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一詞,戰國時就已出現,當時只是學者的泛稱。但至戰國末期,為適應統一戰爭日益加劇的社會局面,各國不得不禮賢下士以確保統治安全,在這種情況下,齊、魏等國都設定了博士官,使學識淵博的學者充任參謀和顧問,確定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參與政議,輔助決策。因此,《續漢志》雲:“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博士制度是秦朝政治制度的一項創舉和重要組成部分,它適應秦朝政治實際需要而產生,並不斷髮展演變,對秦朝及後世的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秦朝的博士制度承沿戰國傳統,其職掌主要是,參加國家大政的商討會議。博士雖屬官職，但其最初在秦代設立時卻具有很高的條件，只有“博學多聞，博古通今，博貫六藝之士者”才能勝任此官職，這就形成了博士者群體在秦朝有很高的學術地位，並對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學術向秦代過渡以至向漢代合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據《史記》記載，秦有博士70人，證據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
秦之博士者在漢初學術復甦中佔有如此重要地位，主要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秦王朝的最高學術。 齊儒博士茅焦，被秦始皇封為上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敢諫，史載 “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茅焦沒有退縮，做了第二十八個諫者，並最終諫而有用。而從其諫語“臣聞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說苑· 正諫》)可以看出，其用陰陽五行家的觀念來正諫，並取得了效果，這為後來董仲舒徹底改革儒家起了一個先導的作用。伏生在其《尚書大傳》言“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也是對君王的一種約束。被司馬遷稱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因時而變，為大義而不拘小節的改革也屬於改革者的行列，他使的儒學成為了政治儒學。受秦代博士者影響的董仲舒，受業於秦之博士們，“三年不窺園”，終於完成了對儒學的改造。他不僅僅以原始儒家為主，如荀子禮法並重、刑德兼用的理論，同時還大量雜諸各家，如吸收了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乃至墨家學說中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為突出的是，在他專攻的春秋公羊學中，充滿了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並使陰陽五行思想成為漢以後儒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班固在《漢書·五行志》中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這一事實，而這些都是秦代博士給他直接或間接的啟示。其曾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中所說的“孔子之術”，顯然已經不是原來的孔子學說，也不是原始儒家學說，而是經過他和漢初其他儒家學者發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陰陽等各家學說之長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術”。而董仲舒作為儒學改造的極大成者，秦王朝的博士們的功績不可不談。
秦統一中國是有史以來具有開創性質的事件，秦對六國貴族實行殺戮、遷徙和流放,進行嚴酷的鎮壓;並收繳、銷燬六國兵器,拆除各國間阻礙交通的關塞、堡壘,設定郡縣統一管轄六國地區。但在文化上態度卻是特別優容的,秦始皇“悉納六國禮儀”，最突出的表現是博士制度的建立和擴大。從可考的博士看,其籍貫都在關東。這樣看來,博士是東方六國的政治代表,秦始皇吸收各國計程車人參加政府,設定博士官,讓他們參議朝政,從而組建了參議輔政集團,建立了博士議政制度。這其實是對東方六國的適應和妥協,以及對六國矛盾的化解,是秦始皇為鞏固剛剛出現的統一局面的統治術。據《西漢會要》載,有博士參與會議的,計有廢立,議宗廟,議郊禮,議典禮,議封建,議功賞,議民政,議法制,議罪罰,議大臣等項。博士參與這些重大的朝政決策,反映了統治階層對博士的注重和博士政治地位的重要。
秦的統一,“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正是秦始皇統一的政治觀的實踐。自此,“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這就成為秦始皇一統治國方案的基礎和依據。博士分別來自東方六國,體現著不同的區域政治利益,把他們集納入秦的政權機構,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一樣,是秦文化主體下多種亞文化相容的表徵。秦始皇使各區域政治勢力經歷磨合消隱後,建立了以故秦為中心的主體政治利益核心。
“博士”一詞,戰國時就已出現,當時只是學者的泛稱。但至戰國末期,為適應統一戰爭日益加劇的社會局面,各國不得不禮賢下士以確保統治安全,在這種情況下,齊、魏等國都設定了博士官,使學識淵博的學者充任參謀和顧問,確定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參與政議,輔助決策。因此,《續漢志》雲:“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博士制度是秦朝政治制度的一項創舉和重要組成部分,它適應秦朝政治實際需要而產生,並不斷髮展演變,對秦朝及後世的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秦朝的博士制度承沿戰國傳統,其職掌主要是,參加國家大政的商討會議。博士雖屬官職，但其最初在秦代設立時卻具有很高的條件，只有“博學多聞，博古通今，博貫六藝之士者”才能勝任此官職，這就形成了博士者群體在秦朝有很高的學術地位，並對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學術向秦代過渡以至向漢代合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據《史記》記載，秦有博士70人，證據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
秦之博士者在漢初學術復甦中佔有如此重要地位，主要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秦王朝的最高學術。 齊儒博士茅焦，被秦始皇封為上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敢諫，史載 “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茅焦沒有退縮，做了第二十八個諫者，並最終諫而有用。而從其諫語“臣聞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說苑· 正諫》)可以看出，其用陰陽五行家的觀念來正諫，並取得了效果，這為後來董仲舒徹底改革儒家起了一個先導的作用。伏生在其《尚書大傳》言“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也是對君王的一種約束。被司馬遷稱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因時而變，為大義而不拘小節的改革也屬於改革者的行列，他使的儒學成為了政治儒學。受秦代博士者影響的董仲舒，受業於秦之博士們，“三年不窺園”，終於完成了對儒學的改造。他不僅僅以原始儒家為主，如荀子禮法並重、刑德兼用的理論，同時還大量雜諸各家，如吸收了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乃至墨家學說中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為突出的是，在他專攻的春秋公羊學中，充滿了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並使陰陽五行思想成為漢以後儒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班固在《漢書·五行志》中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這一事實，而這些都是秦代博士給他直接或間接的啟示。其曾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中所說的“孔子之術”，顯然已經不是原來的孔子學說，也不是原始儒家學說，而是經過他和漢初其他儒家學者發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陰陽等各家學說之長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術”。而董仲舒作為儒學改造的極大成者，秦王朝的博士們的功績不可不談。
秦統一中國是有史以來具有開創性質的事件，秦對六國貴族實行殺戮、遷徙和流放,進行嚴酷的鎮壓;並收繳、銷燬六國兵器,拆除各國間阻礙交通的關塞、堡壘,設定郡縣統一管轄六國地區。但在文化上態度卻是特別優容的,秦始皇“悉納六國禮儀”，最突出的表現是博士制度的建立和擴大。從可考的博士看,其籍貫都在關東。這樣看來,博士是東方六國的政治代表,秦始皇吸收各國計程車人參加政府,設定博士官,讓他們參議朝政,從而組建了參議輔政集團,建立了博士議政制度。這其實是對東方六國的適應和妥協,以及對六國矛盾的化解,是秦始皇為鞏固剛剛出現的統一局面的統治術。據《西漢會要》載,有博士參與會議的,計有廢立,議宗廟,議郊禮,議典禮,議封建,議功賞,議民政,議法制,議罪罰,議大臣等項。博士參與這些重大的朝政決策,反映了統治階層對博士的注重和博士政治地位的重要。
秦的統一,“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正是秦始皇統一的政治觀的實踐。自此,“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這就成為秦始皇一統治國方案的基礎和依據。博士分別來自東方六國,體現著不同的區域政治利益,把他們集納入秦的政權機構,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一樣,是秦文化主體下多種亞文化相容的表徵。秦始皇使各區域政治勢力經歷磨合消隱後,建立了以故秦為中心的主體政治利益核心。