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來說的話，確實是。

不過""暴秦""和著名的嚴法，焚書坑儒之類的事並沒有多大關係，焚書坑儒也沒殺幾個人，之所以這麼出名全是讀書人黑的。

秦的暴政其實集中在繁雜的兵役與徭役，以及過高的賦稅中。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其實並沒有停下腳步，給百姓修生養息的時間，而是又同時開展了過多的工程，像修長城（後世來看很有必要，畢竟沒多久匈奴就大統一了），修秦直道，修水渠，修秦始皇陵，修阿房宮（考古發現可能沒修起來），遠征匈奴，遠征百越（事後來看沒必要）等等，這些幾乎同時進行的大型工程抽調了秦當時大量的成年男性，加大了農業負擔（吃飯總人數不便，幹農活得少了），而為了養活大量的工人與軍隊，秦的賦稅也就出奇的高了。（秦末強大的秦軍那麼快崩潰，很大程度上也與這些工程有關，因為同時進行的這些工程幾乎耗盡了秦朝的國力，到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時候，由於糧草問題，軍隊完全調動不起來，徵百越的幾十萬大軍想回來都沒糧食）

秦朝對當時的百姓來說，確確實實符合""暴""這個詞，稱之為""暴秦""完全沒錯。秦始皇活著的時候沒天下大亂，完全是因為秦始皇，個人的威名太強，繼任者個人能力不強，隱藏的問題就全部爆發了。（不過秦始皇暴君的形象與千古一帝的美名並不矛盾，反而正是因為是暴君，他才可以推行各種政策，為之後中華民族打下堅實的基礎）

“暴秦”第一次正式的出現是在大澤鄉起義時，義軍提出的口號是：“伐無道，誅暴秦”。按照古漢語，“伐”是中性詞,多用於平級之間師出有名的公開宣戰。 比如《孟子.告天下》：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焦循正義:“討者,上伐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

也就說“號曰張楚”、以“楚人”為基礎的義軍不承認秦政權的合法性。有罪、有理而殺曰“誅”，《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評價周武王滅亡商紂王是：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也就是說，在義軍眼中秦朝廷就是個犯罪團伙，必須鎮壓、消滅。

這個觀點此後流行了兩千年，發展到了這種深入人心的程度——後世諫官跟君王撕起來時，罵君王是“桀紂幽厲桓靈”都還能和解，有涵養的君王也都能忍了。但要是誰敢指斥君王為“秦皇”，那對不起，擱誰都得和你玩兒命！由此可見“暴秦”這個概念被實錘到了什麼地步。

但是，隨著新文化運動以後傳統價值觀的崩潰和外來思想的侵蝕，很多對歷史一知半解的人便有目的性的要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於是“暴秦”的定論就開始被大規模的否定。到了最近幾年，隨著在一些秦簡碎片化的理解和影視劇的作用，很多人對秦朝的想象就成了“法家”+“耕戰”+“公正”+“資料管理”+“制度先進”甚至還有“血性”之類令讓人聽了覺得對方智商捉急的形容詞彙。甚至“秦朝被黑”跟“冉閔大帝”、“東林黨禍國”、“清朝無昏君”一樣成了歷史民科的標配。

實話實說 ，無論是秦始皇帝還是秦二世，都不敢為秦朝二世而亡負全責。個人的破壞力畢竟有限，他們犯下的罪惡，其實是制度使然。

之前曾經回答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真的是暴君嗎?》，就跟大家解釋過秦是以三晉之學為理論依據，建立了一個以君王(宗室貴戚)、官僚(本土的各級官吏和遊士)為上層建築、以“二十等爵”為遊戲規則、以“官田”、“刑徒”為經濟基礎，類似後世日本明治朝廷的威權主義國家。

注意，自古以來，整個東亞地區以君相卿士為上層建築、以爵祿為遊戲規則的威權主義王朝比比皆是。但是秦朝和其它王朝不一樣的就是在於最後一點，以“官田”和“刑徒”為經濟基礎。歷史上，被稱為“大秦”的羅馬文明就是建立在以占人口大半的奴隸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之上。在那裡農場裡是奴隸、工廠裡是奴隸，即使是“白領”，比如會計和醫生也常常是奴隸。而秦朝也差不多，透過苛政和“連坐制”，大量的百姓被淪為“隸臣妾”、“城旦”、“鬼薪”，也就是刑徒——屬於朝廷的奴隸。

看多了兵馬俑，再看看這個秦國武士的造型。是不是有點驚悚?

一旦淪為刑徒，除了按天算出來出口糧之外，大家所有的勞動成果都要歸朝廷所有，而且一旦成了刑徒不僅終身難以再回復“齊民”的身份，而且這種悲慘的命運還世世相傳。所以，到了秦朝後期刑徒的來源已經除了犯錯誤的公職人員，盲流，倒插門女婿，小本生意人及其子孫，而發展到了像陳勝吳廣和劉邦這樣的體面人，也就是擁有“二十等爵”的“成功人士”們，一直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成了“吃皇糧”的。

自古兔子不吃窩邊草，而秦朝卻連枕頭邊的都得啃一口，這種朝廷不是暴秦是什麼?

大澤鄉起義，歷史意義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之前寫過一篇文章，比較應景，呵呵。

暴秦治下，居然恢復了古代聖王的太平盛世？

前260年，也就是長平之戰結束那年，一個五十餘歲的讀書人心有所動，搞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他一邊欣賞沿路風景，一邊觀察各地風土民情，白天行路，晚上著述，一路上頗為愉快。

這一天晚上，他在油燈下寫道：

進入這個國家，發現百姓質樸淳厚，音樂高雅悅人，服裝樸素大方，人們敬畏官吏，順從法律，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人民啊。到了都市官府，各級官吏嚴肅認真，謙恭節儉，敦厚謹慎，忠誠守信，沒有粗疏草率的，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官吏啊。來到國都，士大夫走出家門，直奔衙門；走出衙門，直奔家門，沒有私下的事務。他們不勾結、不結黨，卓然超群，明智通達，廉潔奉公，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計程車大夫啊。觀察朝廷，君主主持朝政，處理政事從無遺留，安閒得好像沒什麼事兒似的，真像是古代聖王治理的朝廷啊……

這段話後來被收進了《荀子·強國篇》。

是的，這個老者就是大儒荀子，韓非和李斯的老師。

上述記錄是荀子和應侯范雎的一段對話。范雎問他入秦以來有什麼觀感，荀況老先生說了一大堆，雖然最後還是批評秦國不尊重儒者，但是對自己入秦之後的見聞，還是給予了高度評價。

荀子眼中的秦國，是不是和我們印象中的秦國不大一樣呢？

我們心目中的秦國，照理說應該是人煙稀少（都打仗去了），滿眼殘疾人（秦法嚴苛，動不動割鼻子、砍腳），官吏橫暴（法家出酷吏），一派蕭瑟（人民噤若寒蟬）。

然而，荀老先生一代大儒，似乎並不是以吹牛聞名於世的，讓我們如何理解呢？

讓我們回頭再看看秦孝公與商鞅究竟搞了些什麼名堂。

秦孝公為什麼要用商鞅？

前362年，秦孝公嬴渠梁繼位，本年十九歲。

但凡雄主，多為早熟。十九歲，正是現代人埋頭苦讀想著考清華北大還是藍翔技校的年紀，嬴渠梁在思考秦國向哪裡去、他本人可以乾點什麼的問題。

表面上，作為國君，他有無限權力，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但是，一想到他之前的國君面臨的窘境，嬴渠梁常常不寒而慄。史載，在孝公之前，秦國出了十個強權庶長，其中有五人主導了五位國君的廢立，作為臣屬的庶長，可以決定國君之立廢，而且這個比例高到離譜的地步，讓他情何以堪！國家政局錯亂複雜，公族勢力盤根錯結，這個十九歲的年輕人，眼前一片迷茫。

怎樣抑制公族勢力，怎樣收回國君權力，嬴渠梁想到了他最敬拜的祖先——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其所開創的盛大基業，核心的一點就是依靠外國客卿來制衡秦國公族（穆公名臣百里奚、蹇叔、由余，大家可求助於度娘）。於是，前361年，嬴渠梁釋出招賢令。

商鞅聞訊前來應徵，簡歷上“技能”一項，赫然寫著“屠龍之技”，嬴渠梁大喜，兩人一見傾心，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親密合作（詳見拙文《千古第一絕唱——秦孝公和公孫鞅的一世情緣》）。

商鞅立法的基礎

儒家的社會理想，似乎被法家實現了。這不像現實，倒像是諷刺。

荀子在與范雎對話時最後說，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國基本上達到了，但是，用稱王天下者的標準去衡量，還差得遠呢！

范雎問，為什麼呢？

荀子說，因為沒有儒者吧。純粹地崇尚道義、任用賢人的就能稱王天下，義利兼顧、賢人親信並用的就能稱霸諸侯，這兩者一樣也做不到的就會滅亡。這也是秦國的短處啊。

不能說荀子說的一點道理都沒有，只不過呢，儒家對社會理想的憧憬、對人性要求的苛刻，是無法用來在現實中進行的。我們當然希望國家發展得日新月異，每個人都是道德楷模，但這個可以作為某種追求的目標，倘若拿來作為用人的標準，你滿世界找不到一兩個這樣的賢人，這不是純粹扯淡嗎？荀子對秦國的評價，恐怕沒有最後這兩句批評，早就被後世儒者刪除了吧。

透過荀子的說法，我倒覺得他老人家這次在秦國一遊，反而受到法家思想、特別是法家治下的社會現狀的衝擊甚至感染，這才有可能使一個大儒教出了兩個法家鉅子——韓非和李斯。

我個人感覺，法家最大的特點是：務實。

《商君書·算地》說，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

商鞅認為，法令的制定不考察民情就不會成功，政策的確立適應形勢推行起來就不會牴觸。

比如，商鞅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意思是說，利用善民，人民就愛自己的親人，不愛法制；利用奸民，人民就愛國家的法制，不包庇自己的親人。

此處的“善”與“奸”，秦律的制定者賦予特定的含義。善是指不肯揭發別人的罪惡的人。奸之意恰與此相反。

商鞅又說，利用善民來治國，國家必亂，以至於削；利用奸民來治國，國家必治，以至於強。

商鞅還說，執行刑罰，如果加重刑于輕罪，那麼，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這叫做“在治的形勢下去治”。

從這些觀點看出，商鞅重法制而輕人情。

他的這些話，讓人讀起來總不是那麼個味道。

就像楊朱說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雖為至理，卻聽起來相當刺耳，乃至幾千年來，除了文人士大夫批判他時作為靶子來用，我們找不到楊朱的思想專著。

務實，務的是當時秦國的實。但行務實之事，則非冷酷“奸人”而不能。

商鞅就是這樣的冷酷“奸人”。

然而，只有他還不行，必須要有強大的支援——

秦孝公的支援

任何一場改革，不管是改得好的還是改得壞的，都勢必要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瘋狂抵抗。

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說，我們必須記在心裡，在任何國家中企圖推行一種新秩序，那是最難於著手，最險於進行，或者是最少成功把握的。因為一切從舊秩序中獲得利益的人們都做了那個改革家的敵人，而一切有希望從新制度中得到好處的人，卻都只是些不甚熱心的保衛者。這種淡漠心情之所以會產生，一部分因為他們害怕那些受既存法律之惠的人，一部分則由於人類不肯輕信的天性——人們對於任何新事物都不會認真相信的，除非它已為實際經驗所證明了。因此，每當機會來到，可以向一個改革家攻擊之時，這些反對者們總是以偏激的熱情向他進攻，而另一些人卻只是沒精打采地給他以保衛，處在這二者之間，他是冒著大險的。

商鞅是冒著大險的，因為，他每行一步都要收回公族舊勢的權力，最後，甚至為建立郡縣制而收回舊貴族的土地，這不是要人親命嗎！

幸虧，他有孝公的支援。

我最近常想孝公二十歲，商鞅三十歲，這兩個年輕人，究竟靠著什麼，能夠在二十年間扳倒了既得利益集團？

孝公一死，商鞅車裂。

只能說，秦孝公嬴渠梁是秦國有史以來最堅韌、最鐵腕、最睿智、最遠見的君主，沒有之一。後世的昭襄王、始皇帝，也都只能望其項背而已。

怎麼防止官吏迫害百姓？

在這一點上，我也是服了商鞅了。

官吏仗著手中權力迫害百姓，百姓有冤難訴，這簡直就是千古以來最常見的畫面了。然而荀子說“各級官吏嚴肅認真，謙恭節儉，敦厚謹慎，忠誠守信，沒有粗疏草率的，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官吏啊”，這怎能讓人相信呢？怎麼辦到的呢？

商鞅可以。

這傢伙變法的思想基礎之一就是“愚民”，不能讓老百姓知道太多，否則天天胡思亂想，對國家的“耕戰”政策有害。

然而，他又讓老百姓不斷學習。學習什麼？學習法律！

《商君書·定分》說，諸侯和郡縣一接到朝廷送來的法令，就學習法令的條文。官吏和人民想要知道法令，都來問法官，所以國中的官吏和人民沒有不懂得法令的人。官吏明明知道人民都懂得法令，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對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來干擾法官。假設官吏對待人民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去問法官；法官就要把法令所規定的罪名，告訴他們；他們就會拿法官的話，嚴正地警告官吏。官吏知道是這樣，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對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

所謂“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這話聽起來咋還有點公民權利的意思在裡面呢？呵呵。

在一個國家，當官吏沒辦法迫害百姓時，還有誰能夠迫害百姓？

日本學者堀毅在《秦漢賊律考》一文中指出，秦律事實上並不象《史記》或《漢書》等史書所說的那樣嚴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備程度堪與唐律相媲美。

衣賜履說：今天先說這麼多吧，想講的太多，太繁雜，梳理起來也挺費勁，大家看個意思就是了。基本上感覺，本文裡講的，與之前講的《千古第一絕唱——秦孝公和公孫鞅的一世情緣》沒有本質上的矛盾，不過，後者確實存在需要修訂的地方。本文及後面幾篇文章，都參考了劉義光的《能夠兌現的法律——你所不知道的秦帝國》一書，向作者表示感謝！劉義光先生在撰寫該書的時候，也參考了很多文獻，其中不乏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堀毅的《秦漢賊律考》，籾山明的《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研究》，水間大輔的《秦漢時期縣獄史的職責》，大庭脩的《秦漢法制史研究》，工藤元男的《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加藤繁的《漢代國家財政與帝室財政的區別以及帝室財政的一斑》，富谷至的《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文書行政的漢帝國》，永田英正的《居延漢簡研究》，等等。我想，劉先生參考這些作品，是因為國內缺乏這些方面的研究。我們華人的歷史，日本人研究得沒準比我們深、透，這讓人實在有些發冷。我們自己的歷史都缺乏人才去研究，更何談去研究美、日？網民們天天吵著說要對美國說不、要收拾小日本，云云。你連人家是怎麼回事都弄不清楚，你收拾個茄子！現在是，我們連自己是怎麼回事都弄不清楚啊！想想真的好可怕！劉義光先生，我在網上查了一下，有個稱號叫“民間學者”。那我們的官方學者是否對秦漢的法制有足夠的研究呢？我沒發現。可能是我看得書少，也可能是研究成果保密，當然，還可能是沒人研究，優秀人才都去當官、掙錢了吧。再次感謝劉義光先生！

尊重肯定民族偉人偉業，千古一帝秦始皇，大統一思想，功在千秋，利在世世代代。就是到現在的科技教育，文明高度發達世界。歐洲，中東，非洲，印度等各種族互相殘殺，宗教屠殺。平民百姓四面八方的流亡，逃避戰亂，投奔怒海還天天發生，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恥辱。。千古一帝秦始皇最大的缺點，也是華夏民族文化底蘊最大的悲劇就是太仁慈寬容。沒有徹底誅殺滅種固化權貴家族，才被黑二千年啊要是學到成吉思汗，新老惡魔(歐美)徹底屠殺乾乾淨淨，那來現在這群遺族無恥的胡說八道黑。。。。

焚書坑儒就是最明顯的暴政，百姓與皇帝意見不一樣要被活埋，這多可怕呀；更可怕今天網上居然歌頌暴政實施者秦始皇。弦外之音要再現坑儒，怪不得很多名人富人移民，他們肚子早就猜到會有這一天。於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網上多人知道暴政要失去民心，於是為暴政洗白，用“多項偉大”來抵扣暴政。可惜秦始皇一個偉大都沒有。第一偉大曰“大一統”消滅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給百姓過上太平日子。但事實秦始皇征戰多年，奪得天下，十五年就亡國。百姓一天太平日子都沒過上。秦始皇實是戰亂的製造者，秦粉還要百姓感恩秦始皇帶來大一統太平。秦粉做沒本錢的收買人心生意呀！二偉大曰統一文字，度量衡。拿統一度量衡當豐功偉績歌頌，實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也。文字語言，度量衡這東西，只要商業發達，交流頻繁，就能統一。根本不要用殺人來統一度量衡。如聯合國就有全球標準化機構，沒聽說聯合國為頒佈標準檔案要統一全世界。歌頌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等於為帝國主義侵略找藉口。第三偉大曰秦始皇郡縣制比分封制先進。其實郡縣制分封制全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鬥爭。與百姓風馬牛不相及。因為百姓不管什麼制都要交稅。秦粉收了百姓的稅，還要百姓感恩秦始皇郡縣制。秦粉還是做沒本錢收買人心生意。

《大澤鄉的故事，不是司馬遷編的》

司馬遷的《史記》，敘事十分的生動，讀來賞心悅目。但是，也有人苛責，說是有編造的可能。畢竟，他說的這些事，他也沒有親身經歷過，他憑什麼知道的那麼清楚？ 比如，鴻門宴裡每個人坐和站的方位，當場都說了什麼，他是怎麼知道的？

顯然，即使再怎麼苛刻的人，也知道司馬遷寫史，是有所本的，不會是憑空杜撰。 只是，在書寫方式上，他不會像今日之史學家一樣，把所有的材料出處，都標註在正文後面，而敘事，也是儘量生動，越活潑越好。當年的材料和傳聞，本身就很生動的。

事實上，他的敘事風格，我們在左傳上，也能找到。至於國語，戰國策，就更是這樣了。這裡，肯定有書寫者的想象和編排，那時的史家，不會把材料堆起來，就算完了。只是，我認為，在太史公那裡，這樣的想象和編排，還是合情合理的。

前人的歷史敘事，會被考古發現所證實或者證偽，《史記》也不例外。有人根據雲夢秦簡，證明當年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司馬遷的說法是錯的，因為，秦律之中，並沒有”失期當斬”的條文。這場造反，應該有別的解釋。

在雲夢秦簡中，秦律對於服徭役的人失期，即延期不報到，是要罰款的。但是，陳勝吳廣是戍卒，事關軍機，如果失期，則要被刑罰。雲夢秦簡併不完全，如果像陳勝吳廣們當年那樣，因大雨長時間的失期，引發前線的問題，會遭遇什麼懲罰，真的不好說。失期當斬，也不是不可能。因為，我們都知道，秦律相當嚴苛，而且條文縝密，性質相同的問題不同的行為表徵，就會有不同的懲罰。最關鍵的是，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發現秦律有不可抗拒原因免責的條款。

所以，陳勝吳廣們當年，遭遇特別嚴峻的對待，也是完全可能的。否則的話，押解他們的軍吏，即使處於方便押解，也理應給這些人一個解釋。

這場被人們廣為知曉的起義，肯定是發生過（這一點，沒有人懷疑）。

之所以揭竿而起？大背景，當然是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勢。頻繁地徵發，嚴苛的暴政，已經讓人們不堪忍受。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既便這夥人非死不可，也不見得要造反不可。因為造反之後，自己的家人境遇會很危險。而失期當斬的說法，其實只是陳勝吳廣藉以煽動人心的一種說法，一個由頭。

當然，沒有這個由頭，讓這幫農民豁出去造反，也是很難的。但是，暴虐，不把百姓性命當回事的秦政，恰恰給了別有用心的陳勝吳廣這樣一個由頭。嚴苛的秦律，沒有不可抗力的免責條款，無論是否真的失期當斬，都會讓人相信，他們的下場不妙。

所以，有史以來被人記錄的第一場農民起義，事實上，跟此後的多次起義一樣，依舊是一場官逼民反的起義。恰是秦政、秦法，導致了這場迅速引發連鎖反應的農民造反。

秦朝若真是暴秦，天下就不可能暴亂起來，為什麼呢？若秦是暴秦，首先會滅掉被佔領的各國王公貴族大臣，為什麼呢？因為要復辟要報仇的，也只有各國的王公貴族和大臣，也只有他們才有實力和號召力，而事實上秦始皇並沒有殺掉他們，只是統一了國家的法律，文字，文化標準，商業標準，工業標準，金融標準等標準。

原被秦朝滅掉化國家，除了統一了國家的各類標準，沒有自己的野戰正規軍，事實上就是高度自治，擁有自己的保安部隊和城防部隊。所以有人出來造所，在反政府軍的號召下，那些想復辟的各類人員，加入了反政府的武裝力量，所以在很短的吋間內做大做強了，為什麼呢？因為其它被秦朝滅掉的國家，因為高度自治，基本沒有秦朝的中央軍駐守，所以反政府軍才一路高歌，打進了秦朝的大本營本土。由於大秦帝國的精銳部隊，都在駐守邊防，北剿匈奴，南防南越，留守大秦帝國大本營的軍隊，基本沒有野戰軍，基本都是戰力很差的城防軍，所以不敵反政府武裝，最後被各路反政府武裝給滅了。

聊這個問題得先從“手機”繞一圈。

我是頑固的小屏黨，以前買了2臺小米8SE，1臺小米9SE，到了小米10，SE系列沒了。沒辦法，4月份買了蘋果SE2。這是我第一次用蘋果手機。一段時間以後，總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感受。該怎麼評價蘋果手機？我覺得一句話足夠了：大家說的都對。

確實漂亮好玩。很薄，不像手機像卡片，特別適合去超市購物和吃飯支付。揣在兜裡不累贅，開啟支付寶很快。聽歌、聽講座很方便。完全契合我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訊號真不行，續航略微不太夠用。

之前在網上看到過很多對於蘋果手機的評價，有誇的，有罵的。玩幾天以後發現，大家說的都對。

而且我覺得真正有意思的是：大家說的都對，這句話、這個感受。

這句話適用於歷史、政治、軍事、國際......很多地方。很多事都能套上。同樣一個人、同樣一件事、同樣一個東西、同樣一個國家，有人誇，誇的跟花一樣，有人罵，罵的跟渣一樣。哪個對？都對！分享一個小技巧，想得到真相很容易，把誇的人說的話扣除85%的水分，把罵的人的話也扣除85%的水分，再把兩者加到一起，應該差不多了。別人說的話，85%的水分是一定要扣除的，這是基礎。總有人拿一堆水貨假新聞、月經貼搗亂，什麼殲31要上艦了、殲10已經出口了、合同都簽了，印度嚇尿了、只有中國有30顆氫彈、世界大戰要爆發了......這沒辦法討論。注水假新聞，怎麼討論？想要真相、想追求真理，得先分辨真假，扣除虛假成分，然後把反正面放到一起綜合考慮，不能只站在一個視角看問題。

抱著一堆注水假訊息，還站在一個角度不變，非常要命。

當然，有的人樂意站隊，樂意單純的罵或者誇，樂意發洩情緒，很爽，那是另外一碼事，不在探討之內。

“大家說的都對”這句話，剛好也可以套在秦朝的問題上。

秦朝是不是暴秦？沒爭議，早有定論、公論，就是暴秦。

秦的崛起始於商鞅變法。商鞅變法使秦強大，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商鞅充分激發了人性中惡的一面，充分的激發了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實施軍功爵制，砍掉一顆敵人的首級會得到巨大的封賞。只要砍下敵人的首級，士兵以及自己的親人，生活會獲得巨大的改善。這讓秦軍變成了野獸，在戰場上作戰極其瘋狂。雖然前些年的紀錄片把秦國的弩箭誇的很神奇，但秦國的裝備，在當時並不是最先進的，甚至是略微落後一些。韓趙魏的武器都很先進。是因為秦軍受的刺激更強烈，惡、暴力的基因啟用的更充分，導致他們作戰更兇猛，在戰場上獲得更大的優勢。

對內，商鞅嚴刑峻法，把整個國家從上到下，從大臣到百姓管的死死的。同樣是靠激發國家機器的惡、殘暴去恐嚇，去鎮壓，讓臣民馴服，不敢有異議。只能老老實實的按統治者的意願行事。讓你幹活你就得幹活，讓你打仗你就得打仗，讓你生你生，讓你死你死。

商鞅來秦國，最初是向秦王推薦帝道，秦王不感興趣，之後推薦王道，秦王不感情趣，最後推薦霸道，秦王很感興趣。

帝道與王道，是正道大道。是用善、柔治理國家，或者說善惡、柔暴兩手治理國家，但效果太慢。齊國，走的是這條路，所以他被秦滅了。霸道的好處是見效快，立竿見影。但死的也快。如果秦王採用商鞅的帝道、王道，秦國可能會晚幾百年統一天下，但也會持續幾百年，就像周，不至於二世而亡。

霸道靠純激發人性惡的辦法註定不會長久。道理很簡單：痛苦。惡、暴和痛苦是正比關係，越惡越暴越痛苦。這種痛苦不僅僅施加在被征服的國家和人民身上，也施加在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身上。惡的程度很高、暴的程度很高，痛苦的程度很高。但畢竟都是人，不喜歡痛苦喜歡快樂是本性，即便是秦人。當痛苦到達極限，超過了大家忍耐的極限，一起鬨，強大無比的秦朝，沙堆一樣坍塌。

龐大的王朝瞬間坍塌，他一定是惡的、一定是暴的、一定是讓大家痛苦的。不然的話無法解釋他為什麼會滅亡。秦朝只維持了14年，非常短暫，是現實情況，他的“暴秦”也是必然。現在確實有不少人宣揚秦的種種好處，但只說這些，說的太過太誇張，秦為什麼滅亡就講不通了。

那秦就是單純的惡、暴嗎？也不是。不然邏輯也講不通。

只講惡不講善，這個國家立不起來。如果秦國純惡純暴，他維持不到統一六國，自己提前崩盤了。

他肯定也有善的一面。

最起碼一點，國家、統治者得講信用。不能說話不算數，朝令夕改，反覆無常。今天賞給我的，明天一個令你又收回去，絕對不行。

商鞅變法以後，秦國在戰場上，在外交領域，不講信用。對內還可以。商鞅變法也正是從立信開始。把這個柱子從東面搬到西面，賞你一輩子花不完的錢，說給就給，你敢搬我就敢給。信用立不住，國家也立不住。

軍功爵，說斬一顆首級給你多少獎勵就給你多少獎勵。這塊咱們沒證據說明秦王講信用，但可以推理出來：如果這一次人家拿著首級找你領賞，你不給，或者縮水，屬於失信，下次大家就不相信你了，自然不會再為你賣命。但秦軍歷來打仗很熱心很積極，側面也能看出來，秦王是守信的。

難得！

很多朝代的動亂，都與統治者的誠信有關。軍隊、武將有了功勞，皇帝耍賴，捨不得賞賜，最後離心離德，釀成惡果，很常見。秦在這方面做的應該很好。不然解釋不了秦軍的戰鬥力強了幾百年。

後世很多朝代的軍功都是皇帝憑心情賞，多少隨心情定。甚至說好的封賞，回頭就不認賬。秦有嚴格的制度，很細，多大的功對應多大的賞賜，明碼實價，再加上統治者講信用守規矩，既讓大家明明白白消費又很放心，效果很好。

如果秦的統治者不講信用，信用破產，撒謊成性，必然會失去軍民大臣的支援，自己早就提前滅亡了，熬不到統一天下，充其量被別人征服，不可能大家團結去征服別人。

講信用是一種很高階的善。

古代打仗糧食是關鍵，三天不吃飯，百萬雄獅也會變成待宰羔羊。當時生產力落後，能富裕出糧食供應部隊，非常難，是大事。國家不但需要大量的部隊打仗，也需要十倍幾十倍的農民去種地。徵兵重要，徵農民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當時各國不僅要搶地盤，也要搶人口搶農民。但又不能總是靠打仗去搶，所以要靠：移民。

把其他國家的人民吸引到自己家來種地，是一項重要工作。秦在這方面做的也很不錯。中後期，秦國的情況是當兵打仗的以秦人為主體，在後方種地的，很多都是其他國家移民過來的老百姓。

想把其他國家的老百姓吸引到自己國家種地，很明顯，靠惡、暴是不行的，要靠善、柔。秦要給出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才能讓別人心甘情願離開自己的國家，跑這裡淘金。所以秦要說你來了，我給你多少地，然後稅收有什麼優惠。來的這移民必須要讓他們過好日子，在秦國生活的很幸福美滿，才能起到示範作用，吸引更多的移民來種地。

秦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糧食充足是必備條件。長平之戰就是趙國的糧食先耗盡，等不起，趙括才冒險主動出擊。如果秦國的糧食先吃沒，輸的就是秦了。秦的糧食多，也能倒推出他的農業搞得不錯。想把農業搞起來，也必須先讓農民活好，能吃飽能幹活。農民被剝削的太重，都餓死了，餓跑了，自然也就沒糧食供應部隊。

從糧食產量上能看出，秦的農民，日子過的還可以。不會太惡劣。裡面肯定有統治者善待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秦法嚴酷，偶語棄市，走在大街上，倆人閒聊，直接拉到菜市口砍頭。所以當時的局面應該是：規矩非常細、非常嚴，不守規矩，直接砍頭剁腳。守規矩，還保證你日子能過下去。總比那些被滅國被屠殺的人強。有功，賞，有過，罰，絕不含糊。一套下來，最顯著的成果就是：聽話！所以不能單純的說他暴，更不能說他好。

秦始皇這些年有個亮點：不殺功臣。他確實沒殺功臣，最起碼有名有姓的大功臣，沒見過。呂不韋是自殺。而且就算秦始皇真殺了呂不韋也有情可原。呂不韋作為秦國的相，下臺以後不斷會見其他國家使臣，典型危害國家安全。就算秦始皇有些嚴酷的案例，但跟劉邦、朱元璋比，還是很仁慈，對自己人不錯。出現這種情況還是跟秦法有關係，犯法堅決殺，不犯法堅決不殺，統治者依法行事，不按自己的性子來，事情就好辦。作為大臣，法律再嚴酷，我不犯就好了。法律明文擺在那，條理清楚，不和稀泥，大家有法可循，自然不會犯，皇帝自然也不會殺。

明朝已經有三法司會審，制度相當先進，和現在的司法制度很像。但是，沒有用。因為明朝還有：詔獄。皇帝下旨直接抓人，錦衣衛自己審，幾乎不會有人活著出來。皇帝自己把制度破壞了，大家無法可依，只能聽天由命，也就亂套了。

在這點上，秦做的恐怕比後來的絕大多數朝代都要好。秦法雖嚴但不亂。有些法看著寬鬆，看著慈悲善良，但最後往往變成好人吃虧壞人佔便宜，大家無所適從。看著寬鬆，但說你犯法就犯法，說你沒犯就沒犯，昨天不算今天算，非常要命。

朱元璋生前說的好好的，不許重用宦官。但到了他兒子，就開始重用宦官，一直到崇禎亡國，一直重用宦官。很多時候統治者自己破壞法律。秦依法治國，從統治者開始，帶頭守法，不破壞規矩，比較罕見。

秦始皇不濫殺功臣，你沒犯法就不殺你，有功按規矩賞。

秦，不能單純的依靠惡、暴。他肯定要維護一群人，讓這群人獲得好處，然後再讓這群人去打另外一群人。要維護的群體，需要一定的善、柔：吃飽飯、有力氣、有奔頭。

秦國奮鬥幾百年最終統一天下，這是事實。這裡面必須有他好的因素支撐。

而秦朝二世而亡，迅速崩塌，也是事實。這必然是因為他壞的因素太多。

暴秦是真的，但並不妨礙某些人所說的優秀地方也是真的。兩下加一起才是真正的秦，只不過在比例上應該明確一下，我覺得秦75%是惡，25%是善。一點善沒有，不行。但善多了，譬如40%，他不會這麼快滅亡。縱觀歷史，40%善的朝代，維持200年問題不大：好管、聽話。有口飯吃就行，好死不如賴活著。大清還270年呢......沒有外界干擾，不可限量......

統一六國之前，75%的惡，25%的善，其實沒啥大問題，畢竟戰爭時期，大家艱苦一點，忍耐一點。統治者可以畫餅，大家也有個希望，打完仗了，日子就好過了。所以，秦能堅持下來，滅六國。但統一天下以後，還是這個比例，不行！希望破滅。仗雖然打完了，但還是痛苦受罪，看不到盡頭，沒完沒了的折騰。最後造反，散夥。

如果秦始皇完成統一以後做出調整，把惡的元素75%降低到60%，把善的元素25%提高到40%，也就沒事了。

秦不是沒有好的一面，只是比例太少。他也不是純粹的暴，只是比例太高。治大國若烹小鮮，手藝不行，火候沒把握好。

看待這些問題，要把大家說的放在一起綜合分析，都對。不能這個對那個就不對。

喜歡的，全是讚美，全是優點，絕對不允許有半點缺點，必須完美。討厭的，全是攻擊，全是缺點，絕對不允許有半點優點，必須完醜......喜歡，誇的和花一樣，不喜歡，罵的跟渣一樣，沒意義。

客觀的講，秦朝不是暴秦。而是沒有處理好發展和休養生息之間的關係，沒有團結更廣大範圍內可團結的力量，最終走向滅亡。

秦國地處西邊邊陲，相對於東邊的齊國、魏國等過，自然條件艱苦，自然資源匱乏。這些客觀條件造就了秦人要想存活於亂世，就必須奮發圖強，將秦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才不至於被其他諸侯國吞併。

經過從秦孝公到秦莊襄王一百多年的苦心經營，秦國在七國之中鶴立雞群，成為戰國七雄實力最強的國家，也是最有能力完成統一大業的國家。

隨著秦國不斷東出拓展疆土，勢必會與其他國家發生矛盾和戰爭。其他幾國打不過秦國，自然就會忌憚秦國，害怕秦國吞併自己，將秦國稱為虎狼之秦。這個時候，秦國是強秦。

秦國完成統一大業，結束亂世，建立大一統帝國。不僅是嬴姓家族及文武百官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還極大的消耗了秦國的經濟，致使統一後的秦國元氣大傷，民生凋敝。這個時候，應該順應民意，休養生息。

然而迫於北方匈奴的壓力，不得不修建萬里長城抵禦匈奴。修長城本來就是勞民傷財的事，再加上修皇陵，修宮殿，這對於戰後亟需恢復的秦朝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大量的民夫被徵調，大片的土地荒蕪，再嚴刑酷法，動不動就可能遭至刑罰，民眾生活狀況連亂世都不如，這自然會激起民眾的不滿。加上別有用心的人的推波助瀾，暴秦之名被坐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