雪夜襲蔡州，平吳元濟一事，如果把《通鑑》和《新唐書》對照，即可看出司馬光的手筆。《新唐書》說：“師夜起……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到了《資治通鑑》司馬光的敘述卻是：“……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通鑑》說明了下令的緣由“但東行”把當時戰爭的緊迫氣氛和李愬的果斷決心都描繪了出來。李愬夜裡偷入蔡州，《新唐書》的文字是：“李佑等坎墉先登，眾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拆傳夜自如。”來看《資治通鑑》的描述：“李佑、李忠義攫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析者，使擊拆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裡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新唐書》的文字簡略，情節被刪掉，夜襲的氛圍也沒有寫出來。《資治通鑑》寫得層次分明，從攻外城到裡城，環環相扣。《資治通鑑》在寫李愬入蔡州前，加了一段：“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揭示了李愬夜襲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緣由。高明史家寫史不但要敘史事經過，而且在行文中讓讀者理會史事發展之趨向。

總結：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一本帶有個人色彩和政治目的的鴻篇鉅製，這與他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立場有關，但並不能否認此書的歷史價值，從書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他一生所追求的儒道，而且在他的引領下撥開歷史迷霧，重新看待宋朝以前的中國歷史變遷，並從中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毛主席床頭也總是放著一套《資治通鑑》常手不釋卷批閱之，據他老人家對孟錦雲說，這套294卷的大部頭，他讀了整整一十七遍。甲午年冬，他曾對歷史學家吳晗說：“《資治通鑑》這部書寫得好，儘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皆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藉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圖注：《資治通鑑》批閱版各地新華書店有售)

說白了這傢伙給人一頓洗腦啊！

七歲就砸缸！統一思想這是他的強項嘛。至於怎麼寫那就看他怎麼忽悠了。信不信由我們…

謝謝邀請，這個問題有點奇怪，咋一看還真不知道怎麼回答，提問措辭有點問題。為什麼是司馬光寫出了《資治通鑑》？沒有為什麼，首先這些事講究一個因緣際會，和當時大環境、人文等有很大關係；其次不是司馬光寫的，他還沒那個能耐，是他主持編撰、修訂的！

司馬光這個人呢，反正我是不太喜歡，為了報復王安石，新政垮臺他本人為相後做了一系列荒唐事，甚至包括把神宗時期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盤免費送還西夏，不過跟問題不太相關，就不多聊，只是從側面瞭解下其人就行，反正執政能力很差，可以說傻。

但奈何文學成就高啊，少年即有神童之名，在文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舊派領袖之一。而大家都知道宋朝文人地位之高是歷朝歷代都無法比擬的，更何況司馬光還是朝堂一把手，所以在此種種條件下，既然編撰《資治通鑑》，司馬光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人物。

最初，王安石在位期間，司馬光因政見不和，備受排擠，所以司馬光無所作為下自請外放清閒職務，期間開始編撰《資治通鑑》雛形——《通志》八卷，後來經過英宗、神宗支援，陸續成稿，耗時十九年才完成，涵蓋十六朝一千多年曆史。

作為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歷史地位重要無比，其工程量也是非常巨大的，用了大量人員協從幫助，其主要實際編撰者是劉恕、劉攽、範祖禹三人，只是最後由司馬光潤色、審改，再加上倡導者是宰執司馬光，所以最後全部歸功於司馬光而已。

《資治通鑑》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著作，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這部書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

北宋時代，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實現了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書名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鑑》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司馬光(1019-1086)，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散文家。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運城安邑鎮東北)人，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司馬光自幼嗜學，尤其喜愛研修史冊典籍類書籍，為日後參政併成為史學大家奠定了基礎。

宋仁宗（趙禎），寶元元年司馬光年方20，中進士甲科。宋英宗(趙曙)時繼位前任諫議大夫，宋神宗(趙頊)熙寧初拜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次年，判西京御史臺，居洛陽十五年，專門從事《資治通鑑》的編撰。哲宗即位，還朝任職。元豐八年(1085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黨，廢止新法。數月後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著作收在《司馬文正公集》中。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資治通鑑》。《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瞭然。司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編撰《資治通鑑》，共費時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

《資治通鑑》書名是宋神宗所提，並且為這部史書寫了序言。為什麼是宋代司馬光主持編寫？這個問題神宗趙頊在序中說的很明白，神宗的父親英宗趙曙，因為“以史為鑑”的原因，喜歡讀歷代君主的傳記，而在浩瀚的史書中，選擇尋覓的閱讀很耗費精力。全部閱讀，常人尚且不易讀完，何況是日理萬機的皇帝？於是，英宗便委託司馬光編寫一部歷代軍國大事的編年曆。

而司馬光呢，自幼喜愛讀史，也久有此志，早就想把各朝各代的興亡點評一番，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寫一部鉅著，褒得貶失。讓後來君王易於參閱，從中得到啟發，好革弊興利，使國家進入盛世，百姓樂享太平。總之，司馬光寫書的本意是，君王以這部書為鏡子，看興衰，明功過，達到天下長治久安，惠及四海黎民蒼生。

就這樣，說是機緣巧合也好，因緣際會也罷，宋英宗和司馬光這對君臣一拍即合。英宗撥了經費，讓司馬光自己物色官員助手，成立單獨辦公室，向司馬光開放皇家圖書館，賜予御用筆墨紙硯，並時不時的犒賞一番。不幸的是，英宗在位四年便去逝了，神宗繼位後，司馬光一度遭到貶謫。所幸的是，司馬光不論貶到哪裡，寫書的經費一直沒斷，並且他的編輯部也跟到哪裡。

司馬光離開京都十五年後，前後用了將近二十年，方編寫完《資治通鑑》，在1804年進呈給神宗皇帝。

為什麼是宋朝的司馬光寫出了《資治通鑑》的問題，應從兩個方面來回答。

一、《資治通鑑》的初稿是集體合作完成的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中國古代傑出的編年體通史名著，記載了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間1363年的史事，書成於宋元豐七年（1084年）。

全書共有294卷，目錄30卷，考異30卷。按王朝正統的順序分為16紀，即《周紀》5卷、《秦紀》3卷、《漢紀》60卷、《魏紀》10卷、《晉紀》40卷、《宋紀》16卷、《齊紀》10卷、《梁紀》22卷、《陳紀》10卷、《隋紀》8卷、《唐紀》81卷、《後梁紀》6卷、《後唐紀》8卷、《後晉紀》6卷、《後漢紀》4卷、《後周紀》5卷。

作為中國編年體史籍記述時間最長的一部鉅著，所依據材料除前代17部正史外，還廣泛採用家譜、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野史、筆記小說等300餘種史籍資料。

這部鉅著參與編纂的有劉攽（bān）、劉恕和範祖禹，檢閱文字是司馬光繼子司馬康。

1、司馬光已完成戰國至秦長編部分

在編撰《資治通鑑》前，他獨自撰修了一部戰國至秦編年史書《通志》，共8卷，他把書呈進給宋英宗後，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他繼續編撰，書名為《歷代君臣事蹟》，在崇文院設立修書局，自選助手，允許他借閱龍圖閣、天章閣，三館秘書閣圖書。次年十月，宋神宗繼位，對這部書很感興趣，認為它“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為《資治通鑑》，並親自為此書寫了序文。

2、劉攽負責漢史長編的編撰工作。

劉攽(1023—1089年)，字貢父。宋臨江新喻(今江西新餘)人。進士，為州縣官20餘年，遷國子監直講，官至中書舍人。宋英宗治平年間，曾奉命校正《後漢書》。他在漢史方面有很深厚的基礎，所以主要負責漢史長編部分。

3、劉恕負責三國魏晉南北朝及隋、五代十國史事的長編部分。

劉恕(1032—1078年)，字道原。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進士，官至秘書丞。他主要負責撰寫三國魏晉南北朝及隋、五代十國史事的長編，此外，他對於全書的體例、史事考訂等，都有巨大貢獻。

4、範祖禹負責唐史長編部分。

範祖禹(1041—1098年)，字夢得，成都華陽人。進士。宋熙寧三年（1070），經司馬光奏調進修書局，負責唐史長編部分。書成後，司馬光舉薦他為秘書省正字，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司馬康（1050—1090），字公休，陝州夏縣（今屬山西）人。司馬光繼子，進士。主要負責文字校對工作。

二、司馬光負責全書的統稿

司馬光因王安石變法問題離開宮廷，先是出知永興軍(今西安)，後改判西京御史臺（在洛陽)，他在洛陽居住15年，全力修撰《通鑑》。

劉攽等三位同修在完成各自負責的長編部分後，統稿就落在了司馬光身上。因為編寫長編的原則是“寧失於繁，毋失於略”。這就要求每部分內容都要詳盡細緻，最後每部分的內容會顯得臃腫。相傳範祖禹的《唐紀長編》，長達600卷，所以要進行“瘦身”。

司馬光要對各部分長編進行刪減，對材料的取捨、對有關的議論是否妥當等進行把關。所以，他的任務也是非常繁重的。到全書修成，費時達19年。

司馬光的貢獻是：一是完成了戰國至秦長編部分，二是對全書進行了統稿修改。他沒有把功勞都歸結於自己身上也是令人敬佩的。

《資治通鑑》是一本關於治國理政之歷史書。為什麼能編寫出該書的是宋朝的司馬光而不是別的人？

《資治通鑑》是一本達294卷的編年體史書鉅著，記載了16個朝代共1363年的重大施政跡事。該書之規模、形式、宗旨和目的，決定了該書只能誕生於一個崇文尚書、改革求興的朝代。

而該書內容之廣度、知識之厚度、視角之高度、意義之深度、觀點之亮度、褒貶之力度、現實之適度，以及鉅著編撰組織能力的出色度，都註定了編撰者必須具備至高的“三歷”和強勁的“三力”——學歷、閱歷、資歷和能力、權力、鬥力。

在宋朝之前的中國曆代，都屬於崇武治國之朝代。唐代中期，雖然“武性”沒有那麼強烈，但也不至於重文輕武。而唐代後期，削藩之戰亂，讓其恢復了重武輕文的狀態。由於“文性”不足，決定了唐朝即便曾經盛世空前，也不可能出現《資治通鑑》這種性質、這樣規模的鉅著。

為什麼到了宋朝，就能出現該書？

首先，宋朝開始逐步重視以文治國。尤其是從宋太宗趙光義開始，便空前地重視興文安邦。這個文才武官出身的皇帝，實施了體制大改革，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大改革。在其第一次科舉取士之時，便擴大了數倍的規模。他開設了考課院、審官院，注重以文取官。同時他下令編纂大型書籍，弘文而限武。從此，宋朝進入了一個重文輕武朝代。整個宋朝，書院層出不窮，詩詞興盛至頂，書籍大典連連，科舉盛況空前，文興經久不衰。這，為《資治通鑑》的問世提供了適宜的時代氛圍條件。

其次，宋朝除了“重文”外，還非常注重經濟和民生。宋皇朝深知宋朝是在五代十國戰亂基礎上統一起了的國家，作為戰略要地的河套平原和燕雲地區不在手中，宋朝就缺少重要的戰略屏障和關鍵的戰爭工具——馬匹。因此，不要說攻，能守住就不錯了。為此宋朝始終奉行守內虛外、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以經濟發展促民生，以民生改善助國富，以國家財富換和平。所以，改革發展成為了宋朝最為重要之事。為此，宋朝開展了頻頻的變革。其中北宋最著名的變革有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由范仲淹領銜的“慶曆新政”（慶曆變法），以及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由王安石領銜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正是以改革和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的北宋，為《資治通鑑》的問世提供了必要的市場導向（施政需求）條件。

有了適宜的時代氛圍條件和必要的市場導向條件，宋朝能出《資治通鑑》這樣的書就理所當然了。

那麼，編撰《資治通鑑》所需要兼備的至高之“三歷”和強勁之“三力”，為什麼司馬光正是適逢其人？

首先，我們看看司馬光之至高“三歷”。

先說其學歷。司馬光自幼好學，在時為縣令（後為知州）父親司馬池的悉心培養之下，學識聚長，聰慧過人。幼年便有“砸缸救友”的學識和本領。二十歲便一舉及第成為進士。他博覽群書，學識過人。被同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讚譽為“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

再說其閱歷和資歷。司馬光二十歲便進入仕途，從州判官開始，分別做過主簿、知縣、大理評事、國子直講。三十歲後做過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殿中丞、史館檢討、州典學、州通判。四十歲升遷為開封府推官、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龍圖閣直學士、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五十歲後曾任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等職。花甲之年後由知州遷升至門下侍郎（副宰相）並最終拜相（尚書省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十年的仕途，司馬光經歷盡了貝州農民起義般之內憂，西夏党項威脅般之外患，皇權爭鬥之兇險，黨爭激烈之禍害，民眾苦難之悲哀，官員圖利之腐敗，等等。所有這些內憂外患、權兇黨禍、民哀官敗，無不讓司馬光深刻且深思。司馬光仕歷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曆低官、中官、高官、頂官四層。可謂閱盡人間萬況，歷盡官場千態。

正是司馬光擁有了這至高之“三歷”，促使他以強烈的願望、豐富的知識、雄厚的資本、公認的資格、高瞻的姿態、嚴肅的態度、分明的觀點、足夠的底氣來完成撰寫和編就《資治通鑑》。

其次，我們看看司馬光之強勁“三力”。

先說其能力。就司馬光之仕途實際能力而言，他先後就任過縣、州、朝的各級官職和就任過政、文、史、學、察、軍各種職別，具備很強的實際管治能力。就司馬光的學術理論能力而言，他二十出頭就寫就了《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等等數十篇文章。此後其著作層出不窮。最著名的如《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楊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等，還有後來編寫的《稽古錄》、《本朝百官公卿表》等。由此可見，司馬光為官的實際管治能力和理論能力都非常之強。

再說其權力。這裡要述的權力，是特指司馬光具有的編寫《資治通鑑》鉅著的職能權力。從宋英宗平治二年（1065年）司馬光被任命為龍圖閣直學士開始，司馬光就獲得了撰寫《資治通鑑》（初始稿）的公事權力。次年，司馬光將8卷的《通志》（資治通鑑的原始稿）上呈給宋英宗閱後，又獲得了宋英宗對於該書的高度讚許和對繼續續寫的大力支援，下詔由朝廷設立專門書局，專列編制。並許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官屬助手。自此之後，司馬光領銜書局長達19年之久。司馬光的這個專著書局之專司權，在歷史上實屬空前絕後。

再說其鬥力。司馬光仕歷40多年，可謂生命不息，鬥爭不止。對外，與西夏党項人鬥；對內，與不同政見者鬥。尤其是圍繞著“熙寧變法”與王安石的政治鬥爭，激烈又反覆。無論鬥爭輸贏，司馬光都保持理智、重視經驗，並將之轉化為專著的重要素材。更重要的是，爭鬥讓司馬光編撰專著的決心更足，鬥志更強，大有古今天下大事歷史記述由我撰寫、捨我其誰之氣魄。

正是司馬光擁有了這強勁的“三力”，以使他對撰寫編年體治國理政歷史之鉅著有著強勁的動力，對專著撰寫的水平有足夠的自信，對獲取皇上的長期支援有足夠的智慧，從而確保了完成他的歷史鉅著有足夠的財力資源、人力資源和時間空間保障。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輝煌是賜給有本事的人的。擁有至高的“三歷”和強勁的“三力”的司馬光，經過足足20年的不懈努力後，終於於其66歲時的元豐七年（1084年），完成了鉅著《通鑑》（資治通鑑原名）的編撰，並上呈皇帝。宋神宗見書大喜，以“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之義而賜予書名《資治通鑑》，並親自為之寫序。就這樣，中國最大的一部治國理政編年體史之書便宣告正式誕生！

由上可見，宋朝崇文尚書的適宜條件，以及司馬光篤定的志向和超凡的本領，必定會催生出編年體歷史之鉅著。所以，由宋朝的司馬光寫出了《資治通鑑》並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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